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听说土肥原骂他是“天皇的忤逆臣民”，要向日本首相府，甚至向天皇揭露他与“宋子良”秘密会谈，破坏日华和平的阴谋，还提出要处分他，大惊失色。他虽然获得有田外相的支持，但毕竟没有经过御前会议批准，势必斗不过土肥原。顿时，他吓得面如土色，哆哆嗦嗦地说：“怎么办？今井先生你说，你说怎么办？事情是你穿针引线的，你可得帮助我解围呀！”
今井一阵反感。心想，你铃木当时见钱眼开，不是一再向我表示衷心感谢吗，怎么现在又抱怨起我来了！他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好言安慰说：“不用急。作为好朋友，我绝不推卸责任。因为如此，我才亲自赶到香港来，与你一道研究对策。”
“人们常说‘饥不择食’，我是‘急不择言’。刚才的话有失分寸，请原谅。”铃木羞愧地说，“希望今井先生多出主意。”
“我的意见，必须速战速决，立即结束与宋子良的会谈。”今井果断地说。“双方的会谈已经十分融洽，怎么好立即结束呢？”铃木很为难。
“我要宋子良和樊光自动放弃会谈。”今井成竹在胸，接着他问：“双方的会谈进展怎样了？”
“十一天内，已经会谈四次。承认满洲国，允许日本在内蒙驻兵，日华联合开发华北经济，缔结日华防共协定等问题，双方的意见已经完全一致。”铃木说，“余下的两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赔偿和日军撤兵问题，准备在第五次会议上进行讨论。”
“你估计后两个问题的讨论，会不会有前四个问题的讨论那么顺利？”今井又问。
“难度可能大一点。”铃木推测着。
“好！就在这两个问题上做文章。”今井高兴地说，“我们把中国赔偿的数目搞大一点，把日军撤军的时间拖长一点，他们接受不了，就非自动放弃会谈不可！”
“妙！妙！”铃木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接着，两人商量如何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向土肥原写“事情发生的始末报告”，他们轻描淡写地把双方会谈，说成是一般外交性的礼节会见。因此，对铃木的处分就不存在，也就没有必要写处分报告了。
第二天上午，曾广、樊光和铃木、领事馆秘书川岛幸太郎，在领事馆二楼会议室举行第五次会谈。铃木为了使对方早点放弃这次会谈，首先发言，他说：“遵照敝国政府的意见，日方要求华方赔偿损失四百亿美元。日军撤离中国的时间暂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三年，日军撤走三分之一，第二阶段也为三年，再撤走三分之一；第三阶段暂定为四年，如果苏俄的军事力量削弱了，中国共产党被消灭了，日军全部撤走。否则，时间还得适当延长。”他望了曾广和樊光一眼，满以为他们会焦急不安，可是，他们的脸部表情是意想不到的平淡和安静。
“赔偿四百亿美元，四万万中国人，平均每人赔偿一百美元。啊，一百美元。”曾广不痛不痒地说。他是嫌多，还是认为适合，使人难于捉摸。
“日军初步计划十年从中国撤完。十年，十年，初步计划十年。”樊光的话，同样使人难于捉摸，“中国的赔偿，在时间上，也是初步计划十年吗？”
“不！两年之内全部赔偿完。”铃木想从时间上迫使对方就范，放弃这次会谈。
“两年，啊，两年，每年赔偿二百亿。”曾广脸部毫无表情，又淡淡地说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话。
铃木急了，说道：“对于赔偿数目和撤军时间，同意还是不同意，请宋子良先生发表具体意见。”
曾广和樊光之所以如此，原来孔祥熙有过嘱咐：“你们这次去香港与日本人会谈，谈得来，就达成初步协议；谈不来，就磨嘴皮，拖时间。其目的，就是把汪兆铭他们成立新政权的时间拖延下来。”
曾广见铃木迫不及待要求接触实际问题，不紧不慢地说：“赔偿数目还可以少一点吗？撤兵时间还可以短一点吗？”
“这是敝国政府经过反复考虑，从日华两国的各个方面，权衡利弊之后才确定下来的，要改变很困难，很困难。”铃木连连摇头。
“那么，要我们接受恐怕也很困难，也很困难。”曾广也连连摇头。
“既然如此，建议会谈到此结束。”铃木有点急不可耐了。
“那又何必呢？六个问题，已经很顺利地解决了四个，只剩下两个了，也就是只剩下三分之一了，如果会谈到此结束，岂不前功尽弃吗？”曾广淡淡一笑。“那又何必磨时间呢？”铃木有点生气了。
“解决国际纠纷急躁不得。”樊光语气和婉，含有笑意。
“比如我们双方都十分熟悉的中日甲午战争，两国刀枪相见打了一年多，也谈判了一年多，最后才签订了《马关条约》，结束了战争。”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们还是面对现实说话吧。”川岛不满地说，“既然宋子良先生认为赔偿的数目太大，撤兵的时间太长，这就没有谈判的余地了。因此，建议会谈到此结束。”
