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兆新
黄乃裳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其父是农民兼木工，他少时半耕半读，从12岁开始每天要放牛割草砍柴或跟大人下地干农活。在农忙季节，他还要随大人出外打短工。由于他勤奋好学，除在私塾里学“四书五经”外，还借阅了不少其他经史子集之书，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教育。他18岁接受美国传教士薛承恩牧师洗礼，并跟随许扬美牧师学习和传道，而后在福州东街福音堂任职，后被年议会推举为书记，负责编辑年会录达五年。26岁黄乃裳与美国传教士武林吉共同创办《郇山使者》日报。他在教会工作期间一方面认真工作，一方面刻苦学习英文、历史、教育、法律、管理等知识，并开始把一些经典英文著作翻译成中文或福州方言（共与他人合作翻译十一本著作）。经过艰苦磨炼，他逐渐成长为一名报社记者、编辑、政治评论者。
29岁那年，黄乃裳考中“秀才”，31岁起任教福音书院，并兼职于美以美会，33岁参与创办英华书院，直到43岁，十多年都是从事教育事业。他46岁中举人，47岁赴京参加会试，并参加著名的“公车上书”，接受维新变法思想，48岁（即1896年4月28日），他创办了福建省第一张报纸--《福报》。1898年初，他与长男景岱同赴京师会考，并参加林旭等360余名福建举人的抗议活动，还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六君子进行维新变法活动。随后，慈禧发动政变，维新运动因被镇压而失败，黄乃裳归闽避祸。这时，黄乃裳在“爱国为民”的人生之路上遭到很大的挫折，感到非常失望。但是，因他为人正派，做事认真，在基督会务、新闻办报、文化教育、科学进取等方面均有突出成就，得到社会的认可，在社会上有很强的影响力，成为知名学者、社会名人、绅士。他没有停下步伐，继续思索救国之路。为了给贫苦农民找生路，也为了暂时回避清庭的淫威，他率领福建闽清等县的农民到沙捞越垦荒。1904年垦场初具规模之后，他回国参加辛亥革命。
黄乃裳一生“爱国为民”，做了许许多多难能可贵的事情，而参加辛亥革命运动、光复福建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功绩，这从他给新加坡陈楚楠、张永福的汇报函中可见一斑，可见他当时内心是何等的喜悦。黄乃裳参加辛亥革命的功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全接受孙中山民主革命主张，积极宣传民主革命
1900年7月，在新加坡，黄乃裳由他大女婿林文庆介绍与孙中山见面。在短短几天内，两人四次晤谈，黄乃裳接受了孙中山的观点：中国要富强必须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而前提是推翻满清朝帝制，舍此而采取其他温和手段都不能成功。实际上，早在1898年黄乃裳就认为：“视察官场与社会及满洲人状态，知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拯弊也。”也可以说他俩是“志同道合”。由于黄乃裳正忙于筹建马来西亚诗巫垦场，当时无法全力投入革命工作。四年之后，垦场已经初具规模，经济上也已能自食其力，再加上其他原因，他毅然离开垦场，投身民主革命。
1904年7月，黄乃裳从新加坡回国时，冒险随带了当地革命者翻印的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函封用《图存篇》）5000册及其他宣传资料，在福建、广东、上海等地广为散发，传播革命思想。张永福在《黄乃裳君传》中写道：“他将所携《图存篇》密赠至罄，闽中有志之士相借传观，或手持一书以熟悉诵，人心之变弥漫全闽。他启导之功，至宏至大，信不可没。”同一时期，黄乃裳还在上海会见了许多他的老朋友与革命党人，其中有教会李乐知先生，两人深谈四次，受益良多。他还会见了蔡元培、谢由巳、陈其美、马湘伯、林森、汤尔和蔡怡宜，以及苏、杭、申等地报业主笔数十人，讨论革命党从何着手。闽中学生会以林森为首于英租界组织欢迎会。宋教仁由常州中学闻讯来到上海，他在家设宴招待。在上海四十多天的时间，他会见了各方名流闻人。
二、积极投入民主革命，筹划武装斗争
（一）参加同盟会，为起义做准备工作
