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名实
一、大陆海商首先发现台湾本岛的重要性
从元朝末年起，日本倭寇就开始残害我国东南沿海居民，而且越来越严重。因此，在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防御倭寇，采取消极抵抗的措施，禁止沿海居民入海捕鱼，并把一些濒海及孤岛的居民迁到内地。明洪武二十年（1387），福建地方政府下令把居住在澎湖的居民迁回泉州和漳州，使澎湖人口锐减。
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以强制的方式改变沿海居民的传统生活习惯，因此也引起部分民众的不满与抵制。一些人由于生活所迫，或追求利益，冒险下海打渔或经商。这些人在海上要抵抗官兵和倭寇，也把自己武装起来。有的与倭寇交往，对抗明朝官兵，成为亦商亦盗的海上武装集团。而澎湖是闽、粤民众长期生产生活的地方，一直有人不顾明朝禁令仍在那里居住，因而也成为海上武装集团出没的场所。
明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命郑和率领远航船队下西洋，一直到宣德八年（1433），共远航了有七次。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著有《郑和航海图》传世，被明代晚期作者茅元仪收录在《武备志》中。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在郑和影响下，当时中国人对台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航海图上有台湾北面的钓鱼屿（钓鱼岛）、彭家、花瓶屿，台湾本岛的鸡笼头山（基隆）、北港、沙马歧头（猫鼻头），以及台湾东南海域中的红豆屿（兰屿）。
从明朝中期起，就有福建居民移居台湾。据族谱记载，约在1460年，就有福建南靖人丘国旺兄弟三人，迁往台湾淡水定居。嘉靖三十三年（1554），漳州人陈老在澎湖建立据点，组织海上武装集团。后来明朝都督俞大猷追击流寇至澎湖，在澎湖筑暗澳城。然而，明朝政府与官员一直没有认识到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台湾为海外武装集团所利用。最早以武装力量驻扎台湾的是林道乾，又名林悟梁，明代广东潮州澄海县苏湾都南湾村（今湾头镇）人，有计谋，善机智，从事海上武装商贩活动达30余年，足迹遍及台湾、安南、吕宋、暹罗、柬埔寨等地区和国家。林道乾年少时为县衙小吏，因得罪县官，亡命天涯，投靠海盗吴平，后来自己拉起了一支队伍，自立山头。嘉靖年间，海禁更严。林道乾与朝廷抗衡，以武装掩护进行海上商贩活动，冲破禁令而获利。嘉靖四十五年，林道乾率众驾船五十余艘到南澳岛，占为据点。都督俞大猷领兵进剿，林道乾率众转移，航海到澎湖，因俞大猷率官兵紧追而来，林道乾船队驶往台湾北港。林道乾船队泊舟打鼓山下（凤山县西南），在打鼓仔港造船，扩大船队，以图进取。随后林道乾从台湾航海往勃泥进行贸易，在勃泥与潮州之间往返贸易。
还有一种说法，见于俞正燮《癸己存稿》卷五。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在一次与明朝官军的抗争中，林道乾被都督俞大猷所追逐，遁入鸡笼（今台湾基隆）。后林道乾退往台南，遂以此为据点，取名北海。虽然林道乾后来离开台湾，但他已发现台湾本岛在海上武装活动中的重要性。
