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同时提出，打开80年代转折背后的全球视野，引入另一些曾经遭受忽视的历史景象参与解释，例如，“十年动乱”与西方60年代之间的呼应，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第三世界的境况和各种地缘政治关系，弗·詹姆逊或者德里克等左翼理论家的论述，如此等等。如果考察的目光仅仅徘徊在民族国家的内部空间，人们无法及时地察觉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压榨，并且形成独立的地域文化主体。这种症候的一个重要表征即是——西方的现代性被奉为不二的楷模。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1~25页。晚清、五四时期以及80年代，“睁眼看世界”时常象征的是闯进西方文明的盗火者；然而，现在到了恢复另一个传统的时候了：坚持以批判西方文明的姿态跨入全球化时代。尽管如此，全球视野仍然没有理由覆盖民族国家的内部考察。“外部”目光通常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仿佛叙述一个同质的共同体。全球的地缘政治之中，设定这个共同体存有统一的目标和意志，无数面目模糊的个体各司其职，竭力效命于金字塔顶端传来的指令。然而，至少对于80年代的转折，这种理论模型远未完善。70年代中期，陈陈相因的标准语言日渐僵硬和空洞，政治神话的宏大叙事——包括全球政治的描述——退化为无效的陈词滥调；另一方面，社会成员愈来愈难以忍受“十年动乱”的沉重枷锁，人心思变。这时，“内部”冲动的巨大压力扰乱了民族国家制订的外部目标，后者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经验严重脱节了。
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不愿意正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或者因为沟通机制的失效，或者因为权力体系盗用民族国家的名义发出了有损于社会成员的指令。人们可以不断地读到革命领袖号召“十年动乱”的各种崇高词句，但是，革命理想和正当的动机在具体实践之中奇怪地走向了反面。哪些原因导致实践的失败？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时常被束之高阁。然而，如果所谓的全球视野仅仅考虑几种制度或者几种生产方式的兴衰，仅仅热衷于民族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博弈，那么，这种历史图景只有概念、数据而缺乏带有体温的情节。这种状况可能产生的致命盲点是：当另一个压迫体系形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时候，人们常常熟视而无睹。无视具体的经验、感受、气氛、语境，无视一个个故事之中的血泪，这种概念规划走不了多远。70年代中期，种种异端的地下文化群落陆续浮现，怀疑的气氛普遍弥漫；同时，民间的思想活力开始悄悄地复苏。不久之后，政治神话的宏大叙事与社会成员的经验之间出现了最后的对决。这个对决以前者的溃败而告终，80年代终于应运而生。显然，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承传。80年代如此急于摆脱“十年动乱”，因此，清理战场的时候，围绕革命的许多合理命题遗憾地遭到了抛弃。玉石俱焚，这是失败的实践不得不偿付的历史代价。
为什么是文学——而不是经济学或者社会学——充当了80年代的文化先锋？这绝非偶然。相对于种种数据或者理论分析，文学始于具体的经验：始于几句对白、一个表情或者若干家居场面。80年代之所以委托文学领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十年动乱”带来的伤痛已经抵达社会末梢，危及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广泛地积聚潜藏在具体经验内部的能量，无微不至地清理种种伤痛，这是文学的擅长。大面积的无政府主义混乱、血腥的暴力、不寒而栗的政治罪名以及毁灭个人尊严的惩罚体系，这一切不仅推翻了正常的秩序，而且制造了一个民族难以愈合的巨大心理创伤。粗暴，蛮横，不信任，惊悚，颓废，道德欺诈与彼此怀疑，窥视欲、监控与告密，对于政治的不屑与冷漠，抢夺权力的渴望——这个巨大心理创伤的各种并发症至今还在延续。崇高或者道义的声望之所以一落千丈，很大一部分可以追溯至政治神话的破产。如同宗教的瓦解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神圣的垮塌带来了亵渎与玩世不恭。