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学的学科建设还包括创立学科园地和建立网站，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每年出版的专辑《社会性别》；《中国妇女报》、《妇女研究论丛》、《浙江学刊》等辟有女性学/妇女学专栏；现已开通中国妇女网、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天津师大“妇女研究中心社会性别网”、大连大学“真我性别研究网站”等妇女/社会性别网站。国际性的资助和合作，对于我国女性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启动的加拿大国际发展署资助的中加教育合作项目“高等教育与女性参与”子课题（承担方：陕西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等），出版一系列教材与研究成果。1997年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建设亚洲妇女学”合作项目对推动中国大陆女性学具有积极影响，来该项目集编写教材、举办会议、培训队伍于一体，在推出的亚洲国别教材（英文）中发出中国妇女学的声音。2001年初，福特基金会支持“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正式启动，一直延续到2006年，由该基金会资在中国支持了10多家中心开展妇女学项目。
三、政府主导和中国城市化：中国女性学发展的双刃剑
女性学在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思维和行为具有女性平等权利意识。特别是高校女性学课程的开设，对学生社会性别意识、社会关怀、平等意识的提升有明显效果。在社会性别网、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网页上传公布的女性学课堂活动和学生作业在社会青年和学生中间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女性学发展通过服务社区和社会而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力量。如中山大学性别研究中心的法律援助项目、性别教育网，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校区社区活动（大手拉小手、为下岗女工的培训项目等），云南民族大学等民族地区学生回家乡开展的社会性别培训活动，天津师范大学开展了“妇女参与社区治理”项目都是有益的探索。
在全国妇联、省市妇联的积极推动、课题引导下，高校和研究机构女性学学者协作努力，基本上构建起了女性学的知识体系、理论框架，明确了女性学的理论内涵。目前，有三种知识体系、理论框架颇具代表性：一是“社会性别”框架，以中华女子学院最新推出的《女性学导论》（韩贺南、张健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为代表，提出把“社会性别”（gender）作为研究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解释框架“，突出”对以往的男性为中心所建构起来的’知识‘大厦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二是”人学“”科学“框架，以北京大学的《女性学概论》（魏国英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代表，认为女性学”不仅是从女性的角度对女性的再认识，更是从人的角度对人的重新诠释“，其”逻辑结构“是”从’人‘切入，以’男人‘为参照，对’女人‘聚焦“，是一种男女交融汇聚的人文视角，目标是”描述完整的图景“，进而描述”完整的人类图景“，以达到”重建人文科学“的宏大目标；三是妇女/性别研究框架，以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创立人李小江为代表，强调性别研究更应作为一种学术渗透的方法，融合到其他学科中去的优势。［3］这些探索与争鸣深化了女性学的学理研究，对女性学学科自身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应该说，作为”人学“和”知识论“的女性学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者的互相借鉴、互相改造将成为中国未来女性学发展的趋势。
关于女性学的理论内涵，韩贺南提出，目前有两种理解值得关注：一是作为”人学“范畴的女性学，还有一种是作为”知识论“的女性学（韩贺南.”人学“与”知识论“--《妇女学》教材中的学科界定·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3（4））。作为”人学“范畴的女性学，认为女性学在一定意义上与”人学“的某些部分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人学“是关于整体的人及其本质的科学，女性学则是关于整体的人类女性及其本质的科学，两者揭示的内容及其规律只是对象和范围的内涵与外延的差别（关于”人学“范畴的女性学，国内学者的学术主张也不尽相同，他（她）们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具体的学术观点请参阅李小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学的体系框架》、魏国英的《试论妇女学研究的对象及其范围》、啜大鹏的《女性学》等论文和教材）。作为”知识论“的女性学，受西方女性学学术理念的影响，研究者明确指出，妇女学不是把妇女看成问题，而是妇女成为主体向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提出问题时产生的，核心理念是社会性别，目的是以新的认识论认识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改造社会［4］。
