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与“自由”在自由理念层面的对接。首先，我们要确认老子是轴心时代的自由神。郭沫若称蔡元培为“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蔡元培称孙中山为“中国自由神”。胡适弟子称胡适为“自由男神”（有别于自由女神）。作为“中国林肯”的孙中山是共和自由神。崇拜民主党总统威尔逊的胡适是民主自由神。他们发现了轴心时代的古典自由神--老子。胡适指出：“中国思想的先锋老子与孔子，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孙中山将《击壤歌》称为“先民自由歌”，强调“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亦是表示人民极自由的意思”。（《孙中山全集》第5卷）郭沫若认为“老子与庄子尤极端反对三代之宗教思想，憧憬于三代以前之自由思想与自然哲学，而奉为自己的学说之根底”。（《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叶秀山说：“老子书中似乎未说’自由‘，但却多次提到’自然‘，都是’自由‘的意思。”“在老、庄思想中，’自然‘就是’自由‘，’自由‘就是’自然‘。”（《漫谈庄子的“自由”观》）宫哲兵指出：老子“信仰在天之道，人之道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自然性的神--道。”“老子就是道，老子就是神，道就是神。”（《道是自然性的神》）自然即自由，自然神亦即自由神。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专家邓正莱确认“《道德经》就是中国的自由宪章”。人间的自发秩序就是“天道自由主义政治秩序”。（《老子文化与现代文明》）其次，再来分析严复为什么成为转型期的中国自由主义先驱？1977年，李泽厚提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严复的’自由‘、谭嗣同的’平等‘、康有为的’博爱‘，完整地构成了当时反封建的启蒙强音。”（《论严复》）黄克武著《严复晚年思想的一个侧面：道家思想与自由主义之会通》，文中说：“严复是以传统的心灵架构为基础，来了解米尔式自由民主思想，同时他也以得自西方的进化论、自由主义等观点来批判、诠译传统”，强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老庄思想与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相会通”。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有过专门研究的胡伟希明确指出：“在中国近代，首次较全面地介绍与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是严复。”作者的结论是：“20世纪中国的自由思想家们尽管仍会从西方近现代引进各种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但无一能绕过严复的思想。在这种意义上说，严复堪称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严复》）再次，严复作为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先驱，在自由理念层面对接上，进行了开拓性的译介、梳理与会通。他发现并译介了赫胥黎《天演论》的自然自由，弥尔《论自由》的个人自由及其权界，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济自由与政府干预，孟德斯鸠《法意》的政治自由及法律规范，等等。他分辨并梳理了若干个自由范畴及相互关系，如古今对比的自繇（古典）与自由（现代）；周秦对比的自由（多行）与不自由（多病）；汉高、唐太同秦、隋之君的自由（无事）与不自由（欠无事）；中西对比的不自由（行常病）与自由（行常通）。他解读并会通了“安”与“自由”，实现了哲学范畴层次的对接。严复重视“安时处顺”，又重视“依乎天理”，认为“安时处顺是依乎天理注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养生主》评语）刘笑敢将“安命论”与“逍遥论”作为庄子人生论两个方面，“在庄子看来，安命必无为，无为则安命，两者是合而为一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安时处顺是依乎天理注脚”，亦即“安命”与“无为”的合二为一。孟德斯鸠说：“政治自由是要有安全，或是至少自己相信有安全。”（《论法的精神》）爱默生说：“生活是安全的，个人权利也是安全的；没有安全，有什么自由？”（《英国特色》）蔡元培的“自给自管自卫”（即博爱平等自由）中的“自卫”，也是从“安全”考量的“自由”。可见，严复会通“安”与“自由”是近代自由主义先驱同轴心时代自由神之间的神交与对话，必将成为自由史话中的精彩篇章。
关于“太”与“合群”（或“民主”）在政治学说层面的对接。（1）严复指出：“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主客评议》）又强调：“盖因外患，而求合群并力，而立政府之机关。”（《政治讲义》）雷海宗将“三大义”中的“博爱”归纳为：“（a）国家主义--反对地方思想；（b）国家富强之目标。”（《西洋文化史纲要》）这里，既解答了“合权”、“治群”之事，“谓之民主”；又看出“合群并力”抗击外患的救亡图强，同“博爱”的关系。严复将“太”解为“合群”，既突显了“民主”，又不背“博爱”求“富强”的本意，而且隐含着严复政治哲学“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以富强为体，以自由宪政为用”的两个基本点。（2）严复说：“老子言作用，辄称侯王，故知《道德经》是言治之书……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点评〈老子〉》）胡适说：“当时的有心人，目睹这种现状，要想寻一个补救的方法，于是有老子的政治思想。”“我述老子的哲学，先说他的政治学说。”（《中国哲学史大纲》）沈善增提出一个明确的命题：“《老子》是站在民本立场上专门对侯王说的政治哲学书。”（《还吾老子》）这同严、胡、郭三人的观点是相一致的。严复考察英雄来刻谷士治理斯巴达的经验，“则知其作用与老子同符。此不佞所云，黄老为民主治道也。”