理想的信奉演变为一个笑话之后，再也没有必要牺牲什么了。这时，犬儒或者拜金主义的自私轻而易举地跨越种种道德屏障而大行其道。革命言辞曾经用于编织自我保护的理论躯壳，继而成为泄愤的攻击工具，最终充当了牟利的堂皇修饰——以上三部曲之间存在深刻的递进关系。不言而喻，80年代文学可以视为这种心理创伤表露出来的曲折的精神症状。如果说，经济的复苏或者制度重建可以制订有条不紊的规划，那么，心理创伤的诊疗远非如此简单。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时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或者张一弓的《黑娃照相》无法制造持久的乐观情绪——解放的叙事之中，为什么声名显赫的“伤痕文学”构成了序幕。“伤痕文学”企图在回忆与叙述之中修复心理，犹如精神分析学利用自由联想引导遭受压抑的无意识。“伤痕文学”复述了许多苦难与悲剧，整个社会开始在一片唏嘘之中释放压抑已久的悲情。令人瞩目的是，许多小说、戏剧——例如，卢新华的《伤痕》、张贤亮的《灵与肉》或者宗福先的《于无声处》——均选择了家庭的瓦解作为戏剧冲突展开的空间。60年代至70年代，“十年动乱”划分出的政治阵营不仅全面干预既定的社会关系，而且强劲地袭击了传统的家族人伦。由于形形色色的政治分歧，家庭在社会的重压之下分崩离析，妻离子散或者亲人反目成为普遍的情节。“伤痕文学”选取家庭作为抚慰人心的第一个入口，继而向各个领域扩散。从启蒙、主体观念到内心的无意识；从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寻根文学的传统文化到先锋文学的形式探索——对于多向展开的80年代文学说来，解除压抑是修复心理创伤的首要疗程。相对地说，每一种话语说出了什么远不如反抗了什么显眼。作为解放的叙事，文学既显示出压抑体系如此密集；又显示出遭受压抑的冲动如此活跃——如果全球视野视而不见地掠过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复杂内容，80年代只能如同一个突兀的片断不合时宜地插在历史的褶皱之中。
三
对于80年代文学说来，“主体”曾经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主体观念从哲学领域跨入文学，刘再复居功至伟。他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与《论文学的主体性》曾经在80年代名重一时。刘再复试图以主体观念阐释作家、文学人物以及读者，并且构造一个以人作为衡量核心的理论体系。当然，各种激烈的批驳接踵而来，很快形成了争论旋涡。一种观点认为，主体观念与历史唯心主义近在咫尺，主体观念的扩张可能成为抽象人性主义的旗帜，诱使文学脱离广阔的社会生活；另一种观点认为，精神分析学、语言转向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化均重新描述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时，奢谈古典哲学的主体观念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25年之后的一次访谈之中，刘再复的回应表明了当时的历史判断。在他看来，80年代刚刚开始摆脱“人道”的危机，没有理由以“高深的学术姿态”嘲讽人道主义的“过时”与“浅薄”；他不惮于承认，“主体观念的理论动机是想用‘主体论’的哲学基点来取代‘反映论’的哲学基点”；刘再复如此总结：“80年代最根本的文化意义是重新确立个体生命的价值，重新建构个体经验语言，重新谱写个人的声音。可以说，这又是一次凤凰涅槃，是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经过“十年动乱”的大灾难之后，共同赢得的一次历史性觉醒。”刘再复、黄平：《回望八十年代——刘再复教授访谈录》，上海，《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5期，第21、19、17页。考察80年代解放的叙事，主体观念与启蒙气氛的相互激荡显然是生动的一幕。
估计当初没有多少人料到，主体观念在90年代的现代性叙事之中分裂为多副面孔。这显然与现代性的多种模式遥相呼应。众多思想家曾经谈论过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例如启蒙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或者浪漫现代性；每一种现代性模式无不企图建构与之适应的主体观念。90年代之后的文学清晰地展示出主体的分裂以及多种主体观念的复杂冲突。