继林道乾之后在台湾建立海商根据地的是林凤。林凤又名林阿凤，广东饶平县人，19岁就参加海上武装泰老翁队伍，后继其业，以澎湖为基地，开拓海上贸易，最盛时有武装商船300余艘，人员4万以上。明隆庆元年（1567）率部攻占惠来县的神泉港。万历二年（1574）六月，林凤在广东兵败，退至福建沿海。十月，遭福建总兵胡守仁袭击，林凤从澎湖退到魍港（今台湾嘉义县与台南县交界河八掌溪河口）驻扎，建立据点，休养生息。不久，林凤到南澳岛，修书议和求抚，广东总兵殷正茂不予接纳。为避官兵进剿，十一月，林凤率战舰62艘、5500余人，扬帆向吕宋进发，当月二十九日抵达马尼拉湾的马里斯，后转移到北面彭家施兰（Panggsinan）的林加延湾（Lingayen玳瑁港）建立据点，与当地居民关系融洽。万历三年三月，占据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派兵进攻林凤，明朝政府乘机联合围攻。林凤苦战4个月，于八月四日夜，率40余艘战舰突围，直抵台湾魍港休整。后林凤以台湾为基地，在闽粤沿海从事贸易，对抗明朝官兵。万历四年，福建总兵胡守仁追击林凤至台湾淡水洋，林凤20多只船沉没。林凤只好离开台湾，不知所终。此后，大陆与台湾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强，海上武装集团也从以粤籍为主转为以闽籍为主。闽海商林锦吾、李旦、袁进、李忠、阮我荣、黄育一、林辛老、颜思齐、郑芝龙、刘香等，都先后以澎湖和台湾为基地，进行海上走私贸易。
在海上武装集团与明朝的斗争中，海商首先发现台湾本岛的重要性。虽然明朝军队也到达台湾，但由于海禁政策，台湾一直没有得到朝廷应有的重视。而且朝廷还利用西方殖民者共同对付海上武装集团，导致台湾受到外国殖民者的侵略。
二、海商在台湾建立根据地及与明朝政府妥协
明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初二，一股倭寇由浙江流窜到福建万安卫所，从乌邱出海到澎湖列岛，又流窜东蕃（台湾）。倭寇在大员（今台南安平）建立据点，四处劫掠，并向东南沿海前往台湾的商人、渔民收取“报水”（保护费）。
对于倭寇侵入台湾的行径，福建巡抚朱运昌密令浯屿偏将军沈有容前往台湾讨伐。沈有容统战船24只前往征剿，在过澎湖时遇上了飓风，船队飘散。等候了三天，飘散的船只才归队，只剩下了14只船。沈有容再向台湾前进，十二月初八与倭寇相遇，沈有容率诸将士殊死战，倭寇大败，被斩者15人，许多人投水焚溺。沈有容击沉倭船6艘，救回漳泉渔民300余人。在明军登陆台湾修整的时候，受到台湾土著民的欢迎。随行的陈第将台湾见闻记载下来，写成《东蕃记》。沈有容此次军事行动是明廷在台湾显示主权的一次重要行动，但是没有在台湾开府设县，也没有留下驻军。
广东海商林道乾、林凤占据台湾而后失败的经历，以及明朝政府抗击日本入侵台湾的军事斗争，给后来福建海商两点重大启示：第一，要在台湾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长期打算；第二，要与明朝政府联合，才能巩固和发展势力。在这两点上，福建海商颜思齐、郑芝龙进行了成功的实践。
颜思齐，字振泉，福建海澄县（今龙海）人，明万历十七年（1589）生。颜思齐生性豪爽，仗义疏财，身材魁梧，并精熟武艺，以裁缝为业。万历四十年，因遭势家凌辱，愤杀其恶奴，下海逃亡，辗转到日本肥前平户避难；初为缝工，后从事中日间海上贸易，若干年后渐有家产；与经常到长崎贸易的晋江船主杨天生结下深交，结识了一批流寓日本，从事海外冒险的闽南同乡；因仗义疏财，广交朋友，遐迩闻名，是旅日华人中众望所归的头领，被日本平户当局命为管理华人的甲螺（头目）。
当时，日本德川幕府为恢复战后经济，鼓励华人前往长崎贸易。幕府制订吸引外商的优惠政策，促使中国沿海一带海商、船主不顾明廷禁令，竞相与日本贸易。