女性学的研究越来越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在女性社会学、女性教育学、女性人口学、女性人类学、女性经济学、女性主义哲学、女性心理学、女性法学、女性国际政治学、性别与发展学等各学科的分支领域，学者们也都做了开拓性的探索，在一定的程度上弥补了各门学科知识中女性话语缺失的遗憾，体现了在建构人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将女性的经验、感受和现有知识融合的努力，凸显了女性建构知识的主体性，同时也为女性学的学理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课程内容上，基本上是各高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各学科的特点，进行自行设计、规划。即使同一名称的课程，内容也存在较大差异，如同为”女性学导论“课，有的以讲授基本知识和理论为主，有的以讲授女性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主，有的甚至把烹饪、女红、仪态、化妆、插花等相关”手艺“也纳入女性学课程之列。女性学课程内容的复杂性体现了授课教师在女性学理念上的差异。尽管有学理上的差异，这5年来，女性学课程内容依然得到了实质性的推进，主要表现为许多学者都试图超越早期的”添加妇女炒一炒“的课程模式，而是通过自己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对课程和教材内容进行知识审视和社会性别批判，开始各门学科知识重建的尝试。如史静寰等人对国内中小学教材体系的社会性别检视［5］，直接促进了新一轮的语文课程教材改革（史习江.性别平等与新一轮课程教材改革.妇女研究论丛，2005（増刊））；李小云、谭琳、佟新、王金玲、金一虹等一批学者通过对社会领域诸多问题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在性别与发展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课程与教学中也充分地践行了女性学的知识观和课程观。另外，中国女性学的课程设置也充分地体现了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点，不同性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院校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都进行了深入而持久的探索，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课程体系。如杨国才等人在云南、刘云等人在新疆、蔡美花等人在吉林延边则致力于民族女性学的研究与教学，并根据中国少数民族本土经验，编写教材，探讨在民族社区实现性别平等的途径与方法；李慧英等人在党校系统开设女性学课程，直接为党和国家各级决策人物传授女性学知识，希望在公共政策层面贯彻社会性别公平的理念。
女性学的发展在中国深深地打下了中国城市化的印记。政府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最重要领导组织者和推动者，同时也是中国女性学学科发展的主导力量。这是中国城市化的特征，更是中国女性学的属性。这就决定了女性学在国外是以批评性的面目出现的，而在中国的发展中更为强调的是它的实用性。由于近年来在校女大学生的比例快速攀升，同时她们在就业等方面的压力也持续增大。这成为不少高校开设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的一个实际原因：对女大学生实行毕业就业指导，缓解就业压力。因此不少女大学生也是抱着获取对自己学习、婚恋、就业”有用“的目的来选修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的。同时我们也发现由于对女性学的学科定位还存在很多不同的意见，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传统的性别观念不仅没有被批判，反而在一些学校有回潮的趋势，如一些学校开设的有关婚姻家庭、女性心理，甚至美容健身等实用性的课程。这正说明我们需要从文化和观念层面对传统的性别观念进行清理、批判，让大多数学生培养分析、批判的能力，让他们自觉挑战、抵制歧视性的陈腐的观念，我们的社会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性别公正。
表现在女性学发展动力上，中国女性学发展过分依赖外部力量。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国外基金的引导、推动，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与此相反，西方女性学的发展主要依靠研究学者意思的自觉自由地研究和批判。正是由于中国女性学动力的外部性，因此，三十年来中国女性学研究主要是应激性的问题研究，而学科理论原创性差强人意，主要处于对西方女性学研究理论方法的移植与借鉴水平。具有说服力的本土发展概念和方法几近于零，甚至存在着学理上的混乱，重复出版物大量存在，商业化和浮躁风气。课程内容陈旧，研究浅尝辄止，与世界妇女运动和本国妇女运动严重脱节，如”内罗毕战略“、”北京行动纲领“在女性学的研究和课程设置中反映很少。由于女性学研究界的内在缺陷和动力的外在性，使学术界往往认为女性学研究成果水平低，国内大刊不重视，很少予以发表。这些严重的歧视和偏见，更进一步影响了全社会对女性学科的了解和支持。到今天为止，女性学科对于我国决策层的决策影响微乎其微，严重影响着女性学的健康发展。尽管内罗毕战略明确提出在高校开设女性学课程，编写没有性别歧视的教材，但在我国的各级教育机构，对妇女学的投入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全国的妇女学立项基本来自国外基金，开设妇女学课程基本是教师本人的觉悟兴趣和学生的支持。在国家立法保障性别平等方面，欧美诸国姑且不论。就亚洲而言，中国的台湾规定中小学必须每周4节性别课程，大学必须有女性学学科设置，印度的教育方针包括了对性别平等的要求，而中国大陆教育主管部门至今没有任何的女性学学科设置和性别平等的立法活动。
注释：
［1］［日］白井厚，何培忠摘译.争取女权运动的历史和妇女学［J］.国外社会科学，1982（6）：64.
［2］王政.浅议社会性别学在中国的发展［J］.社会学研究，2001（5）：34.
［3］李小江.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62-230.
［4］王政.妇女学的内容与目标.思想战线，2002（1）.
［5］史静寰.教材与教学：影响学生性别观念及行为的重要媒介.妇女研究论丛，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