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是武汉三镇中的一个中等城市，位于长江北岸，汉江与长江的汇合处。进入十九世纪以来，日、德、法、英、美五国都在这里划分租界地，纷纷在各自的租界范围内兴建银行大厦和庞大的工厂、华丽的商店、雅致的别墅以及高级旅馆。这里与其说是中国人的城市，不如说是国际都会。现在，五个国家的租界地已有四处被中国收回，只剩下法租界。但是，汉口江岸仍然停泊着德、英、美等国的炮舰，似乎要让人感觉到，他们还没有完全放弃在汉口的特权。不过，他们的防卫对象已不是中国人，而是残暴好战的日军。法国为了维护自己的租界，拥有一支由安南人组成的自卫队和一支由各国志愿兵组成的特种联合队。抗战以来，日寇几乎每天要在武昌和汉阳两市投下数十颗甚至百余颗炸弹，唯独不侵入汉口上空。因此，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官员都住在法租界。周佛海也不例外，他在这里租了座拥有花园的小庭院。
中午时分，一股闷人的油烟气味从伙房里弥漫出来，强烈地刺激着周佛海的嗅觉，他边阅读朋友的来信，边连连打着喷嚏。他见妻子杨淑慧系着围裙走进来，放下手中的信件，轻声问道：“饭菜准备得怎样了？”
“十二道菜已经做好八道，余下的四道菜，刘妈和大师傅正在做。”杨淑慧一眼见到信封上的字迹，心中一喜：“是日本朋友写给你的信，我可以看吗？”
“你当然可以看。水谷长三郎先生还在信中向你致意哩！”周佛海眼睁睁地呆在椅子上，陷于沉思中。是的，水谷在信中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他得慎重思考一番。
水谷是周佛海在日本京都大学的同学，因为两人都生于一八九七年，又结为同庚兄弟。水谷现任京都地方劳农大众党委员长、日本众议院议员。他在信中写道：“帝国政府一月十六日的声明和十八日的补充声明发表以后，在日本朝野许多有声望的人士中，支持贵国汪精卫先生出面主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几乎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对此，不知同庚阁下有何见解和打算？”
“你有何见解和打算？海哥！”杨淑慧看了信，微偏着脑袋关切地问。她三十四岁，比丈夫小六岁，与陈璧君一样以哥称夫。
人在一生中总会面临几次命运的交叉路口，往往一步之差，就会遗恨终身。周佛海还来不及做慎重的思考，他不可能立即做出明确的答复。他想到中午宴请的国民党考试院长戴季陶，是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汪精卫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的西山会议派骨干分子，悄声嘱咐妻子说：“水谷先生在信中说及的问题要绝对保密，对戴院长也如此。”
杨淑慧温情地点点头。她身上的墨绿色软缎旗袍本来很干净，但却解下围裙一个劲地扑打着灰尘。她想到戴季陶妻子钮有恒比她大十二岁，每次来她家做客都打扮得十分妖艳，自己更应该打扮一番，就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镜子，擦水粉，描眉毛，涂口红，然后戴上金耳环和珍珠项链，起身来到丈夫跟前，嫣然一笑，娇柔地问：“怎么样？”
“好看，好看。”周佛海漫不经心地说。他的思想仍然陷在水谷的信中。
“戴院长夫妇怎么还没有来？该不会失约吧！”杨淑慧看看手表，已是上午十一点五十分。
“不会。”周佛海从沉思中解脱出来，侧着耳朵谛听了一会，“你听，轿车声音，来了！”说罢，偕妻子来到庭园的地坪里迎接客人。
轿车一停，周佛海大步跨过去，拉开车门，把戴季陶和钮有恒迎出来。
宾主两对夫妇一入席，女佣刘妈就端上来一盘盘佳肴美味。“佛海！你有点神经病吧。”戴季陶用一口地道的四川广汉口音微笑着说，“这么大盘大盘的山珍海味，我们四个人怎么吃得了呀！”
“是呀！就是十个人也吃不了啊！”钮有恒那经过描绘的眉毛微微向上一挑，耳垂上的两挂金耳环，随着她的脑袋的微微摆动而闪闪发光。“这么丰盛的款待，实在太感谢了！”
戴季陶马上接腔：“如此优厚款待，我只好用《诗经》中‘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的诗句来感谢了！”
“款之不恭，待之不敬，还得请戴院长夫妇原谅。”周佛海态度诚恳，语气亲切，“我多次说过，戴院长对我指破迷津的深情大恩，没齿不忘！”
“我也多次说过，那是你本人迷途知返！”戴季陶爽然一笑，笑得情真意切。
这里说的“指破迷津”和“迷途知返”，是指十四年前周佛海脱离共产党的一段叛徒史。
