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阀混战为例，1912年到1930年间，中国军阀混战较大的战事有15起，约一半在华北地区进行，为时达885天，所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是多方面的。战争造成的生产破坏，收成无望，交通中断，货运困难，进口货无处销，出口无货源，其影响和危害都是可怕的。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人民备受涂炭，其在战线内的各县，炮火连天，庐舍为墟，田亩荒芜，不得耕种，牲畜财物抢劫一空，情形甚属可悯。即在战线外附近区域供给车、马、柴草、夫役转运等项、费亦颇不贷……”是年“津浦、平汉两路交通中断，直至八月，始稍恢复。影响所及：进口货物，囤积栈内，无法运销内地，酿成过剩之势”。战时子牙河、御河上的水运交通因奉军多处搭架浮桥，船只不能行驶，货运停滞，贸易颇受影响。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军方把“在烟台、大沽一带”大型“民船百余艘”，“政记轮船公司商船十数只”全部扣留大沽口外，以作军用。“各路车辆，悉被征调，交通阻隔，商务停滞”，天津外贸遭到了严重打击。1925年国奉战争（即冯玉祥、张作霖间的战争）和1926年直奉两军合击国民军（吴佩孚、张作霖合击冯玉祥）战争，酿成了“内地人民，风鹤频惊，懋迁毫无。本埠商家，意存观望，对于订货，趑趄不前，进口贸易，遂无佳象”。只因华北“交通受阻”，“蒙古产品向由张垣运至本埠输出者”，只好“率多取道克鲁伦及乌尔顺河，而由中东路出口”，以致津市“出口贸易，亦形不振矣。”铁路运营极为不佳，收入连年下降：津浦路运营收入1924年为19226756元，1926年降为6119258元，下降68.17%；1927年为6327685元，比1924年下降67.09%，贸易货运量迅速下降了。
1928年北伐军北上，直鲁联军在撤退时将黄河、沙河两座大桥炸毁，津浦铁路中断9个月。日军为阻止中国北伐军北上，强占胶济铁路，制造济南惨案，扣留大批车辆、机车，致使津浦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瘫痪状态，天津外贸因之受挫。
在新旧军阀混战中要以1930年间冯、汪、桂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最为空前。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达长沙、北抵长城，在绵延数千里战场上展开了百万大军的厮杀。战场之大，投入兵力之多，战期之长实属空前，危害之大可想而知。这场战争对天津外贸之危害，仅就其间发生的天津海关接管与反接管的事件中，所引起的天津海关行政管理处于瘫痪状态对天津外贸的影响即可说明。反蒋的北方当局为筹军饷，下令接管天津海关，新派海关税务司扣留关税。天津海关事件发生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及中国海关总署下令封锁天津海关，命令天津海关人员一律罢岗以抵制反蒋的北方当局对天津海关接管。同时命令所有航行天津口岸的一切外国船只，必须在其他口岸先纳关税才能驶往天津，到津后如要缴纳关税由各国驻津领事进行交涉；天津输出之货物在津纳税一律无效，到了他口重纳关税。于是众多货物不能出入天津，致使“南北待运商货俱已纷纷退关，概停装运”，天津进出口贸易遭到毁灭性打击。战争方酣时，华北地区急需进口粮食，往日多从上海进口面粉，此间被勒令禁止北运。“本埠商家，乃自外洋订购，以应所需，讵意金价飞腾。而冀省麦秋，又歌大有。于是经营麦粉商家，以其无利可图，乃思拒绝履行合同条件，而谋转嫁其亏折于进口商人之身。因而几致酿成纠纷”。津、沪两埠为全国商业总枢纽，任何一地停滞，“全国生机顿绝。”1930年天津外贸不及1929年一半便是这一原因所致。可见军阀混战对外贸影响至极。
