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国际竞争加剧的挑战。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陆续推出一系列政府拯救经济的计划，通过发展一系列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新时期世界经济制高点。美国于2010年8月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推出《制造业促进法案》，拟通过对软件产业、化学、制药、农业、教育、医疗、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使美国走出不景气。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去工业化”到现在又开始“再工业化”回归实体经济重振制造业，从传统的常规技术向广泛使用以数控、低耗和洁净生产为重点的先进制造技术转变，这一经济发展模式的快速“转向”牵动了全球神经。欧洲、日本在拯救经济计划中也都包含与美国类似的支持新兴产业的内容。日本在“3·11”震后提出“实体经济本土化”，试图凭借技术优势控制新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地。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度等也在致力于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剧烈的国际竞争带来了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增加出口、平衡贸易、恢复制造业竞争力，贸易保护和技术封锁日益猖獗。如美国通过《刺激法案法》，限制雇佣外国人，反对使用国外原材料，对我国汽车产业发起“轮胎特保案”、“钢管特保案”；欧美先后对我国出口产品实施多项“反倾销调查”，同时对资本和技术输出严加限制，增设贸易技术壁垒，加剧贸易摩擦。低碳经济也成为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合法化的护身符，一些发达国家试图借助碳关税限制我国产品进口，使得两岸都面临着国际对节能减碳要求提高的压力。
其次是两岸产业合作机制不确定性的挑战。两岸产业合作机制是在一个国家主权下由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两个区域性行为主体，为实现互利双赢目标，基于双方共享价值观念和共同利益预期而设立的特定中介组织、机构、制度和共同制定及遵守的双方产业合作的原则、准则、规范和决策程序的体系。作为一种体系，两岸产业合作机制不仅是制度性框架，还应包括双方共享的文化价值、组织机构和运作规则。刘舸：《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概念分析》，《台湾研究》，2010年第3期。ECFA签订以前，产业合作是民间自发的功能性合作，虽然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取得进展，但无机制保障可言，处于单向、不均等、不平衡的无序状态，技术溢出效应不高、产业关联度不大、资源互补效应没有有效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基于重大发现和发明而产生的，将会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产业群，对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新空间的竞争有着关键性影响，其本质上是建立在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重大突破基础上的下一代高新技术产业，具有知识密集、高投入、高风险的特征，没有完善、稳定、互信的合作机制保障将难以持续发展。ECFA签署无疑是推进两岸产业合作制度化、机制化的重大举措，是两岸首次通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应该看到，ECFA毕竟只是框架性协议，后续还有一系列相关协议有待协商，而且ECFA是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初级阶段签署的，目前两岸之间仍然存在政治互信不足、文化价值观念有异以及岛内外分离势力干扰破坏等实际问题。虽然由ECFA签署和实施所带来的两岸产业合作内部环境总体看好，但不确定性因素还很多，建立完善的产业合作机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因为作为一个国家原则下的两岸产业合作机制，共享一个国家主权是产业合作的基本属性，中华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念是两岸经济关系中的公共产品，没有这些基本共识，真正的合作机制就很难建立和完善，而如何处理这些深层次问题还有待两岸公权力的持续介入、引导和化解。
三、健全机制，全面激活推动两岸
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的内生动力推动两岸新兴产业合作的内生动力是指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内在动力源。从国际产业理论的演替过程看，跨境投资的直接动因在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的相互拥有的比较优势，包括由自然资源禀赋差异产生的先天比较优势和基于规模报酬递增与机会成本递减的后天比较优势。两岸产业合作发展的内生动力源自两岸相互拥有的比较优势及由此衍生的比较利益。正是这种比较利益带动了过去30多年两岸的投资合作和产业转移。ECFA的签署和实施，为未来两岸新兴产业合作内生动力潜质的释放提供了机制保障。健全两岸新兴产业合作机制，加快释放两岸产业合作内生动力，既是深化两岸新兴产业合作的有效途径，也是两岸实现互利双赢，共同面对经济全球化竞争的共同需求。因此，不断化解两岸合作机制的不确定性因素，释放合作原动力，构建新的动力机制，对推进两岸新兴产业合作正常化、机制化至关重要。
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两岸新兴产业合作机制建设需要把握三个核心环节：一是两岸产业合作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两岸产业合作互补系统功能的充分发挥；三是两岸产业合作行为主体的良性互动。根据这个目标，现阶段迫切需要建立的产业合作机制主要是合作动力机制、要素整合机制、产业关联机制、协作竞争与开放机制、保障与约束机制和宏观协调机制。
1.合作动力机制。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核心是合作的动力或收益要大于单边行为的动力或收益，共同的经济利益是区域经济合作的经济基础。动力机制是驱使两岸产业合作互补活动的基础条件及其综合效率的发展。它是一个由核心动力、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构成的动力体系。
2.要素整合机制。是促使两岸产业要素在合作互补系统内的有效耦合并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整合的基本原则是以资源共享为宗旨，以合理利益分配为纽带，最终形成资源内部化的新的产业体系。
3.产业关联机制。旨在充分发挥产业合作的关联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通过引导两岸新兴产业的对接，由一个产业合作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形成互补互动的产业集群。产业联盟效应是通过市场供需关系体现的，必须遵循市场法则。