周佛海，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在日本求学，先后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料，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和京都大学经济系。当时的日本，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澎湃，在京都大学又直接受到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教授的影响，因此周佛海接触和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还翻译了《社会主义概论》一书，经河上肇校阅后，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他在张东荪主编的《解放与改造》上发表了十余篇文章，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一九二0年暑假，周佛海回国省亲，经张东荪介绍，认识了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并参加了陈独秀发起组织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周佛海以日本留学生代表名义出席会议，并担任大会秘书。大会结束后，周佛海重返日本学习，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很快被日本政府觉察而受到监视。周佛海感到害怕和懊悔，就中断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一九二四年六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戴季陶，以月薪二百元大洋聘周佛海为宣传部秘书。与此同时，戴季陶以前任中山大学校长的身份向新任校长谢持推荐，又以月薪二百四十元大洋聘其为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聘金优厚，又给予仕途阶梯，因此周佛海对戴季陶感恩戴德，把他当作良师益友，任何事情都向他请教。一九二四年九月初的一天，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来到周佛海家里，转告中共中央对周佛海长期不与党组织联系的批评和任命周佛海为中共两广区委宣传部长的通知。当天晚上，周佛海就将情况密告给戴季陶。
“请戴部长指示，我该怎么办？”周佛海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戴季陶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你读过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吗？”
“读过。”周佛海点头回答，全神贯注地等待戴季陶继续说下去。
“司马迁在这篇文章里说了句令人深思的话：‘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戴季陶坦然一笑，“你知道，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我在《建国杂志》上发表过《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和《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两篇文章。前者评介《资本论》，后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释中国历史和当代形势。你曾经两次从日本写信给我，分别赞赏这两篇文章。我也从你的信中发现你的才华。”“戴部长过誉了，说不上才华。”周佛海笑盈盈地说。
“你大概听人说过，我曾经迷信过共产主义，积极支持陈独秀先生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民国九年（一九二0年）八月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我也参加了。”戴季陶满脸懊悔神色，“可是后来，我逐渐明白，以上种种都是历史的错误。”他停了停又说：“因为我发现共产主义要在中国实现，简直是‘戴盆望天’，根本不可能的事！”
“是呀！我也感到渺茫得很。”周佛海心情沉重地说。
“三民主义有哪一点不如共产主义？它是土生土长的，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戴季陶提高嗓子说，“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创立了三民主义这个大业，需要我们奋力守成，如果有现成的大业不守，偏要再去抛头颅，洒热血，去创建‘戴盆望天’的共产主义，又何苦而为？”
周佛海从戴季陶家里回到中山大学宿舍，行坐不安，想把睡熟了的妻子叫醒，征求她的意见，但怕她又闹着要离婚，因为他曾经有过教训。
三年前，周佛海在上海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认识了正在上海启明女子学校读书的杨淑慧。当时，杨淑慧只十八岁，但两人一见钟情，决心结成夫妻。杨淑慧的父亲杨卓茂曾在美国攻读经济学，是上海的大富商，见女儿爱上了已结婚并生有一男一女的周佛海，便极力劝阻。但是，杨淑慧不顾父亲的反对，偷偷地取走了父亲一笔存款，与周佛海私奔日本过清贫的生活，直到周佛海完成学业才一道回国来广州。杨淑慧到日本不久，因周佛海受到日本政府的监视，才知道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感到不可容忍，马上收拾行李欲与周佛海一刀两断只身回国。直到周佛海表示与共产党断绝联系，才得到她的谅解。如果周佛海说现在还与共产党有联系，岂不会闹翻天！