军阀混战对农村生产和经济的危害，据外国人调查：“近四年（1924-1928年）直鲁两省因军阀混战，壮丁（指农村青壮年男子）减少180余万，将饿死者50万人以上，财产损失两万万（两亿）元以上，车、马、驴、骡损失20余万头”。更有甚者是农村经济萎缩，经过两次革命（护国战争及护法战争），1914年全国农户是59402315户，1919年就只有29548529户了，减少50.25%，约过一半。全国荒地1914年为258235867亿亩，1918年升到848935748亿亩，五年间增长两倍多。况且这几年还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各列强忙于厮杀暂时放松了对华侵略掠夺，中国农村竟如此萎缩，若有外患侵袭，其情又当如何？所以民国以来，由于“政局蜩螗，地方杌隍”，津市从事外贸“各大商号怀有戒心，不敢尽量购货，进口贸易于以缩瑟”。再如1913年夏季，蒙事吃紧，张家口铁路专运军需，无车运货，本埠通蒙商务不得不停顿。类似军事行动绝非仅此，必然影响本埠外贸兴衰。
战乱年代，乱兵四起，劫夺民财，商家危害匪浅。民国初年壬子兵变从北京延至天津，津市华界商业闹市的当铺、金银、绸缎、百货店、造币厂被劫洗一空，特别是精华之地-大胡同、估衣街、河北大街尤甚。天津华商遇此难者竟达2200余户，损失纹银约达12123662两。乱兵洗劫后又纵火焚烧，津市华界商业闹市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闹市成了废墟。随之石家庄、保定、济南和奉天也发生了类似兵变。此次兵变直接受害商家大多停业或倒闭，间接受害者亦难维持。津市商业顿时萧条，二三年间难能恢复，给天津外贸巨大创伤。1925年败退奉兵对津市华界又进行一次洗劫。三五成群的溃兵手持大枪破门而入，见物就抢、见店就砸、劫财物、抢金银、夺珠宝，任意伤人，一伙去后一伙又来，一天之中有的商店竟遭多次洗劫，被抢铺商达百数十家。事后仅以七家商店统计，损失银元达9588元之多。津市商界精粹一再被洗劫，天津经、商、贸颇受其害。
拥兵自主割据一方的军阀，以武力为本，大肆敲诈勒索，在所占据境内横征暴敛乱发政令，有的与匪勾结狼狈为奸，加之地方官吏巧取豪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捐目无奇不有。以褚玉璞督直所颁行的横征暴敛名目即有：军事捐、“讨赤”捐，房产捐，烟酒附加捐，婚姻捐，坟墓捐，旧契捐，船捐，茶捐，蔬菜捐等等。又滥发军用票据，强迫百姓接受。直隶银行竟奉令滥发纸币搜刮民财，以致屡屡发生挤兑风潮，1927年3月宣布停止兑换时未能兑换的票额尚达1100万元之多，致使天津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商贸往来极度困难。
地方割据军阀在其所据之地所征之田赋捐竟有超过田赋正税的十余倍，超前征期亦有十余年之久。此外，军阀们还在所据之地四处设卡搜刮商民，对过境货物百般刁难勒索，时有连人带货一并扣留，以致有的货物经其勒索脱销后尚不足为本。天津商会曾就沧县、临榆、唐山等关卡税局对往来货物“无不留难勒索”之事道称“扰商痛民”“莫此为甚”。不仅如此，军阀们所到之处强令商民供养军需，1926年6月直隶保安司令褚玉璞命令天津商界向其部属供给军需，命令道称：“一切供养军用的各项物品均待筹备，但省库空虚无法办购，而需物之急刻不容缓。为此令仰天津商会迅速妥筹现款，日报解军需课，以便应用免误戍机。”天津商会仅在是年7月21、22两日送交天津警察署购买食物之款就达2168元之多。天津地区的军阀又像走马灯似的轮番进退，以致无人敢出任天津商会会长一职。
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生产荒芜、资产耗尽、人民涂炭，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民众，被迫铤而走险，以致聚众举义造反之事层出不穷，少则数十百人，多则数千万人。民国后较有影响的民众起义要以1911-1914年一时震惊中外的“白狼”农民起义和1927年甘肃回民起义为甚。“白狼”起义转战数省同“进剿”官兵对抗，给当局以沉重打击。所谓四乡“土匪横行”“兵匪一家”，皆因政府当局腐败无能、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所致。官兵“进剿”和义民反抗以及军阀混战，造成了中华大地战火纷纭连绵不断。战乱年代乡民无法耕耘，土特产品亦难采集，田园荒芜，杂草丛生，收获无望，物资奇缺，货源稀少，物价飞腾，或因战火而亡、或因饥饿而死，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出口无货源，进口货无销路，天津外贸大受其害矣！
