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郁达夫为核心
陈建宁
摘要：在抗战时期，以郁达夫为首形成了一个客闽文人群体，成员包括董秋芳，许钦文，楼适夷等人。这个文人群体一方面以外来者的身份对福建进行观察和书写，另一方面又以开阔的视野启迪民智，在抗战爆发后又积极的团结本省文化界人士开展抗战救亡活动，为当时的福建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键词：客闽；文人群体；郁达夫；书写
所谓客闽文人指的是做客福建的文人，依据笔者的划分，这些文人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赴闽为宦者，如南宋时的陆游、辛弃疾，晚明的冯梦龙，清末的郭嵩焘等人；一类是赴闽避乱者，如五代时的徐寅、韩偓等人；还有一类是赴闽游历者，如徐霞客等。福建的特殊地形--东靠大海，西枕武夷，北接雁荡，使得与西部（通往江西）、北部（通往江浙）的交通多有不便，所谓“闽道更比蜀道难”。这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导致赴闽游历者较为少见，一方面却又使得闽地成为了战乱时天然的避风港，成为文人避乱的首选之地。历史上的赴闽避乱者层出迭见，晋室南迁、宋室南渡等重大历史事件都促成了大量文人来到福建。而在抗战时期，也有一批文化人来八闽，如郁达夫、许钦文、董秋芳、楼适夷、黎烈文、邵荃麟等人，他们或在政府内部任职，或出任出版社社长，或在大学教书。他们的到来使得本省的文化气象为之一新，为福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非各自为战，而是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文人群体，如果说前期主要以郁达夫为中心的话，那么在后期则是黎烈文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主要论述以郁达夫为核心的客闽文人群体，关于以黎烈文为核心的客闽文人群体将另文论述）。以往学界虽然对这些文化人多有关注，但少有人从文人群体的角度加以论述，笔者不揣浅陋，愿就此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
1936年2月，郁达夫接到福建省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南下入闽，在与后者“畅谈多时”后，被任命为福建省政府参议，“欲以经济设计事相托”。[1]正当郁达夫踌躇满志，准备报答陈仪的知遇之恩时，却招致了上海小报的“无端猜测”，诸如某某人做了官，某某人竟把文学家的头衔卖去了，还只卖了二百元一月的小官薪，等等。这令郁达夫不堪其扰，[2]再加上与王映霞分居两地，没能及时沟通也产生了一些小矛盾。更重要的，随着交往的深入，他与陈仪之间也产生了嫌隙：陈仪认为郁达夫无论说话还是行动，都“随随便便，不受约束”，看来“不是一个稳重老练的行政官吏的适当人选”。[3]而郁达夫本身虽然在东京帝大学的是经济学，却对经济学毫无兴趣，[4]而且他对陈仪所施行的经济统制也并不认同。[5]种种因素加之在一起，使他渐次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想法。如3月5日日记记载：“……打算马上辞职，仍回杭州去。”[6]3月12日日记又记载：“记得花朝夜醉饮归来，曾吟成廿八字，欲寄而未果：’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转眼榕城春渐老，子规声里又花朝。‘北望中原，真有不如归去之想。”[7]
然而，郁达夫却没有走成。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陈仪需要借重郁达夫的名声与人脉为己所用，为了安抚郁达夫，他又任命郁达夫担任福建省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主任，负责编辑《闽政》与《公余》；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小报的传闻也渐渐平息，而与王映霞之间的矛盾--这时还没达到十分尖锐的地步--则通过频繁的书信往来而得到了缓和。而对于郁达夫本身来说，他需要用实际行动来回击无聊小报的诋毁，证明他并非他们想象中的“官”的形象：“可以发财，可以摆官架子，可以打官话，可以指使小官，剥削百姓，可以杀人放火，可以……”；[8]另一方面，一直以来处于运动中心的郁达夫，也想有个地方放松一下身心，地处东南海疆的福建显然是理想之地。事实上，在郁达夫接受陈仪邀请之初，也颇有这方面的考虑。如2月2日日记记载：“始匆匆作一陈公覆函，约于过旧历年后南行，可以多看一点山水，多做一点文章”。[9]
在福州，郁达夫作为现代少有的入闽名人，受到了名流、士绅及青年学生等的热烈欢迎，每天访问他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甚至一天之内达数十人之多，如2月6日，即他来到福州的第三天，因为报纸上刊登了他到闽的消息，就有39人来拜望他，这个月的25日又有30余人到访。然而热闹背后，郁达夫却感到烦恼和空虚。2月25日日记记载：应酬太多太烦，实在是一件苦事。4月1日日记记载：到福建之后，将近两月；回顾这两月中的成绩，却空洞得很。4月17日记记载：晨六时起床，疲倦未复，且深感到了一种无名的忧郁，大约是孤独得久了，精神上就有了Hypochondriae（疑病，笔者注）的阴翳。这主要是因为郁达夫身处异乡，每日所应酬之人除了少数人如蒋百里之外多非同道，所以才感到孤独和忧郁。随着时间的推移，郁达夫的逃遁之心渐无，而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想法日益强烈。1937年3月9日，他寄信给董秋芳（托许钦文转交），邀请他来福建在自己手下任编译员。4月底，他又借迎接郭沫若回国之机绕道杭州，邀请许钦文到福建师范任教。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10月下旬，郁达夫又邀请楼适夷来福州任一个挂职的省政府咨议（后者最终任职于“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上述诸人，很早就与郁达夫相识，交情也比较深厚。郁达夫的邀请，对于他们来说，不啻于雪中送炭。因为彼时的他们，要么失业在家，要么刚从国民党监狱被放出来，境况十分窘迫。因而他们欣然接受了郁达夫的邀请。
二
董秋芳等人的到来，改变了郁达夫单孑独立的局面，从而形成了一个以郁达夫为首的客闽文人群体。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群体的概念。依据《辞海》的解释，所谓群体是指由许多有共同点的人或物组成的整体。而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群体，也称社会群体，泛指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的进行共同活动的集体。不难看出，笔者所指称的以郁达夫为首的客闽文人群体，完全符合第一个定义。客闽，是他们的共同点，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最主要的特征。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定义，如前文所述，郁达夫在董秋芳等人危难之际伸出援手，充分体现了朋友之间的肝胆相照。其实，董秋芳等人与郁达夫不止是朋友的关系，而且是老乡的关系。董秋芳与许钦文同是浙江绍兴人，楼适夷是浙江余姚人，皆属浙东，郁达夫稍远，他是浙江富阳人，属浙西，但从地域来看，均属环杭州地区，而他们所操的语言也皆属临绍片。因而他们既是朋友又是老乡的关系。除此之外，他们还因为同属新文学阵营，更是共同战斗的同志关系。所以我们说，郁达夫为首的这个客闽文人群体是按照同乡、朋友、同志等关系结合起来的。当然，如果仅仅以此标准来断定郁达夫等人形成了一个文人群体，显然过于勉强。支撑他们成为客闽文人群体的要件是他们在福州进行了共同活动。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梳理，我们发现，以郁达夫为首的客闽文人群体主要在福州进行了如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