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返本”无疑是这方面所有思想的重心，即最终要回到儒家精神的本源之处。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复强调了传统儒家思想是一个可以超越一切历史时代，内在于每一个人并且超越性地涵盖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的道德精神，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不过是这个普遍而超越的道德精神实体之不同的表现或开展。然而，这种关于儒家思想的理论，无法与越来越多元的现实社会发展相衔接，它的非科学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在台湾新儒家中，牟宗三被认为是最富理论创发性的。他试图系统地解决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关系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中往往更尖锐地体现着多元与中心的立场悖论。他甚至和其他新儒家一样，将民族的复兴与儒家的复兴联系在一起，这在客观上使得牟宗三无法通过自己的学说解决现实中的任何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理论逻辑上的推演，而否定儒学思想在现实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实实在在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台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阶段，儒学的社会影响成为不可忽视的基本文化因素。如果说，19世纪以后中国之走向近代化基本上来自于西方列强的压力，而儒学思想在这过程中基本上扮演了近代化的阻碍者的角色，那么，在这一次的台湾社会发展与转型中，儒家文化作为主要的本土文化资源无疑具有最为深厚的根基，这不仅因为它在中华文化传统中长期居于核心地位，流风广及于台湾社会的所有阶层，而且因为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化资源既有过冲突，更表现出了强大的兼容能力和耐心的对话精神，对于台湾现代化进程在全球和区域双重多元文化背景下面临的挑战，颇具启示性意义。不少台湾学者借助台湾地区乃至东亚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经济发展成就，深入探讨了儒学精神之现实影响的不容忽视一面。他们认为，儒学之为儒学，或者说儒学之所以能在历史的因革损益中保持其连续性，关键在于儒学的内核是一套精神性的价值信仰系统，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安身立命的一贯之道。这种观点突出了儒学思想中的超越性特点，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将儒学看成是一种精神性或宗教性传统，而并非仅仅只是一种理论建构的结果。它既有历史经验的坚强支持，是整个儒学台湾本土经验的如实反映，又在战后整个东亚范围的意识领域中获得了再次突显。对于儒学与东亚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如今的研究已逐渐能够超越非此即彼的简单认识。一些台湾学者甚至提出，儒学作为价值信仰的一种类型，已进入全球意识的观点，它不仅可以为中国、东亚地区的人士提供安身立命之道，亦有可能成为西方人信仰方式的一种选择。
除了一般的主张儒学思想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具有精神内核意义的影响之外，一些台湾学者通过比较历史上儒学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提出了具有“地方性文化意义”的区域儒学问题。比如台湾师范大学的潘朝阳认为：
儒家价值系统往往在儒学所及的区域发生深刻的社会文化之影响。但是就儒学诠释史的意识形态而言，中原儒学一直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主流、核心，但是位于边缘地区或非汉区域的儒学，却长期被视为中原主体思想流脉之下游而受到轻忽。再者，就一般儒家工作者的立场，亦常以中原核心性优位的观点来诠释非中原区域或非汉之儒学，因而不免存在着核心决定论或独断论之色彩。
其实近世以降，随着中国经济精华区的南移，儒学除了区域分化的趋势之外，由于自然和人文团凝整合形构了区域特性，因而地方性的儒家精英发展了他们各自具有的区域儒学。杨念群特举湖湘儒学、岭南儒学、浙东儒学等三个儒学之区域化为显例而突出了有别于一体性普遍精神的儒学诠释；尤其由于此三个南方区域，一方面远离“帝王御用儒学”之大本营的北方和京师，一方面以繁荣的社会经济及社会文风为基础，因而当地的儒家精英较能在教育和社会层中，推展儒家的教化，此特称之为“教化儒学”，而与北方及京师的“帝王儒学”有别，同时湖湘、岭南及浙东儒学也别具独特性，三者分别有其精彩之内容和形态。杨氏之意，乃是强调由于中国大地上的区域分化，因此除了帝王儒学作为中华帝国专制治国的意识形态之外，其实幸有区域化的儒家可得以超脱帝术之宰制而在区域中推展了儒家的文德之教，且分别呈现了地方性文化意义的儒家。潘朝阳：《占后台湾儒家研究的几个倾面：问题及其意义》，收入于黄俊杰主编《东亚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第428页。
也就是说，如果儒学也分中心和边缘地区的话，那么，边缘地区的发展亦有其独特的儒家思想的缘故。从这一点上说，在实现儒学“外王”、“事功”的具体过程中，地方性文化意义有时决定了特定的“外王”指向。这种关于儒家区域化和区域性现象的探讨，在台湾儒学界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李明辉就指出儒家传统是东亚文明的共同遗产，除了在其发源地中国内地之外，对边缘地区的文明发展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他认为，儒学思想在传入各地的过程中，由于当地的固有文化及其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之殊异，而必须面对远较中土更为复杂的情势，这使得儒学思想在各地呈现极为不同的面貌与发展过程。在他看来，这样的儒学区域分化及其发展出来的地方性特色，长久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忽视，很少能从当地文化的立场和角度来深刻思考儒学传入该地区之后所发生的文化与政治认同间的矛盾、儒学思想与该地区本土思想的冲突与调适，以及当地精英对儒学思想的新的阐述等等。李明辉：《现代儒家与东亚文明：地域与发展》导言，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2002。
