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说：“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至拂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
左宗棠尤其重点提及，事件的起因是丰大业首先向中国官员开枪，咎在法国，老百姓闹事是事出有因。如果只是索取点赔偿，可以允许，但反对以无辜百姓的性命抵偿。
他说：“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津郡事变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与之为难。虽受迷无据，而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王三虽不承招，武兰珍则生供俱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百姓之哄起，事出仓卒，非官司授意致然。丰领事且以洋枪拟崇大臣、天津令，从人已受伤矣；其时欲为弹压，亦无从弹压之?愚见法使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一则津郡民风强悍，操之过蹙，必起事端。万一如该公使所言，激成变乱，中国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
最后，左宗棠得出自己的结论：“津民哄然而起，事出有因，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民心可用，“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千万不可仓猝就拿中国人去给洋人抵命，以免失了人心。
民意可欺：朝廷屏蔽曾国藩为民众辩护之辞
五十九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久受眩晕病症的折磨。四月十九日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写道：“十六日余患眩晕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状如常，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仍似好人。”“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也是日记中常见的内容。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正真切地感受着自己大限的临近。他让自己的学生、两江总督李鸿章运来做棺材用的建昌花板木材，以备后事。结果木料却和朝廷的谕旨同日抵达了保定府——朝廷知道曾国藩重病缠身，谕旨里殷切询问“最近身体怎么样”，却又意味深长地问及“这个事件你能处理吗”。曾当然明白朝廷的真意，况且教案发生在自己治下，置身事外亦无可能。
在给长子曾纪泽的遗书里，曾国藩表述了对此行的极度悲观：“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十几天后，7月21日，他的一封《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使全国舆论瞬间为之哗然，曾本人也迅速从道德圣人沦为举国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其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