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声尖厉的枪声，惊扰了黎明前的寂静，传到汉口一德街九号汪精卫的临时官邸。枪声很近，几乎在同一个时刻，汪精卫和陈璧君被惊醒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陈璧君心情不安地扭亮床头的电灯，披着衣靠在床头上。她戴上近视眼镜，看看手表，已是十二月五日凌晨四点五十分。
“不要紧！门口有卫士值班。”汪精卫舒展一下两条胳膊，用手捂住嘴，打了个哈欠，也披着衣，与妻子肩并肩地靠在床头上。他听到院内的砖铺地面上，响着轻捷而熟悉的脚步声，轻声问道：“是连轩吗？”
“是！啊，汪主席也被惊醒了。”桂连轩急跨几步，来到汪精卫夫妇卧室门口，“我带几个弟兄去外面了解一下，看是什么人放的枪。汪主席，您放心睡觉吧！”
“严冬季节，又是黎明时刻，弟兄们外出多穿衣服。”汪精卫嘱咐说，“你们坐那辆军用吉普去，一路小心。”
桂连轩带着三个卫士驱车走后，汪精卫夫妇又钻进被窝里。他俩各想各的心事，怎么也睡不着了。
陈璧君惦记着两个孩子。八天前离开南京时，最使她分心的是十三岁的幼子文悌和十一岁的幼女文恂的安置。是随身带他们来武汉，还是送往在广东番禺老家汪精卫的同父异母哥哥汪兆镛家？抑或送往在重庆南渝中学任教的胞妹陈淑君家？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
“你趋向于哪一种安置？”汪精卫深情地望着年已四十七岁，但青春仍留容颜的陈璧君。
陈璧君扭过脸去，望着睡得香甜的两个孩子，牵肠挂肚地说：“孩子年纪这么小，最好随父母一道走。”
“如果中日和谈没有希望，广东、湖北迟早会落在敌人手里。”汪精卫陷入错综复杂的思绪里，“我的意见，还是送两个孩子去重庆好。”
“近卫首相和川樾茂大使的愿望很清楚地表明，中日和谈有没有希望，关键在于你哩，我的四哥！”陈璧君的眼光里，充满了希望和深情。
“我不会使近卫和川樾茂失望。等老蒋来武汉后，我再推心置腹地与他谈谈。”汪精卫在心中叹息一声，“现在看来，理想与现实之间，或者说愿望与成功之间的距离还相当大。所以，暂时把两个孩子送重庆去，一旦和谈成功，就把他们接回南京。即使和谈不成，武汉沦陷，我们将会撤至重庆，又会与两个孩子生活在一块呢！”
就这样，由大女儿文惺和未婚大女婿何文杰，送文悌、文询去重庆了。
陈璧君来武汉后，每当思想安静下来，不见他们活泼的身姿，不闻他们欢乐的童声，她那颗母性特有的慈爱之心，仿佛被人掏走似的难受。她想：如果刚才那尖厉的枪声，发生在重庆南渝中学附近，两个孩子从睡梦中惊醒，不见父母在身旁，将是怎样一种惶恐不安呢？陈璧君想到这里，眼眶潮湿了。
汪精卫脑子里正浮现出一幅凄惨图景。
昨天，他在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武汉市长吴国祯陪同下，驱车巡视了武汉三镇。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几乎处处可以看到从东北、华北、上海敌占区逃来的难民。他们躲在街道的屋檐下，不论是坐着的，或是斜靠在墙上的，还是铺半截破席躺在地上的，受饥寒的无情折磨，一个个面黄肌瘦，挣扎在死亡线上，目光里充满了凄然、绝望神色。
“日本鬼子的大炮，轰毁了我的家！奸污了我的姐和妹，又枪杀了我的爹和妈！孤苦伶仃无依命，只得浪迹天涯……”
悲哀的歌声，反映到汪精卫的大脑皮层，他迅速地透过车窗玻璃向外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衣服破烂，光着两只脚丫，手里“稀哩哩，沙啦啦”地拍打着钱鞭子，凄切地唱着《难民歌》，向街上的过往行人乞讨。
小轿车开过去好远了，那可怜的形象仍浮现在汪精卫脑际里，他皱皱眉头，问并肩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吴国祯。