正是在类似这样一些问题的逼问之下，台湾儒学界一些研究儒学与东亚发展问题的学者开始重视儒学“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问题。除了中国内地之外，其他儒学再传入地区都属于“边缘”区域。他们认为“中心”无疑是儒学思想的源头，但“边缘”却未必是儒学思想之末尾，边缘区域应该具备学术研究上的独立性，具有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进行文化和思想之诠释的重要性，提出了进行边缘儒学自身的独立思考的问题。
但是，这种边缘儒学的提法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台湾东海大学的蔡仁厚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至于汉民族文化边远地区的儒学传播，和非汉地区的儒学传播，应该有基本上的差别，不可一概而论。而把台湾儒学说成“边缘儒学”，我尤其于心不忍、不安。当然，地理上的空间位置，常因首都或文化核心而形成四面八方的边缘，这个事实必须承认。但这种先天的限制，并非不能超越、不能突破。……说到“边缘的”儒学，“未必能出现鸿儒巨著”。这句话，我希望生活在台湾的人不要轻易接受，而应该加一个字，把“未必能”改为“未必不能”，未必不能出现鸿儒，未必不能写巨著。
……
我这样说，不是夸大膨风，更不是不知艰苦。而是我们确认，“人格的完成”、“生命价值的上达”，以及“学术慧命的承续光大”，都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而文化学术的中心，也不是单一的、固定的。山东的邹鲁，虽然永远是儒学的圣地，但历代儒学的中心，却并非定着于山东邹鲁，而可以移转到南北各地。当福建的朱子学鼎盛之时，就有所谓“海滨邹鲁”之誉。这表示，滨海的福建，也可以成为某一时期的邹鲁之乡。同理，台湾也可以成为“瀛海邹鲁”，东南亚也可以成为“南洋邹鲁”。中心不止一个，可以很多个。如果中华大地能够形成三、四个，五、六个，七、八个儒学中心，东西南北，交光互映，岂不更为漪与盛哉！蔡仁厚：《新儒家与新世纪》，台湾学生书局，2005，第111~112页。
这就提出了儒学研究在思想认识上所具有的两层性：其一，儒学中的普世永恒性价值观，这是从孔孟一脉相传并发扬光大下来的儒家关于“内圣外王”的常道慧命；其二，儒学的精神并非完全局限于抽象的理论体系里，它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这种“内圣外王”精神必须是落实于现实而形成区域的文化与思想特色，这就是台湾儒学界强调的区域性儒学思想问题。应该说，这种体现在边缘区域的“内圣外王”，它既不同于视内圣与外王之间为直接推衍的传统观念，也没有按照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为代表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路。也就是说，东亚儒学文化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没有伴随着儒家内圣心性之学及其内在精神的自上而下的有意识深化和传播，也没有在此之上成为直接推动社会进步的民主、科学的形上基础。儒家思想文化在东亚的积极作用基本上是通过潜在的生命观念以及大众平常的生存方式而得以体现出来的。面对这样一种发展情境，儒学尤其是新儒学的一系列哲学甚至被认为是不需要外王，也开不出外王，包括“良知坎陷”理论在内的思想，乃是基于文化使命感所不能不有的一种设定。
三、台湾儒学——儒学之区域研究的典型个案
“台湾儒学”一词的首次使用，出于台湾学者陈昭瑛的《当代儒学与台湾本土化运动》此文是陈昭瑛于1995年4月23日参与台湾“中研院”的“当代儒学研究计划”第三次研讨会的论文，后来收入于《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一书，台湾正中书局，1998，第265~332页。一文。她认为：
台湾儒学的提法体现的是根源意识、本土意识，而它所印证的则是儒学的普世性。没有根源性就无法证成普世性，这关系就如同儒学中“经”与“权”之间的关系，也类似“经典”与“经典诠释”之间的关系。“诠释”（即一种“权”，权变）当然是依赖“经典”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基于诠释者的时空脉络而对“经典”所作的回应、解释，乃至修正、再造；另一方面，“经典”也是依赖诠释的，因为一部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引不起回响也得不到诠释的著作必定不是“经典”。“经典”的特性正在于它具有在不同时空的心灵上激发共鸣的精神能量，也具有不断被诠释、改造而不失原始生命的思想原创性。儒学的台湾版本，或说台湾的儒学经验，体现的正是台湾的本土性和儒学的普世性的结合。陈昭瑛：《斯人千古不磨心》自序，《台湾儒学——起源、发展与转化》，台湾正中书局，2000。
儒学从传入台湾的那天开始，就逐渐通过民间文化的形式规范起台湾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在实际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对生活世界的认同意识，既体现了最初大陆移民的“根源意识”，也逐步形成了“本土意识”。也就是说台湾人在台湾400年来的开拓和发展历史中，是以儒学这一中华民族文化作为其常规正道，并开始慢慢体现为他们的“台湾本土”和“台湾意识”的。而在这一基础之上所形成的“根源意识”和“本土意识”，又不断地反过来印证了儒家智慧的普世性之永恒价值。值得重视的是，反映在这一过程中的儒家思想的普遍价值是在台湾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结构中得以体现的，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台湾的特殊性。
陈昭瑛以“经典诠释学”的语法强调了儒学在台湾的传入、传播和发展，是一个对“经典”不断诠释和应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是由于台湾这一地区的特殊人文和历史地理条件，而形成了儒学的“经”的地位；另一方面正是生活在这一特殊时空条件的人们根据对自身生存的种种理、法、事、物的认识而对儒学不断深入的诠释，使得儒学与台湾历史社会相互渗透和影响，并越来越丰富地体现了儒学的台湾区域特点。也就是说，对台湾儒学的认识与把握，必须将其放在台湾这一具体的时空条件下，只有在台湾的历史和地理的发展脉络和结构中，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内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