明天启四年（1624）六月，颜思齐与在日本的闽南人杨天生、陈衷纪、郑芝龙等28人结为兄弟，立下誓言：“生不同日，死必同时。”众推举颜思齐为盟主。颜思齐等人同情日本人民的艰难处境，不满幕府的专制统治，决定参与日本农民、町人的政治斗争，准备于中秋节上午起事。因盟员李英醉后回家失言，走漏风声，不得已先于十四日下午分乘13艘帆船逃离日本。驶至九州西海岸的外岛洲仔尾，陈衷纪建言：“吾闻疏球为海上荒岛，势控东南，地肥饶可霸，今当先取其地，然后侵略四方，则扶余之业可成也。”同年八月二十三（10月5日），船队在台湾笨港（又称北港）登陆。
颜思齐见岛上地肥水美、大片荒野未辟，决意在此开疆拓土，建立根据地。当时，“土番”以为外敌侵犯，聚族攻击。颜思齐遣人加以安抚，商定疆界，互不侵扰。于是以诸罗山为根据地，安寮设寨，着手大规模垦荒活动；同时将部下分为10寨，发给银两和耕牛、农具等。各寨设寨主，建立寮寨管理制度。颜思齐还组织海上捕鱼和岛上捕猎，发展山海经济。他派杨天生率船队赴漳、泉故里招募移民，其闽南的亲戚故旧，及一些为生活所迫的乡人，陆续奔往投靠，赴台人数多达3000余人。
颜思齐手下不乏精熟航海技术、经商贸易和农业生产的能手。他们致力于开发山海，发展经济。颜思齐挑选有经验的船民、渔民，用原有13艘大船进行与大陆的海上贸易，以解决岛上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又在笨港东南的平野建设“井”字形街道，分成9区，号称“首都”。中区筑大高台，为“开台王府”，东区设读书楼，西区立天妃祠，南区、北区设仓库。
明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颜思齐往诸罗山打猎，豪饮暴食，不幸染伤寒病，数日后一病不起，英年早逝，年仅37岁。临终，他召众人告之：“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颜思齐死后葬于诸罗东南三界埔山（今嘉义县水上乡与中埔乡交界处）的尖山山巅，其墓犹存。台湾人民在云林县北港缜兴建了“颜思齐先生开拓台湾登陆纪念碑”；在嘉义县新港乡妈祖宫前，兴建了高达五层的“思齐阁”和“怀笨楼”，供后人凭吊纪念。台湾民众还尊称颜思齐为开台王。
颜思齐故后，众推郑芝龙为盟主，在台湾继续发展。郑芝龙，原名郑一官，号飞黄，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生。郑芝龙生性荡逸，不喜读书，好耍拳棍。天启元年（1621年），因家庭生计艰难，偕其弟芝虎、芝豹赴广东香山澳（澳门）依舅父黄程。黄程从事海外贸易，他留下郑芝龙在身边做帮手。郑芝龙学会经商贸易，到过马尼拉，并学会了卢西塔语和葡萄牙文。在与葡萄牙人打交道中，受其影响，接受天主教洗礼，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外国人称他尼古拉·芝龙；两年后为舅父押货到日本长崎，寄身当时最有势力的海商李旦门下，帮助李旦做生意，并与海澄人颜思齐等结义为兄弟，还同日本女子田川松结婚，翌年生子郑森，后改名成功。
明天启四年（1624）春，颜思齐率郑芝龙等驾船到台湾，以此作为海上贸易根据地。郑芝龙一面充当荷兰东印度公司通事，一面随颜思齐等劫掠海上，亦盗亦商。次年九月，颜思齐病故。十二月，众推郑芝龙为盟主，树旗招兵，下设参谋、总监军、督运监守、左右谋士等，代统一寨众目，建立了初具规模的郑氏地方统治政权。郑芝龙所到地方，只收保护费，而未尝杀人；对十分贫困的人，还给以钱、米。因此，海上流民纷纷归附。郑芝龙从福建招徕了郑兴、郑明、杨耿、陈晖、郑彩等部将。他将部下分为十八先锋，结为“十八芝”，并从此改名为“芝龙”，而不再称“一官”。起初，郑芝龙只有船数十只，到天启六年便拥有船120只，天启七年猛增至700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