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间天津外贸发展的黄金时代，原因是：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各种因素对天津外贸发展有利：一是“一战”中无论是国力丧尽还是大伤元气或是损失惨重或是受损不大甚至发了战争财的国家，战后都需要恢复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医治战争创伤。这样，起“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作用的国际贸易便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二是“一战”后各国实行的金本位制使货币相对稳定及1924~1929年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上升亦对国际贸易发展有利；三是一些国家如德、意、日在30年代后进行扩军备战，随之英、美、法也扩大军工生产，都需从国内外攫取战略物资并向海外倾销商品、掠夺资源，客观上起了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作用；四是1929~1932年间出现的世界经济危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为转嫁危机损失，拼命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倾销商品，也是此间国际贸易加快发展的因素。总之，两次大战间出现的诸多因素，客观上都从不同方面和角度推动了天津外贸发展。
其次，国内外水陆交通运输网络进一步发展和运载工具进一步改进，是此间天津外贸飞速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这一期间天津已是内连三北城乡大市场、外通中国沿海各通商口岸及世界各国港口都市的大商埠，对外贸易地区和国家发展到百余处，是谓近代天津外贸遍及全球各个角落范围最广泛时期。广泛的国内外大市场是此间天津外贸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次，1900年以来帝国主义势力全面入侵中国内地城乡市场，各国商人蜂拥而至，入内地办公司、开商号、购销产品、开拓市场，客观上助长了中国内地城乡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给天津外贸飞速发展增添了条件。
以上诸多因素，使这一时期天津外贸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近代天津外贸发展的黄金时代是：进出口贸易货值飞速增长，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国对华贸易中有着重要地位。
（一）贸易货值飞速增长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861-1948年）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1861-1899年兴起时期；1900-1937年发展时期；1938-1948年衰退时期。每个时期又有不同的发展阶段。
近代天津外贸货值飞速增长，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9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间最为突出。1932-1937年间天津外贸发展尽管同1931年比较有了下降，但在近代“天津外贸发展中处于比较快的年代”，亦属近代天津外贸发展时期的贸易。1938-1941年及1946-1947年天津外贸，年均货值虽不低于1919-1931年年均发展水平，但它含有许多虚假成分。这些年贸易货值增长：一有人为因素，二有物价暴涨因素，概括地说是战争造成的，不是贸易在正常发展情况下出现的，它将随着战争的变化而变化，1942-1945年及1948年天津外贸急剧下降就是明证。所以近代天津外贸衰退时期以七七事变为起点比较妥当。
1919-1937年间天津外贸飞速增长，可从下列三个方面考察：
从贸易货值看：1919-1937年进出口贸易毛值3617013656海关两，年均278231879海关两，比1900-1918年年均101056607海关两增长1.75倍，比1861-1918年年均增长7.8倍；进出口贸易净值共3524141916海关两，年均为271087839海关两，比1900-1918年年均108937063海关两增长1.48倍，比1865-1899年年均28872405海关两增长8.38倍；1932-1937年间贸易年值无论是毛值还是净值，也无论是计入走私货值还是未计入走私货值都比1900-1918年年均贸易值要高一倍多，比19世纪年均贸易值高出6-8倍。
从税收看：1919-1937年共收关税270275065海关两，年均为14225003海关两，比1900-1918年年均3200595海关两上升3.44倍，比1861-1899年年均476140海关两上升28.87倍。
从进出口船只吨位量看：1919-1937年进出口船只吨位量共89594349吨，年均4715491吨，比1903-1918年间年均2121614吨增长1.22倍，比19世纪22个年头的年均614454吨增长6.67倍。
以上几个方面统计数据清楚地说明：此间天津外贸货值、税收、吨位量快速猛增，实为近代天津外贸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二）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以来天津在全国外贸中比重大为提高，1919年在全国几大通商口岸中位在前三四位，1932年开始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
19世纪中国对外通商大港有：上海、广州、厦门、汉口、福州、宁波、汕头、天津、烟台、牛庄，号称十大通商口岸。20世纪50年代前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对外通商大港是：上海、广州、大连、天津、汉口、青岛、九龙。天津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1868-1899年年均占3.26%，居上海、广州、厦门、福州、汕头、汉口之后第七位。可见影响是有限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进入20世纪后比重有了明显提高，1900-1918年年均比重升到5.35%，超过汉口、厦门、福州、汕头，位上海、广州、大连、九龙之后居第五位。1919-1931年年均比重升到8.07%，超过广州、九龙，居上海、大连之后的第三位。九一八事变后大连列入“满洲国”外贸范畴，天津外贸就在大连缺席情况下，从1932年起到1946年无论是进出口值、还是土货出口值、或是洋货进口值，均居上海之后占全国第二位。1932-1937年年均比重11.30%。
从税收看：1863-1899年天津在全国关税收入中所占比重年均3.30%，居上海、广州、汉口之后。进入20世纪后比重成倍上升，1900-1918年年均比重7.7%，虽不及上海比重，但与广州、汉口比重不相上下。1919-1937年年均比重升到8.37%，超过广州、汉口，亦越大连九一八事变前水平，居全国第二。
进出口商品在全国也占有一定比重，一些商品在全国同类商品的进出口比重中是惊人的。进口方面：以1919-1930年计，煤油年均占17.64%左右，1919年达46.69%；棉纱约占9.84%上下，1923年达15，96%；面粉占23.97%左右，1927-1929年年均占28.36%。出口方面：蛋产品1919-1931年间年均占17%左右，1927年达23.49%；棉花1919年后逐渐占半数或半数以上，1932年竟达93.40%，处于垄断地位。
以上数据表明：1919-1937年天津外贸在中国外贸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是此间中国外贸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在各国对华贸易中有着重要地位
天津始终是中国北方外贸基地、经济中心和商品集散市场，是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商埠，在各国对华贸易中占有重要比重，是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各国同天津贸易在其对华贸易出口比重看：加拿大1919年占12.91%，1927年为35.61%；法国1919年占17.59%；日本1927年占25.25%，1931年为15.93%；德国1931年占10.34%；希腊1931年占26.38%；阿根廷1931年占25.63%；丹麦1931年占18.86%；荷兰1931年占17.90%；西班牙1931年占31.77%。
从各国同天津贸易在其对华贸易进口比重看：加拿大1931年占25.33%；英国1927年占25.53%，1931年为23.15%；德国1927年占15.97%，1931年是12.58%；日本1919年占11%，1927年为12.75%，1931年达13.58%；美国1927年占25.53%，1931年是23.05%；新西兰1931年占65.44%；古巴1931年占62.50%；西班牙1931年占30.90%；瑞士1931年占25.24%；澳大利亚1931年占27.16%。
举这三年为例，是因这三年在中国发生了有较大影响的政治事件：1919年巴黎和会对中国山东问题的不公正处理，激起了中国人民义愤，爆发了声势浩大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1927年是中国军阀割据及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殊死搏斗最为严峻的年代；1931年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这些政治事件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必然影响到天津同这些国家贸易。然而这三年天津在各国对华贸易中仍占有重要比重，可见其他年份天津同各国贸易必然是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商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