对于80年代文学说来，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犹如主体观念的无意识认同。显然，80年代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并非以理性、公正和犀利的批判锋芒著称。对于他们说来，气宇轩昂的五四知识分子恍如隔世，西绪福斯式的倔强或者尼采式的“超人”凤毛麟角。从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王蒙的《布礼》、《蝴蝶》，知识分子多半以受难者的形象出场。贬抑、讥讽、漫长的思想改造和无情的政治攻击蚀去了一切桀骜不驯的棱角。跨入80年代，短暂的控诉和伤感之后，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愿是全力以赴，尽量弥补遭受荒废的事业。然而，这种无怨无悔的“孺子牛”形象并未维持太久。或许，这是一个未曾充分阐释的问题：90年代之后，哪些原因驱使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不论是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李洱的《午后的诗学》还是阎连科的《风雅颂》，知识分子迅速地沦为名利的俘虏。追名逐利的日子里，满腹的诗书无非转换成别致的欲望修辞学。这种气氛甚至孕育出另一个90年代的张贤亮。在他那里，80年代的受难者如同阳光下的雪人溶化在欲望与市场氛围之中。张贤亮的《习惯死亡》之中，受难者的全部历史成功地兑换为境外性冒险的资本；到了《青春期》，那个人们熟悉的章永璘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当年的马缨花、海喜喜这一帮底层人物扮演的是企图蚕食企业的周边刁民。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开始变质，这可以视为主体分裂的前期征兆。
如果说，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包含了想象的成分，那么，90年代中期围绕“人文精神”的激烈争辩犹如真实的佐证。“人文精神”的含义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但是，卷入争辩的多数是文学知识分子。或许可以说，文学知识分子匆匆地挑选“人文精神”这个概念表述他们意识到的某些异常。不论赋予“人文精神”什么含义，这个概念首先是抗拒市侩哲学的一面旗帜。现代性叙事正式引入市场经济的洪流。这不仅意味了另一套价值观念体系，同时还制造出一种实利主义的世俗气氛。各种琐碎的小算盘回响在粗鄙的经济环境之中，诗意、深奥的哲学以及精神尊严疾速瓦解，拜金主义意识形态的合围之下，知识分子很快边缘化。这时，“人文精神”毋宁是他们维持精神重心而仓促挪用的一个概念。追溯西方文化史，“人文精神”宗旨之一是抵制宗教的压抑，肯定人的尘世生活；然而，这些文学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很大程度地成为鄙夷尘世的精神姿态。当年，这个文化误差曾经令王蒙迷惑不解：商品和市场不就是启蒙“祛魅”的必然后果吗？——“人文精神”为什么出尔反尔？参见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人文精神寻思录》，王晓明编，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如今，我倾向的解释是，“人文精神”隐含的矛盾即是来自主体观念的分裂与相互冲突。
80年代的主体观念不仅化身为文学知识分子，同时还化身为文学女性形象。修辞学分析表明，80年代那些倾心于女性主义主题的作家大量使用“我”作为叙述者，例如林白与陈染。她们一批作品之中出现的“我”逐渐汇成了一个相近的女主人公形象：知识女性，孤独而清高，自闭而自傲，憧憬爱情而又无法迁就周围的庸常男性。这种女主人公锐利甚至尖刻的性格明显地表露出对于男性中心社会的挑战。“我”的内在精神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这是启蒙主体的另一种注释。然而，不久之后的一批女性作家出现了暧昧的变化。卫慧、棉棉或者九丹的“我”似乎更富于冲击力。她们的女主人公放浪形骸，颓废恍惚，吸毒，性开放，并且坦然地表示对于物质和商品的渴求。如同现代主义精神的某种响应，她们的作品大胆戏弄种种严谨、保守的生活观念；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察觉她们对于市场的巧妙献媚：女性的身体暴露与其说向男性文化示威，不如说将挑逗窥视欲作为市场占有的手段。如今许多人已经深谙一种复杂的策略：抛出一个愤世嫉俗的形象迎合世俗。这时，80年代的主体观念再度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