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听说土肥原骂他是“天皇的忤逆臣民”,要向日本首相府,甚至向天皇揭露他与“宋子良”秘密会谈,破坏日华和平的阴谋,还提出要处分他,大惊失色。他虽然获得有田外相的支持,但毕竟没有经过御前会议批准,势必斗不过土肥原。顿时,他吓得面如土色,哆哆嗦嗦地说:“怎么办?今井先生你说,你说怎么办?事情是你穿针引线的,你可得帮助我解围呀!”
今井一阵反感。心想,你铃木当时见钱眼开,不是一再向我表示衷心感谢吗,怎么现在又抱怨起我来了!他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好言安慰说:“不用急。作为好朋友,我绝不推卸责任。因为如此,我才亲自赶到香港来,与你一道研究对策。”
“人们常说‘饥不择食’,我是‘急不择言’。刚才的话有失分寸,请原谅。”铃木羞愧地说,“希望今井先生多出主意。”
“我的意见,必须速战速决,立即结束与宋子良的会谈。”今井果断地说。“双方的会谈已经十分融洽,怎么好立即结束呢?”铃木很为难。
“我要宋子良和樊光自动放弃会谈。”今井成竹在胸,接着他问:“双方的会谈进展怎样了?”
“十一天内,已经会谈四次。承认满洲国,允许日本在内蒙驻兵,日华联合开发华北经济,缔结日华防共协定等问题,双方的意见已经完全一致。”铃木说,“余下的两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赔偿和日军撤兵问题,准备在第五次会议上进行讨论。”
“你估计后两个问题的讨论,会不会有前四个问题的讨论那么顺利?”今井又问。
“难度可能大一点。”铃木推测着。
“好!就在这两个问题上做文章。”今井高兴地说,“我们把中国赔偿的数目搞大一点,把日军撤军的时间拖长一点,他们接受不了,就非自动放弃会谈不可!”
“妙!妙!”铃木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接着,两人商量如何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向土肥原写“事情发生的始末报告”,他们轻描淡写地把双方会谈,说成是一般外交性的礼节会见。因此,对铃木的处分就不存在,也就没有必要写处分报告了。
第二天上午,曾广、樊光和铃木、领事馆秘书川岛幸太郎,在领事馆二楼会议室举行第五次会谈。铃木为了使对方早点放弃这次会谈,首先发言,他说:“遵照敝国政府的意见,日方要求华方赔偿损失四百亿美元。日军撤离中国的时间暂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三年,日军撤走三分之一,第二阶段也为三年,再撤走三分之一;第三阶段暂定为四年,如果苏俄的军事力量削弱了,中国共产党被消灭了,日军全部撤走。否则,时间还得适当延长。”他望了曾广和樊光一眼,满以为他们会焦急不安,可是,他们的脸部表情是意想不到的平淡和安静。
“赔偿四百亿美元,四万万中国人,平均每人赔偿一百美元。啊,一百美元。”曾广不痛不痒地说。他是嫌多,还是认为适合,使人难于捉摸。
“日军初步计划十年从中国撤完。十年,十年,初步计划十年。”樊光的话,同样使人难于捉摸,“中国的赔偿,在时间上,也是初步计划十年吗?”
“不!两年之内全部赔偿完。”铃木想从时间上迫使对方就范,放弃这次会谈。
“两年,啊,两年,每年赔偿二百亿。”曾广脸部毫无表情,又淡淡地说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话。
铃木急了,说道:“对于赔偿数目和撤军时间,同意还是不同意,请宋子良先生发表具体意见。”
曾广和樊光之所以如此,原来孔祥熙有过嘱咐:“你们这次去香港与日本人会谈,谈得来,就达成初步协议;谈不来,就磨嘴皮,拖时间。其目的,就是把汪兆铭他们成立新政权的时间拖延下来。”
曾广见铃木迫不及待要求接触实际问题,不紧不慢地说:“赔偿数目还可以少一点吗?撤兵时间还可以短一点吗?”
“这是敝国政府经过反复考虑,从日华两国的各个方面,权衡利弊之后才确定下来的,要改变很困难,很困难。”铃木连连摇头。
“那么,要我们接受恐怕也很困难,也很困难。”曾广也连连摇头。
“既然如此,建议会谈到此结束。”铃木有点急不可耐了。
“那又何必呢?六个问题,已经很顺利地解决了四个,只剩下两个了,也就是只剩下三分之一了,如果会谈到此结束,岂不前功尽弃吗?”曾广淡淡一笑。“那又何必磨时间呢?”铃木有点生气了。
“解决国际纠纷急躁不得。”樊光语气和婉,含有笑意。
“比如我们双方都十分熟悉的中日甲午战争,两国刀枪相见打了一年多,也谈判了一年多,最后才签订了《马关条约》,结束了战争。”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们还是面对现实说话吧。”川岛不满地说,“既然宋子良先生认为赔偿的数目太大,撤兵的时间太长,这就没有谈判的余地了。因此,建议会谈到此结束。”
“建议暂时休会。”曾广说,“我们马上拍电报向敝国政府请示,两天之后再继续会谈。”
铃木想了想,只好勉强同意。接着,他驱车去星岛酒家与今井会面。今井听了铃木的情况介绍,担心这样下去会拖延时间,五天之内向土肥原交不了差,心里十分着急。
“蒋介石派代表与我们会谈,为什么那样神秘?无非是害怕中国人知道了骂他卖国。”铃木皱着的眉头逐渐舒展开来,“今井先生不是跟《华南日报》主编林柏生先生很相熟吗?请他帮忙在报纸上发则消息:蒋介石派代表宋子良与铃木卓尔就中日和平举行秘密会谈。这样一披露,保险宋子良会马上离开香港回重庆。”
今井沉思一会,说道:“这则消息符合汪精卫先生的利益,林先生会支持。但觉得它既对蒋介石不利,也对我们不利,岂不是让土肥原将军抓住把柄,更好地追究我们吗?”