“你与共产党还有联系，是吗？”杨淑慧一觉醒来，一骨碌坐在床上，瞪着眼睛问。
周佛海心里一惊，心想她是怎么知道的？容不得过多的思考，他赶忙回答：“早在日本就与共产党断绝了往来，怎么还有联系？”
“我问你，那个共产党的两广区委书记找你干什么来了？我不是傻瓜，你瞒不了我！”杨淑慧十分生气，“你有福不享，硬要提着脑袋跟共产党去吃冒险饭，受叫花子苦，那好，我明天回上海，从此，你别想再见到我！”
“哎呀！现在是国共合作，你看国父和戴部长他们，不是经常跟共产党员来往？”周佛海急得头上冒汗了。
“不管怎么样，你马上在报纸上登个脱离共产党的声明。否则，你莫想再得到我的爱情！”杨淑慧威迫一句。
爱情，可真是感情王国里的权威！她能够赋予你高尚的情操和圣洁的心灵，让你荣幸一辈子，也能够赋予你卑下的品格和污秽的灵魂，让你抱恨终天。两天以后，周佛海终于做出抉择，在广州一家报纸上正式发表叛离共产党的声明，成为国民党右派反动营垒中的重要分子。
从此，周佛海夫妇与戴季陶夫妇常来常往，亲如一家。
“戴院长，戴夫人，趁热，吃，吃！”周佛海和杨淑慧各撕下一条鸡腿，分别送到戴季陶和钮有恒的菜碟里，然后激动地说：“没有戴院长的拯救，也许我还在蹲监狱哩！”
“过去的误会不要惦记在心上了，如今蒋先生对你很不错嘛！”戴季陶咬了一口鸡腿，边嚼边劝慰道。
一九二六年二月，周佛海经戴季陶推荐投靠蒋介石，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昌行营秘书、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秘书主任。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南京政府机关及其所管辖的江浙和两广地区清洗共产党时，周佛海被逮捕入狱，后经戴季陶等人拿着周佛海登在报上的叛变声明，向蒋介石说项，关押了三个月才释放。周佛海被释放以后，蒋介石对他连说：“误会，误会”，表示歉意。从此，他为了死心塌地投靠蒋介石，奋笔写了《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一书，为蒋介石夺取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制造理论根据，以后又为蒋介石排除异己和反对共产党，写了大量的文章、宣言和宣传大纲，因而深得蒋介石的宠信，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次长和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参与机要，成为国民党中的一位显要人物。
“是的，蒋先生的确很器重我，但我对戴院长的拯救之恩不能忘。”周佛海深情地说。
“这也不必惦记在心上。”戴季陶笑着说，“我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只把你从牢房里救出来，还谈不上造浮屠哩！”
下午两点，周佛海送走了戴季陶夫妇，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书房里，又将水谷长三郎的信看了一遍，联想起董道宁从日本回国后介绍的情况，又一次陷于沉思中。忽然，一阵抽泣声从隔壁卧室里传来，打断了周佛海的沉思，他把信放进口袋，慌忙来到卧室，见妻子坐在床沿边，已哭成泪人。
“怎么啦？你怎么啦？”周佛海双手搭在杨淑慧的两只肩膀上轻轻摇着。杨淑慧的两片嘴唇张开又闭住，嘴里的话被眼泪堵塞着，想说又说不出，一头倒在床上，哭得更伤心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周佛海把妻子从床上扶起来，“你说话呀！”
杨淑慧把在手中捏绉了的信递给丈夫，又倒在床上一个劲地哭着。
信是杨淑慧的父亲杨卓茂通过香港朋友转寄来的。信中说上海沦陷四个多月来，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已经三次向杨卓茂勒索，共要走黄金二百五十两，现钞二百二十万元。最近，日寇华中派遣军司令长官松井石根，又限定杨卓茂在二十天内交出黄金二百两，否则他的生命难保。杨卓茂在信中伤心地写道：“想不到东床身为党国要员，连岳家也照顾不了，这种大官当着有何意义？我不愿再变卖家产出这笔买命钱了，到时准备服毒而一死了之！”
周佛海看了信，焦急不安地在卧室里急踱着步子，两只脚着地沉重得像打硪。作为国民党要员的女婿，没能够给岳家增添财富和光彩，连保护岳家本身的财富也不可能，实在问心有愧！但是，上海在日本人手里，又有什么办法呢？于是，他想到淞沪会战，想到陶德曼关于中日和谈的斡旋。可不是，陶德曼正式出面调停中日战争是去年十一月四日，而上海失陷是十一月十二日，这中间有八天时间啊！如果蒋介石对和谈有诚意，八天之内双方完全可以达到停火协议，上海也就保住了，他老丈人也不至于损失这笔巨金和准备自尽！周佛海这么想着，第一次抱怨起蒋介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