“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这话的意思,显然是在挑战传统士大夫们的夷狄观。直到光绪六年(1880年),“国家级”学者王闿运还在其《湘绮楼日记》里如此批判郭嵩焘:“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指郭)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
王闿运坚决不肯承认西方人是“人”,而坚持认为他们仅仅是“物”,不过是通了些人气,于是变得奸诈虚伪罢了。
郭嵩焘深知王闿运的观点市场之广,光绪四年(1878年)的时候,他就哀叹过:“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
郭氏远在英国,但也应当想见得到,他的这些言论已足以点燃大洋彼岸一整个民族的知识阶层的愤怒——同行的副使刘锡鸿即已在使馆内部高调宣布与郭彻底划清界限:“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批判改革,终成众矢之的】
“汉奸”郭嵩焘却意犹未尽,终于将他批判的锋刃挥向了“同光之治”的根本重地——晚清自强改革。在一封自伦敦寄给李鸿章的书信里,郭嵩焘对自强运动领袖彻底否定了以仿造“坚船利炮”为□□的晚清自强运动:“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一闻修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
与此同时,国内士大夫对郭的攻击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在当时算得上是个开明人士,也上疏弹劾郭嵩焘,说道:“《纪程》之作,谬轾滋多。朝廷禁其书而姑用其人,原属权宜之计……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于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体而已。”——意思是说:朝廷禁掉郭嵩焘的书,还继续任用他,恐怕无法给汹涌的民意一个交待。
朝廷的“交待”于是应运而生。曾慰言“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的慈禧太后,这一次的诏书却声色俱厉:“本应立予撤回,严行惩处,以示炯戒。姑念郭嵩焘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为完结……倘敢仍怀私怨,怙过不悛,则国法其在,不能屡邀宽宥也!”
刘锡鸿:洋人强盛是因为学习了我们的末节
【同使西方,结论南辕北辙】
随郭嵩焘一同出使的副使刘锡鸿,后来成了中国的第一位驻柏林公使。这位广东番禹人在咸丰、同治年间只在刑部做过员外郎一类的小官,并无郭氏在朝在野那般显赫的名声,其能成为使团成员,缘自个人自荐和郭氏的举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