1904年黄乃裳离开“垦场”后，他开始考虑如何进行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他与福建、广东的革命党人在漳州与潮州两府十几个县进行考查和调研，找了一百多人进行联系和交谈，宣传革命道理，最后选择福建与广东交界的饶平黄岗作为起义的地点，并开始进行筹备。1906年6月，黄乃裳应孙中山的邀请前往新加坡，在晚清园，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新加坡支会。期间，黄乃裳向孙中山汇报了福建与广东准备进行武装起义的情况，一起汇报的还有潮州的许雪秋、陈宏生。黄乃裳向孙中山推荐，潮州饶平县的黄岗可作为理想的起义地点。孙中山对黄乃裳的建议十分赞赏，并指示他继续筹划起事，同时发电东京同盟会会员加以配合起义。根据会议分工，黄乃裳负责福建方面工作，联络革命力量，策应相机举事。以他为中介，沟通福建、广东及南洋革命党人之间的联系［5］。
（二）参加组织潮州饶平黄冈起义
黄乃裳从新加坡回国后，马上着手筹措黄冈起义。这时，陈宝琛在福建总督府当官，负责办理福建漳厦铁路，缺乏资金。陈宝琛知道黄乃裳在东南亚华侨中威望很高，就请黄乃裳去新加坡设法为铁路资金招股筹款。黄乃裳抵新加坡后，一方面进行招股筹款，圆满完成筹款任务；另一方面与新加坡的革命党人张继、邱叔园三人一起，与保皇派康有为、梁启超进行大论战，打得保皇派溃不成军，大获全胜。1907年2月，黄乃裳带着百万元的筹款返闽，由于工作繁忙，精疲力竭，加上严重胃病复发，无法赶到潮州亲自参加黄岗起义。许雪秋等匆忙决定起义于2月19日举行，不幸当天遇上狂风暴雨，加上计划不周，前头抵达的队伍见无人接应，就自动撤走；后头来的起义军见空无一人也就解散了，第一次的黄岗起义也就这样流产了。黄乃裳与许雪秋、陈宏生等人又筹划第二次黄岗起义，决定5月22日举行，但由于泄密，清军提早破坏，加上革命党人内部不协调（指的是许雪秋与陈宏生之间），仓促举事，占领黄岗5天后，终因缺乏枪械弹药，起义又失败了。
（三）为民主革命培养大量青年骨干
黄乃裳德高望重，不仅处处受世人敬仰，他的言行对当时的许多革命分子有重大的启发和影响，为民主革命培养大量青年骨干。被誉为南洋革命党第一人的陈楚楠是黄乃裳的多年好友，其原来的种族观念改变多由黄乃裳启导之；黄岗起义的余既成、陈涌波、于通三位领导人，原是三合会的首领，是在黄乃裳的领导下参加组织、投身革命的。难怪张永福说：“黄君怂动其最信任之青年多人入粤。至黄花岗失事，闽人死义者占20位，其中为黄君之门第子在半数。黄君虽身不躬豫，其遥中声应束其爱徒为主义牺牲，厥功之伟，可谓不在烈士之下矣。”
（四）为福建全局考虑，协调革命党人力量
当时，福州革命群众组织已经普遍行动起来，厦门相对比较缓慢，但厦门离广东近，更方便于革命党人之间的联系。为革命工作需要，黄乃裳亲赴到厦门开展工作，应聘任教于厦门“同文书院”，后主笔厦门的《福建日日新闻》。他利用学校与报纸两个阵地，向学生及社会传播革命道理，鼓励青年投身革命。在厦门时，他立场鲜明地积极抵制“美货”，受清政府的镇压，但得到全国舆论的支持与同情。福建同盟会支会郑祖荫曾说：“黄乃裳是在厦门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是在厦门撒播革命种子。”
另外，1905年成立的“汉族独立会”是以郑权为会长，郑祖荫为副会长，是福建省实力最强的会党。可是黄乃裳从全局统筹出发，把郑权邀请到厦门协助他工作，把郑祖荫晋升为“独立会”会长。由此可见，黄乃裳与福建当时最重要的革命人物不但保持密切关系，而且郑权还居然放弃重要职责答应去协助黄乃裳工作。1906年夏“中国同盟会福建支会”成立，“汉族独立会”全部成员参加。原“汉族独立会”会长成为“中国同盟会福建支会”会长，即郑祖荫为支会长。郑权在厦门由黄乃裳推荐并由黄乃裳主持参加“同盟会”。这一切都证明了黄乃裳在福建革命党人中的影响力甚大，不是一般的革命党人。
三、根据孙中山指示，领导福建武装起义
（一）福建光复是由“中国同盟会福建支会”领导
黄乃裳是福建省资格最老的同盟会员之一。他表面上是英华、福音、培元三校的教务长，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教育、训练都是正常的事，没有引起外人的怀疑。所以，黄乃裳组织的“桥南社体育会”，其成员有学生、工厂的工人以及社会青年。后来这支队伍，成为由黄乃裳亲自领导的“桥南社体育会”青年学生组织的洋枪队、炸弹队，作为起义的基本力量。
（二）争取清军中的湘军参加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