“那就改为印发传单,只在香港的小范围内散发,怎么样?”铃木眼睁睁地望着今井。
“这样好,马上行动。”今井感到浑身是劲,很快写出一条二百字的传单,交给铃木过目。接着,他问:“交谁付印?”
“我有位好朋友,在香港《大公报》馆印刷部工作,请他秘密印制一百份。”铃木边看传单稿边说,“言简意赅,写得好。”
“传单需要不需要落款?”今井问。
“落款显得更真实。”铃木略微一想,“落款写‘香港爱国华侨’,怎么样?”
蒋介石最害怕,也最痛恨共产党,落款不妨写“中共香港特区委员会。”今井用心良苦。
“好!就这么办。”铃木高兴地说。
第二天早晨七点左右,宋庆龄洗漱完毕,正坐在书房看书,她的女佣李妈提着一篮子菜,轻轻走进来,将一张今井他们散发的传单递给她。
“你在哪里捡到的?”宋庆龄一怔。
“在菜场上。”李妈沉静地说。
宋庆龄立即起身打电话,把宋子良叫来。
宋子良看了传单,气得又是跺脚,又是捶胸,连喊冤枉,连骂共产党造谣。
他说着骂着,又委屈地哭起来,啜泣着说:“请二姐相信我吧!”
传单说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十二日,双方已经会谈五次。可是,这段时间,宋庆龄几乎每天都与宋子良见面,其中有好几天是成天在一起,于是说:“不要哭了,二姐绝对相信你。但是,共产党绝不会造谣,传单揭露的事实一定是有根据的。”
“又说绝对相信我,又说是有根据的,岂不自相矛盾!”宋子良擦着眼泪,疑惑地望着宋庆龄。
“一定是有人冒充你与日本人会谈。”宋庆龄气愤地说,“你那个大姐夫和三姐夫,什么缺德的事都干得出来!”
“他妈的!”宋子良气得咬牙切齿,手在桌子上一拳头,“我马上去重庆质问他们!”
“你现在没有抓到冒充你的人,去重庆有什么用?”宋庆龄劝导说,“但可以把这份传单寄给他们,附一张信,希望他们以后再不要如此。”
曾广和樊光见传单是共产党散发的,顿时吓得胆战心惊。他们深知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的神出鬼没,担心遭到暗算。还有,如果宋子良通过香港的流氓组织找到他们的住处,也将一命呜呼。他们也顾不得外交礼节了,向日本领事馆招呼也不打,上午十一点看到传单,十二点就驱车到了启德机场,下午一点乘飞机离开香港,于当天傍晚时回到了重庆。
今井在获悉“宋子良”和樊光离开香港之后的下午三点,才乘飞机返上海。他静静地坐在舷舱里,近视眼镜后面的眼睛流露出喜悦的神色。他想到自己的化险为夷,想到三十斤鸦片烟和将三千块中国银元换成的日元,已成为他的永恒财富,想到回到上海之后,汪精卫的感谢和土肥原的赞扬,情不自禁地低声哼起一首日本民歌来:
连小河也不敢趟过的人,哪能越渡浩荡的大海?
连小事也做不好的人,怎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几天来,土肥原成天躲在卧室里,紧闩着房门,将两箱文物珠宝一一分类,重新包装,记上暗号,然后装入六口皮箱。他望着这些皮箱,越发感到汪精卫的可爱,也越发感到支持汪精卫和反对宋子良与铃木秘密会谈的重要。不知是对今井赴香港处理问理的能力有怀疑,还是为了向汪精卫表示他的深切关注和报答,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是在今井保证的五天时间未满,也就是在今井飞回上海的前一天,他当着汪精卫的面,派助手晴气飞往香港,了解问题的处理结果。
晴气飞抵香港时,已是下午六点。当天晚上,他住在日本同盟通讯社香港分局。第二天清早,他与通讯社记者土井明正逛游早市时,拾到了今井和铃木印发的传单,大吃一惊。因为他的任务是了解问题的处理结果,从传单看,会谈还在继续进行,这说明今井来香港之后的工作毫无成效。这不就是结果吗?他上午去九龙看望了两位朋友,下午两点带着那张传单,乘香港开往上海的下午第一班客机,也就是比今井早一个小时起飞赴上海。
事情是如此错综复杂。上海,等待着今井的将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