4.协作竞争与开放机制。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协作、竞争与开放是密切联系、同时存在的。彼此开放是协作的前提，有协作必然有竞争，协作与竞争是开放的必然结果。健全协作、竞争、开放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两岸新兴产业合作的重要举措。
5.保障与约束机制。保障机制的功能是为产业合作互补系统营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为系统的高效运行提供强有力的软硬条件支撑。只有不断优化软硬环境才能使得两岸新兴产业合作持续发展。约束机制是限制乃至惩处有碍于两岸产业合作互补系统运行的不良行为，主要通过政策引导、经济手段和税负杠杆等形式来实现。
6.宏观调控机制。旨在化解两岸由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差异所导致的合作互补系统功能失灵和市场运行障碍，为两岸新兴产业合作健康、持续发展提供组织保障。通过宏观协调逐步完善各项合作机制，使两岸新兴产业合作政策真正具有互补性、协同性，真正能够实现资源的互补共享。
上述六类机制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互相渗透和作用，形成一个复杂而有序的合作互补系统。各类机制的相关性如图所示：两岸新兴产业合作机制系统图在这个系统中，宏观调控机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两岸至今仍然存在着有悖于真正的合作机制建设的国家认同、社会文化认同等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正是影响两岸和平发展阶段产业合作内生动力释出的主要因素。基于这个现实，排除意识形态干扰，增进和扩大政治互信是健全两岸产业合作机制，释放两岸产业合作内生动力的根本保障。
过去30年两岸交流合作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政治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社会发展基础，经济合作与政治互信紧密联系在一起。在ECEA时代随着两岸产业合作的深化，两岸政治矛盾必然会逐步凸显。拓展与深化两岸协商、谈判、对话的议题，已成为两岸执政当局必须面对的问题。不断增进与扩大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在互信基础上建立完善两岸产业合作机制，是持续深化合作的决定性因素。虽然两岸目前达成“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求同存异”“搁置争议”的默契，但政治问题暂不处理并不等于不存在。2009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与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会面时，曾经引用唐代诗人王之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名句，表达了对不断推进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期待，强调指出，要“推动两岸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向前发展，需要我们站在全民族发展的高度，审视世界发展潮流，看清正确方向，拓宽前进道路，不断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ECFA的深化，迫切需要两岸执政当局“站在全民族发展的高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政治互信，增强民族共识，这是新时期全面激活两岸新兴产业合作内生动力的关键。
本文原载于《台湾研究》2011年第4期
（单玉丽，福建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台湾地区环境教育的发展与启示
杜强在台湾地区，环境教育是指运用教育方法，培育国民了解与环境之伦理关系，增进国民保护环境之知识、技能、态度及价值观，促使国民重视环境，采取行动，以达永续发展之公民教育过程。台湾地区实施环境教育迄今20多年了，探索了许多经验与做法，取得了较好的环境教育成效，民众的环保意识、环境素质得到较大提升。目前大陆正处于类似我国台湾地区20世纪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严重的情势，台湾地区在环境教育方面的经验做法值得大陆学习借鉴。
一、台湾地区环境教育发展的历程回顾
台湾地区实施环境教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促成的主要因素包括国际环保教育的启迪与岛内环保治理的压力两个方面。从国际环保教育的启迪方面看，欧美“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所带来的惨痛代价，使其认识到培养环境公民、增进环境伦理，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于是，力促并主导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倡导开展环境教育，宣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赢的理念和行动。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环境教育的国家之一，1969年就通过了《国家环境教育政策法案》；1970年10月又制定了《环境教育法》（1990年11月16日美国国会颁布《国家环境教育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实施该法的国家，以法律的手段促进、保障环境教育的实施，集中力量对公民进行有关环境质量和生态平衡的教育。国际性环境教育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人类环境宣言》第19项原则的“环境教育”中，特别指出环境教育在保护和改善环境上的必要性。之后，举办了多次国际环境教育的重要会议，在全球掀起国际环境教育的热潮。比如，1975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国际环境教育研讨会”，宣示国际环境教育理念。1977年10月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召开“政府间环境教育会议”，并发表《第比利斯宣言》，指出环境教育是一种全面的终身教育，应面向各个阶层的所有年龄的人，并应包括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大众媒体必须担负起重要责任。从岛内环保治理的压力方面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20多年，台湾地区工业和经济飞速发展，人口迅速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忽视生态和环境保护，导致水、空气污染严重，环境质量日益恶化，民众怒气冲天、怨声载道，层出不穷的环境自力救济事件、生态保护运动此起彼伏。台湾当局在采取多种措施治理环境污染、平息民怨的同时，也着手启动环境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