（《点评〈老子〉》第三章）李世东等认为：稷下黄老之学与田齐称霸、西汉黄老政治与文景盛世、垂拱而治与唐初贞观盛世、明初休养生息与仁宣之治、轻税减赋与康乾盛世，统称“道家理论与中华五大盛世”。（《老子文化与现代文明》）商原李刚将老子的政治文化，称为“道治文化”（与礼治、法治相比较），它“是中国古代文化比较典型的民主、自由理念及行为取向模式”。作者将汉初休养生息政治与魏晋败亡，作为分析道治文化正反两方面的例证。这以后，“作为潜流和支流继续发挥着一定的政治作用。”（《道治与自由》）也就是说，只有文景的休养生息同黄老关系较为直接，也十分成功。（3）萧公权用两个第一部来评述严复的《政治讲义》，即“中国人自著政治学概论之首先一部”，“清末之第一部政治科学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严复同老子的政治学说层面的对接，是通过《道德经》和《政治讲义》在最高层次进行的最高水平的对话。“《政治讲义》证明宪政为政治演化之最高境界。”（《中国政治思想史》）这种“政治演化之最高境界”在严复政治学说的两个基本点中展开：一是自由与民主的体用关系。严复多次讲：“周人多行，秦人多病。”“所谓行者，当是自由之意。”这是说“多行”、“多病”即自由、不自由之分。不过这是唐虞三代至今所谈自由的特例，“舍此而外，不概见也。”（《政治讲义》）对比西方，“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论世变之亟》）什么原因？“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原强》）他强调“治国宜听民之自由、自化”，“凡可听民自由者，应一切听其自为自由”。（《庄子·应帝王》总评）因此他以政治自由的有无，作为区分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标志。“吾欲以国民所享自由多寡，因之区别国家。”（《政治讲义》）有政治自由即民主国家，无政治自由即专制国家。自由在上位，自由先于民主。这是严复主张“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深层原因。二是富强与宪政的体用关系。严复强调，民主宪政代替专制独裁是历史潮流。“天演者，时进之义也。”“所用者是天演术，是历史术。”又说：“有历史即有科学……如老子，如史迁，其最著者。”（《政治讲义》）他认为“政治与历史关系密切”，“是故自由立宪，限制君权，议立大典，定国民应享权利等语，皆五百年来产物。”（《政治讲义》）同样是依据历史经验作出的结论，即“谓国家治权轻重，因自由多寡，常与国之外患内忧，比例而立”。（《政治讲义》）近代中国处于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之中，因此在富强与宪政的两难选择面前，严复也只好坚持富强在上位，富强先于宪政，采取“富强为体，自由宪政为用”的运作思路。这也是近百年来，经由外患内忧的折腾，使中国的宪政迟迟不能诞生的重要原因。
关于“平”与“平等”在调适智慧（和谐哲学）层面的对接。这个层面的对接，是元典哲学之父老子与启蒙哲学初祖严复，两位大道哲学的智者之间的对话；也是玄同齐物的元典理想，同群己权界的启蒙要义，坚持以平等为中介，调节自由（个人）与博爱（群体、合群）之间的关系。
第一，老子作为元典哲学之父，胡孚琛认定“老子是中国的哲学之父，也是世界的哲学之父。”（《再生的老子·序》）（1）从智慧形态看。原始道家类型是唯一未中断的典型的原生态生存智慧，有别于欧的次生态、美的再生态文化。（《新道家文化战略》）（2）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看。张远山认为：“从伏羲到老聃，中国实现一元论的哲学突破”，“未被先秦收复失地”。希腊、印度在哲学突破后，“很快就被宗教收复了失地”。（《书屋》2011.7）（3）从中西方哲学之父相比较来看。叶秀山指出：老子“要比秦利士（西哲之父--笔者）、阿那克西曼德深入和丰富得多。”（《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辑）（4）从“纯智性工作”来衡量。韦政通认定：孔、孟、荀是思想家，墨是行动家，老子“是一个具有冷静理智的哲学家”，“作为中国最早哲学家的老子，在纯智性的思想方面”有特别建树。（《先秦七大哲学家》）（5）从诸子之间的关系看。李宗吾认为：“老子的学说是总纲，诸子是细目，是从总纲中提出一部分……却不能出于老子的范围。”（《中国学术之趋势》）吕思勉同样认定：“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先秦学术概论》）陈柱说：“道家出于史，史为道术之总归，故道家可名为道。诸子之学为道家之支与流裔。”（《诸子十六讲》）
第二，梁启超在《广诗中八贤歌》中称严复为“哲学初祖天演严”，意为创立启蒙哲学之初祖、译著天演论的严复，将严复定位为中国近代启蒙哲学之初祖，即启蒙哲学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理念最早的播火者，又是将道学复兴作为启蒙使命的第一人，这是客观的、可信的。（1）启蒙的要义在于“群己权界”。秦晖反思启蒙时强调：启蒙的要义在于“群己权界”的划分，“启蒙提倡的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个人和集体之间的一个分界。”他又说：“这一点中国人一开始接触启蒙的时候就已经理解得很透彻，就是严复讲的那个’群己权界‘。”（《在继续启蒙中反思启蒙》）（2）“平等”是调试“群己”关系的逻辑中介。杜威坚持以平等为中介调节“八十九年之大义”的内部关系，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群己关系。他认为自由偏重个人，博爱偏重社会，平等是包括个人、社会两方面的。（《胡适全集》42卷）（3）严复用“群己权界”对接老庄的“玄同齐物”。张岱年将“道先天地、逍遥悬解、玄同齐物、全生贵己”四项，作为道家玄旨。（《道家玄旨论》）后三项与老、庄书的前三章（篇）相对应。张氏认为老的玄同，庄的齐物，是追求一种无差别境界，“对于社会上贵贱区分是持批评态度的”。（《道家玄旨论》）严复评点老、庄，总评均写在第二章（篇）的篇首，说明他对于体现“平”与“平等”的玄同齐物的关注。严氏认为“《齐物论》之和以天倪”，“由是群己之道交亨，则有德充之符焉”。（评点《庄子》）黄克武所说“严复认为群己平衡也是道家的真精神”，（《严复思想新论》）这个判断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