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产品的出口，1895年前以豆类、枣类、药材、鹿茸、各种毛绒、皮货、皮革等为主，其次是草帽辫和煤、矿产品。1895-1914年间，以绒毛类、皮货、马尾、猪鬃等为主，棉花也占有相当比重。1914-1936年间，除继续以农畜产品为主外，还有加工的农、副、土、特产品：如猪鬃在1913年至1917年五年间出口了91474担；蛋的出口1932年65480千个，1933年是75735千个；蛋产品出口1932年218318担，1933年有181125担；棉花出口1932年619293担，1933年为456956担；豆类出口1932年313055担，1933年是167157担。1936年棉花、猪鬃、蛋品、皮革、皮货等出口占了当年出口总值的60%以上，其中棉花位居第一，其次是豆类、大米、花生、核桃、杏仁、草帽辫、煤等产品。1936年以后，猪、羊肠衣出口上升到显著地位。抗战后生皮、熟皮、皮货、动物等产品成了出口的主要商品。这类产品在1946年竟占出口总值的75.43%，1947年为66.42%。
以上出口的大量农、副、土、特产品，多半来自华北广大城乡及内蒙和西北各省。就河北省而言，1936年统计，有20.2%的农、副产品集于天津出口。说明华北广大城乡完全成了外国侵略者的原料供应基地，亦表明外国侵略者掠夺华北地区农、副、土、特产品是惊人的。
总之，天津进出口商品均以外国侵略者的需求进行，出现这种情况最根本的原因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不是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被他们可任行奴役、掠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华北地区乃至西北各省就成了外国侵略者商品倾销市场和掠夺原料基地。盛产棉花的华北，每年竟然要在天津口岸进口大量的棉纺织品。
三、走私始终存在于外贸之中
猖獗贸易走私。贸易走私是正常贸易中的一种反常现象，它给国家政治、经济带来极大危害。因此，历来为各国政府严加禁止，中国历届政府虽严加取缔，但因主权多已丧失而始终未能解决，故贸易走私现象在华始终存在。早在明朝后期就有倭寇在中国南方沿海进行走私活动，之后是西方海盗。鸦片战争前夕，突出的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广东沿海一带进行鸦片贸易走私。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走私仍屡见不鲜。该项贸易走私在当时中国政府严加取缔的1912-1921年十年间，仅天津海关缉私组织没收的鸦片走私毒品就达174204两（至于未缉私到的鸦片走私数量就更多了）。鸦片走私尚且如此，非严禁的商品贸易走私就可想而知了。
日本侵占东北后，南北贸易走私更为猖獗，尤以华北为甚，迫使中国海关增设缉私组织，并不断加以扩大和完善，专司贸易走私事宜。然而日本俯视华北，公然唆使日本浪人和朝鲜人用帆船与车辆，在日军庇护下，大张旗鼓地向长城内外以及华北各省进行贸易走私活动。走私规模越来越大，天津日租界竟成了贸易走私的策源地、大本营和走私商品的集散地。中国海关在水、陆交通要冲设立了各种反走私稽查机构和组织，走私与反走私的斗争一时如同水火。结果，日本当局借口《塘沽停战协定》等“政治”原因，强迫中国陆上海关缉私机构解散或后撤甚至被缴械。海上缉私舰只不准在三海里外巡查，尔后缉私舰只亦多被日军借口击沉。如此等等，致使中国海关缉私组织无法履行职责，日、鲜浪人得以将大批走私商品和军事物资运入天津及华北各地。据1936年不完全统计：运入天津私货有时日达竟五百吨左右。可见走私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数量之惊人。
日本投降后走私活动仍很猖獗。1947年天津海关缉私人员在河北企业有限公司仓库里发现大批没有办理海关手续的PX货物，其价值超过一亿元法币。1946年经过天津海关缉私组织处理的走私案件多达352起，1947年升为793起。对走私人员罚款1947年就达一千多亿元（即：133044590000元）法币。查封的走私商品，其价值1947年竟达二万一千多亿（即2143907910000元）法币。总之，贸易走私活动，始终未曾间断，只是各个时期有程度的不同而已。
四、日本占领时期的天津外贸
日本占领天津尤其是接管天津海关后，天津进出口贸易就被其纳入侵华战争轨道，所有进出口商品，凡战争所需之物，均为日本所夺，如华北所产之煤、铁、粮、棉、盐、皮革等战略物资统被日本侵吞。开滦煤矿1938年生产的480.3万吨煤，全被日本独占，并急令由年产550万吨增为650万吨。猪鬃纳作军用，列为限制之品，不得出口。华北农、副、土、特产品亦为日本所据，如大米、小麦、面粉大部运往日本军营；高粱、玉米、黑面等物资低标准配给天津人民。
由于日本把天津变为战争物资集散地，进出口贸易亦以战争需要进行，并对天津地区物产进行疯狂掠夺，一时间天津市面乌云密布，人心惶恐，社会不安，尤其是1943年后，天津地区物价暴涨，食品奇缺，生活费用急剧上升，造成了天津历史上空前的粮荒和生产的萎缩。日本又以“输入配给组合”办法来对天津进出口货物进行管理与分配，结果不仅未能扭转天津市面不安局面，反而更加混乱。天津进出口贸易，从日本接管天津海关起，就出现困苦之景，不佳之象，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1941年后显得特别突出。直接进口洋货1941年712.4百万元，1942年262.7百万元，1945年没有了；直接出口土货1941年178.1百万元，1942年161.5百万元，1945年也没有了，只是些国内转出入口贸易。出入本埠的船只吨位亦逐年下降。
1938年为5570559吨，1939年为5389120吨，1940年为4663718吨，1941年为3470231吨，1942年为2534739吨，1943年为1838538吨，1944年为925002吨，1945年为268900吨，以上各数说明：日本侵占天津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进出口贸易急剧下降，以致出入本埠船只吨位数1945年只及1939年的4.9%，特别是1945年直接进出口贸易货值等于零。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其他原因外，就是战争造成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独占了天津，日本的敌对国家对通往天津地区的陆、海通道全部予以空袭和封锁，迫其占领下的天津进出口贸易只限于日圆集团地区，后来竟缩小到日本、朝鲜和“满洲”，日本投降前夕，天津进出口贸易就几乎停滞了，仅剩些转口贸易。
日本占领天津时期，天津进出口贸易值表面似乎上升了，而实际却下降了。这种假象出现，主要是货币贬值，物价暴涨所致。如1940年比1939年进出口货值增长一倍，然而进出口货量却大为减少，以麦粉为例：1939年进口货值为5590万元（联合币），1940年升为11260万元（联合币），货值增长了一倍多；进口货量1939年为2489715公担，1940年就为2422648公担，货量减少了67067公担。
综观上述各节，清楚地看出近代天津进出口贸易是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掠夺的途径。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状况才一去不复返，天津进出口贸易才真正起到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
（原载《天津师专学报》1981年第3期。之前《经济研究资料》1981年第8期曾以《解放前天津进出口贸易的一些资料》为题发表。收入本书时进行了删改。）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中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就其发展的基本原因、特征及在华北、在中国、在各国对华贸易中的地位作些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