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
2010年10月25～26日，由福建省社科联主办，福建省侨联和福建社会科学院联办，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和福州市侨联承办的“闽籍侨胞与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在福州隆重召开。来自福建社科院、福建文史研究馆、厦门华侨博物院、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大、华侨大学、龙岩学院、闽江学院等各研究机构、高校、研究会和方志委的专家学者，以及党政部门的领导和各级侨务部门工作者5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45篇学术论文，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福建华侨对辛亥革命的重要贡献。与会专家学者点面结合，从不同角度充分肯定闽籍华侨对辛亥革命的重要贡献。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李国梁教授在《再论南洋闽籍华侨与辛亥革命运动》一文认为，从南洋闽籍华侨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诸多表现来看，他们无论是在南洋侨居地或在中国故乡之地，都在发展革命组织、宣传革命思想、筹捐革命经费和参加武装起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武昌起义后的革命高潮中，闽籍华侨对福建光复运动的巨大援助，更是十分突出。福州、厦门、泉州等地的光复起义，都有归国华侨参与发动和领导。这是南洋闽籍华侨与辛亥革命运动关系中的一大亮点。
泉州市侨联顾问、泉州华侨历史学会顾问郑炳山等专家学者在分析晚清时期侨乡泉州社会概况的基础上，侧重分析泉州华侨从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等方面支持辛亥革命，认为泉州华侨心系祖国、支持革命、嫉恶如仇、淡泊明志的精神值得弘扬。
中共龙岩市委党校副教授俞如先在《二十世纪初汀州籍南洋华侨革命群体及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性贡献初探--以永定县籍南洋华侨为视点》一文指出，南洋永定籍华侨革命群体对永定县和汀州全境的光复，为巩固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建立的革命政权，为后辛亥革命时代延续、保护和巩固辛亥革命直接、间接成果均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在辛亥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童家洲教授在探索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基础上，简要评述辛亥革命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认为辛亥革命标志着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福州大学杨宏云博士在《闽籍侨胞与辛亥革命：地域文化视角的思考》一文侧重分析闽籍侨胞支持辛亥革命的动因，他认为相较于广东华侨参与辛亥革命的地缘因素来说，闽籍侨胞参与辛亥革命的动机和表现可以从文化视角来阐释。正是因为福建独特的地域文化塑造，使得闽籍侨胞参与辛亥革命的互动有了时代的契合性。因而，闽籍侨胞才积极踊跃的投身于辛亥革命。而且，今天的海外侨胞仍坚守着此种态势。
第二，对闽籍华侨与辛亥革命文献新解读。与会专家学者用大量的珍贵史料及相关文献分析闽籍华侨支持辛亥革命的史实，许多研究成果填补了侨史学界的空白。
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理事黄清海遴选了5件菲律宾同盟会会员林书晏先生的侨批，从中看出在辛亥革命前后，菲华及菲律宾同盟会与厦门、漳州有频繁的侨批书信往来，这些书信真实地记载了当时同盟会活动的情形，包括捐款寄钱、送刀剪辫子等。
侨批收藏爱好者苏通海、董美贞亦通过菲律宾华侨林书晏寄给原福建省漳州市海澄县（今漳州龙海市）黄开物的侨批和再次面世的《公理报》等珍贵史料，说明菲律宾华侨为支持辛亥革命倾心倾力、捐钱捐躯的史实。
侨批收藏爱好者林南中、郭榕飞从一批清末民初锦宅村黄开物信函中，找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三封信函，透过这些珍贵信件，得出闽南是光复时期革命党活动的重点地区、海外筹款支援国内革命活动，黄开物是光复时期的革命志士等结论。
福建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万冬青通过对若干件闽籍日本侨领王敬祥与孙中山等民国名人往来信函及证件等文献分析，反映神户华侨对辛亥革命的支援。
第三，辛亥革命中闽籍华侨代表人物评传。与会专家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闽籍华侨黄乃裳身上，亦有涉及陈楚楠、杨衢云、陈新政等。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黄乃裳毕生竭尽全力为振兴中华，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对国家、对社会、对家乡、对侨居地沙捞越诗巫（新福州），都作出了宝贵贡献。其主要事迹有积极宣传变革，参加戊戌变法；开发新福州，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革命意志坚；领导福州起义，作出卓越贡献等。
福州市社科联（院）副研究员萧忠生、萧钦侧重分析黄乃裳住在闽清会馆时，在台江一带活动的两大贡献：一是办教育，为国家培养一批建设和革命人才；二是积极筹备和参与领导辛亥福州起义，为福州光复立有功绩。
闽清县黄乃裳研究会副会长吴必銮则认为近二三十年来，侨史学界对黄乃裳的评价和历史定位--“维新志士·拓荒者·革命党人”、“爱国侨领·民主革命家”、“近代伟人”等过于粗糙和不够准确。他以为，称黄乃裳为“中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比较准确和符合历史真实。