解放战争时期，交战双方对交通要口争夺与控制，特别是国民政府在平、津实行军管，对平、津地区物资严加管制，物资出入天津实行严格“许可证”等，严重地阻碍了天津进出口贸易，使天津这个华北进出口贸易大商埠变成了与国内外隔绝的死港，1946年天津经济和外贸所出现的复苏景象很快就被推进了死胡同，天津也就无外贸可言了。
综上所述，无论是哪类战争对天津外贸影响都是可怕的，它是外贸发展、经济繁荣的克星。
（本文撰于1991年春，未刊稿），各种自然灾害对近代天津对外贸易的影响。
天津从开埠到1949年的近九十年间，在华北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约有数十起，不是洪水泛滥，就是大旱灾情，不是蝗灾，就是风暴，或是地震，或是疾病等，风调雨顺年代不多。1895年李鸿章向朝廷奏折中道称：25年（1870-1895年间）内，直隶发生的灾荒有17个年头。其中水灾有13个年头，旱灾有3个年头，还有西南部是旱灾、东北部是水灾的一个年头。可见水灾为天津地区首害。
水灾之害一是山洪暴发，二是洪水泛滥。山洪暴发将泥沙冲入海河，使船只不能航行，直接影响着天津外贸货物运输。在无数次的洪水灾害中对天津外贸影响较大的是1890、1893、1894、1895、1898、1912、1917、1924、1929、1937、1939年这11个年头。1912年洪水使津（天津）、保（保定）地区变成一片汪洋，数千顷园田和无数村庄被洪水淹没，禾苗荡然无存，灾民数十余万。1917年洪水若与1912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年华北先旱后涝。先是旱情严重，后是暴雨成灾。山洪暴发，水势猛涨，以致“京汉及津浦路旁之堤，悉被洪水冲坏，交通断绝，直至秋季，始恢复路堤原状”。“天津与保定间，人烟稠密之处，有15000方里惨遭洪水，田禾之损失，计值1万万元，大小村庄沦胥者以8万计。”1924年水灾更重于1917年。是年7月，淫雨连绵，直省各河流涌出之洪水汹涌澎湃地注入平原，京汉铁路以东，津浦铁路以西悉被洪水吞没，深水之处达七八尺之重，直省西南各河流狂奔之洪水逼入天津，使之一片汪洋。津市“各国租界相对之河沿，竟有较大沽水平线，深至24英尺者，即较平时深有16英尺。”此次受灾之区竟达11500方里，其中8800方里之农乡悉被洪水淹没，禾苗荡然无存，庄稼颗粒无收，流离无家可归之民达150万之众。其间交通中断，货物匮乏，商务停顿，损失匪浅，外贸颇受其害。1939年华北地区连降暴雨三次，致使海河上游的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以及南运河的水位相继猛涨，水势直逼天津，其势之大实属罕见。日本占领下的天津当局试图将南运河古堤岸炸开，让洪水漫流入海，以减轻对津市威胁。结果适得其反，汹涌澎湃之洪水铺天盖地涌入市区，80%左右市区水深达1-4米，交通往来行舟，为时月余。京汉、津浦、京山等铁路多为洪水冲断，电杆多被冲走，通讯亦绝。其间市区工厂停产，栈房仓库存货尽被洪水浸泡而腐烂。“八月下浣（10日为浣），复遭泛滥之灾，全埠陆沉，街衢积水，六周以后，始见退净。”是时“工商各业，咸告停顿，沿河码头，无法起卸，运货前来之船只，乃不得不改驶他埠焉。”华北广大农田禾苗被洪水淹没，收成无望，人畜伤亡过半，房倒屋塌，灾民百万计，逃亡者及病饿死者不计其数，受灾面积达4.5万平方千米，损失在6亿元以上。仅上述几例的洪水泛滥，就严重地影响着天津进出口贸易，1917年水灾使天津出口贸易比上年成倍减少；进口货物中的吃穿商品比上年成倍增加；进口货值1917年比1916年增长近1.5千多万海关两，出口货值1917年比1916年减少近4百万海关两，入超增长近3百万海关两；出口货物减少最多的是棉花、生牛皮、大豆，棉花出口1917年比1916年下降78.54%，生牛皮出口下降101%，豆类出口下降299.74%；进口货物增长主要是粮食，1917年米的进口比1916年上升116.69%，面粉进口上升887.38%；1939年京、津、冀因洪水泛滥，是年进口比1938年增长47.34%，出口减少84.17%。足见水灾对天津外贸影响之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