“建议暂时休会。”曾广说，“我们马上拍电报向敝国政府请示，两天之后再继续会谈。”
铃木想了想，只好勉强同意。接着，他驱车去星岛酒家与今井会面。今井听了铃木的情况介绍，担心这样下去会拖延时间，五天之内向土肥原交不了差，心里十分着急。
“蒋介石派代表与我们会谈，为什么那样神秘？无非是害怕中国人知道了骂他卖国。”铃木皱着的眉头逐渐舒展开来，“今井先生不是跟《华南日报》主编林柏生先生很相熟吗？请他帮忙在报纸上发则消息：蒋介石派代表宋子良与铃木卓尔就中日和平举行秘密会谈。这样一披露，保险宋子良会马上离开香港回重庆。”
今井沉思一会，说道：“这则消息符合汪精卫先生的利益，林先生会支持。但觉得它既对蒋介石不利，也对我们不利，岂不是让土肥原将军抓住把柄，更好地追究我们吗？”
“那就改为印发传单，只在香港的小范围内散发，怎么样？”铃木眼睁睁地望着今井。
“这样好，马上行动。”今井感到浑身是劲，很快写出一条二百字的传单，交给铃木过目。接着，他问：“交谁付印？”
“我有位好朋友，在香港《大公报》馆印刷部工作，请他秘密印制一百份。”铃木边看传单稿边说，“言简意赅，写得好。”
“传单需要不需要落款？”今井问。
“落款显得更真实。”铃木略微一想，“落款写‘香港爱国华侨’，怎么样？”
蒋介石最害怕，也最痛恨共产党，落款不妨写“中共香港特区委员会。”今井用心良苦。
“好！就这么办。”铃木高兴地说。
第二天早晨七点左右，宋庆龄洗漱完毕，正坐在书房看书，她的女佣李妈提着一篮子菜，轻轻走进来，将一张今井他们散发的传单递给她。
“你在哪里捡到的？”宋庆龄一怔。
“在菜场上。”李妈沉静地说。
宋庆龄立即起身打电话，把宋子良叫来。
宋子良看了传单，气得又是跺脚，又是捶胸，连喊冤枉，连骂共产党造谣。
他说着骂着，又委屈地哭起来，啜泣着说：“请二姐相信我吧！”
传单说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十二日，双方已经会谈五次。可是，这段时间，宋庆龄几乎每天都与宋子良见面，其中有好几天是成天在一起，于是说：“不要哭了，二姐绝对相信你。但是，共产党绝不会造谣，传单揭露的事实一定是有根据的。”
“又说绝对相信我，又说是有根据的，岂不自相矛盾！”宋子良擦着眼泪，疑惑地望着宋庆龄。
“一定是有人冒充你与日本人会谈。”宋庆龄气愤地说，“你那个大姐夫和三姐夫，什么缺德的事都干得出来！”
“他妈的！”宋子良气得咬牙切齿，手在桌子上一拳头，“我马上去重庆质问他们！”
“你现在没有抓到冒充你的人，去重庆有什么用？”宋庆龄劝导说，“但可以把这份传单寄给他们，附一张信，希望他们以后再不要如此。”
曾广和樊光见传单是共产党散发的，顿时吓得胆战心惊。他们深知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的神出鬼没，担心遭到暗算。还有，如果宋子良通过香港的流氓组织找到他们的住处，也将一命呜呼。他们也顾不得外交礼节了，向日本领事馆招呼也不打，上午十一点看到传单，十二点就驱车到了启德机场，下午一点乘飞机离开香港，于当天傍晚时回到了重庆。
今井在获悉“宋子良”和樊光离开香港之后的下午三点，才乘飞机返上海。他静静地坐在舷舱里，近视眼镜后面的眼睛流露出喜悦的神色。他想到自己的化险为夷，想到三十斤鸦片烟和将三千块中国银元换成的日元，已成为他的永恒财富，想到回到上海之后，汪精卫的感谢和土肥原的赞扬，情不自禁地低声哼起一首日本民歌来：
连小河也不敢趟过的人，哪能越渡浩荡的大海？
连小事也做不好的人，怎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几天来，土肥原成天躲在卧室里，紧闩着房门，将两箱文物珠宝一一分类，重新包装，记上暗号，然后装入六口皮箱。他望着这些皮箱，越发感到汪精卫的可爱，也越发感到支持汪精卫和反对宋子良与铃木秘密会谈的重要。不知是对今井赴香港处理问理的能力有怀疑，还是为了向汪精卫表示他的深切关注和报答，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是在今井保证的五天时间未满，也就是在今井飞回上海的前一天，他当着汪精卫的面，派助手晴气飞往香港，了解问题的处理结果。
晴气飞抵香港时，已是下午六点。当天晚上，他住在日本同盟通讯社香港分局。第二天清早，他与通讯社记者土井明正逛游早市时，拾到了今井和铃木印发的传单，大吃一惊。因为他的任务是了解问题的处理结果，从传单看，会谈还在继续进行，这说明今井来香港之后的工作毫无成效。这不就是结果吗？他上午去九龙看望了两位朋友，下午两点带着那张传单，乘香港开往上海的下午第一班客机，也就是比今井早一个小时起飞赴上海。
事情是如此错综复杂。上海，等待着今井的将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