闽清县黄乃裳研究会顾问张金泰认为，纪念缅怀黄乃裳的丰功伟绩和继承发扬其崇高精神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充分发挥侨乡优势，大力弘扬爱乡创业精神，积极引进侨资外资，大兴回归造福工程，为富民强县而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厦门市中山华侨研究会总顾问彭一万根据一些新的史料和陈新政本人的著作，着重论述厦门籍南洋侨领陈新政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他认为陈新政的历史地位为著名华侨企业家、辛亥革命在南洋的中坚人物、华侨文教事业先贤、世界华侨、华人风范等。
华侨博物院文博副研究馆员李丽认为辛亥革命唤起了陈嘉庚对祖国的热忱，革命结束后，他渐渐形成了一种“国民天职观”和自己的一套救亡思想，并付诸实践，由此展开了毕生自觉为国家社会服务的人生轨迹。
福建社会科学院刘凌斌助理研究员在《闽籍侨胞杨衢云与清末民主革命》一文回顾闽籍华侨杨衢云创办辅仁文社，与孙中山携手合作，出任兴中会首任会长，参与策划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直至为革命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历程和人生轨迹，并对其历史功绩作出客观评价，认为杨衢云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投入了毕生精力，他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福建社会科学院廖萌助理研究员侧重分析闽籍华侨陈楚楠由维新派转变为革命派的原因，并用其创办《图南日报》、《中兴日报》等革命报刊，在华侨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积极参加革命组织，曾任新加坡同盟分会会长；筹款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等事迹串联起他的一生。他认为陈楚楠不愧“南洋革命第一人”的称号。
黄乃裳留给我们的历史思考
谢必震
近代中国，风云变幻，每当历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抉择成为历史人物成败的关键。有的人审时度势，华丽转身，历史留下他们精彩靓丽的瞬间；有的人徘徊踱步，裹足不前，为汹涌的历史潮流所湮没；也有的人，在历史需要他做出抉择的时候，碌碌无为，悄然逝去，了此一生；也有的人不慎做出错误的选择，误入歧途，沉戈折戟，成为历史的罪人，遗臭万年。纵观黄乃裳的一生，我们惊奇地看到，每每到了历史的关键时刻，也就是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刻，他总是能正确地把握时机，做出最好的选择。他用绚丽多彩的人生，留给后人无限深沉的历史思考。
一、黄乃裳的历史选择完美无暇
人们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将面临着无数次的人生抉择，尤其是关键时刻，选择的正确与否，至关重要。回顾历史，我们发现黄乃裳的历史选择，总是正确的。
（一）做虔诚基督教徒接受了西方进步思想
他早年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思想，把握住与西方世界沟通的机会，使自己的学识与思想跟上了时代的步伐。那时的西方基督教就代表着近代西方的进步思想和文化。他选择做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走到了中西方世界的焦点上，这对他的未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的福建是近代中国的大舞台，五口通商使得福建成为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聚焦地。基督教在福建的传播要追溯到唐宋时期，福建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福建的泉州由于海外贸易的关系，也成了世界宗教的艺术宝库。在福建这片土地上，黄乃裳沐浴着徐徐迎面而来的西洋之风，中国的文化和西方文化，撞击着年轻的黄乃裳的心灵，他以基督教士的身份，深入福建各地，了解人民大众，他的观念，他的思想逐步起了变化，他撰文，他办学校，他办报纸，他投身社会变革之中，黄乃裳的这一历史选择，使他走出僻静的山乡，走上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的大舞台。黄乃裳从此吸收了西方民主变革的思想，在促进中国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道路上，迈出了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矢志革命，永不止息的第一步。
（二）做维新派一员投身中国的社会变革实践
他主张社会的变革，办学培养人才，办报唤起民众，身体力行，勇于实践。他积极参加新政，参加同盟会，寻求社会变革的方法。
1877年黄乃裳考中秀才，1894年中举人。1895年赴京参加会试，受到维新思想洗礼，参与了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他“目击清廷内政腐败，外侮日亟，认为革故鼎新，必先振作士气，开通民智”，他积极参加了闽学会的活动。他还曾六次晋谒李鸿章，八次上书皇帝要求废科举及改革文字等。1898年，黄乃裳在北京积极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维新。不幸变法失败，他被列为通缉名单上第11名。黄乃裳在危急时刻获得消息，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即通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避祸。梁启超事后曾赠黄乃裳诗一首，句中有“英雄自古多肝胆，豪杰真堪托死生”，以感谢和高度赞扬黄乃裳的忠肝义胆。
“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黄乃裳悄悄地回到福建。
黄乃裳置身维新变法活动，并非是一时的冲动和偶然冒出的念头。这完全是他在接受进步的民主变革思想过程中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导致的。他义无反顾地站在维新派一边，要求变革中国社会，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历史证明，在晚清社会变革的浪潮中，黄乃裳又一次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一次的选择历史将黄乃裳个人的命运与中国社会的命运紧紧地连系在一起。
（三）开拓海外、造福人民、创立新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