“流浪到武汉来的难民有多少人？”“报告汪主席！到昨天为止，将近十八万人。”吴国祯神色肃然，轻声细语地说，“省政府和市政府紧缩开支，拿出一笔钱来进行赈济，每个难民一天可以吃到两碗稀饭。”
“两碗稀饭太少了。”汪精卫摇摇头。“上面又没有这笔开支，我们也拿不出多的钱来。”吴国祯无可奈何地说，“健手健脚的到乡村里乞讨去了，这里都是走不动的老弱病残。”
“我们曾经动员一些会馆、祠堂、庙宇腾出一些房间，又在郊外盖了一批茅棚，让难民有个避避风雨遮遮露的地方。”何成浚叹了口气说，“可是，难民越来越多，我们也就无能为力了。”他停了停，又说：“这些难民的确可怜，近四个月内，就饿死、冻死、病死近两千人。”
“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啊！”汪精卫又皱皱眉头，“你们是不是再想点办法拿点钱出来，还可以动员民众募捐一点，再盖批茅棚，每人一天再加碗稀饭。”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何成浚、吴国祯异口同声地表示。
“等蒋先生来武汉了，要专门开会商讨难民问题。”汪精卫说到这里，又贩卖起投降主义来，“国土沦丧，同胞遭殃，这个仗再也不能打了！不知二位的意见怎样？”
不知是出于内心，还是为了表示下级对上级的尊重，何成浚、吴国祯都同意汪精卫的妥协意见。他们本想向汪精卫打听一下中日和谈情况，又感到当着驾驶员不便开口，就把话咽住了……
一阵汽车发动机的响声，打断了汪精卫的回忆。他知道是桂连轩他们回来了，睁开眼睛，见冬日晴天的晨曦，透过乳白色窗帘，给卧室里射来冷漠而暗淡的光亮。
汪精卫披衣起床，来不及洗漱，就直奔卫士房。“是怎么回事？”他望着坐在那里的桂连轩和三个卫士问道。
“报告汪主席！”桂连轩霍地站起，两脚一靠，立正回答，“是宪兵排长王如民开的枪，他把三个伤兵打死了。”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士兵有近三万人受伤，其中八千人安置在武汉临时伤兵医院，但他们不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连饭也吃不饱。白天，人们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伤兵，或头上包扎着纱布，或用绷带吊着膀子，或胳肢窝里拄着木制的拐撑，出现在饮食店里，或抢、或讨包子、油条一类食品吃。五日凌晨四点左右，有三个伤兵饥饿难忍，偷偷地离开伤兵医院，摸到驻武汉宪兵团的伙房，见伙夫睡得正酣，就把带在身上的蜡烛点亮，寻找吃的东西。刚找到一盆吃剩的炖萝卜片，还未进口，被正在查哨的宪兵排长王如民发现，见他们身上的绷带染着块块脓血，仿佛那脓血混合到了宪兵们吃的饭菜里似的，不由得一阵恶心，嘴里骂着：“他妈的！看老子的枪法比日本人的哪个厉害！”掏出左轮手枪，一枪一个，全给报销了。
汪精卫听说王如民打死三个伤兵，很是气愤，对桂连轩说：“你给我把宪兵团长周振武叫来，非把王如民毙了不可！”
这王如民是周振武的表姐夫，而周振武的二姨太又是桂连轩的表妹。桂连轩忙说：“报告汪主席！王如民不是故意伤害人命，而是忠于职守，不但不能枪毙，还应该嘉奖哩！”
“为什么？”汪精卫一愣。
“王如民查哨时，是摸黑进的伙房，他听到伙房里有响声，就吆喝一声：‘什么人？’只见三个黑影撒腿就跑，以为是坏人在伙房里放毒，这才开的枪。”桂连轩编了一套谎言，“因为半个月以前，发现有人在宪兵团伙房的水缸里投放了毒药。”
“啊！毒死人没有？”汪精卫问。
“他们发现养在水缸里的几条小鱼死了，引起了警惕，才避免一场事故。”王如民给与桂连轩同去的三个卫士每人两块大洋，“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个卫士赶忙帮腔。
汪精卫想了想，说道：“王如民打死三个人还能嘉奖？我看，既不赏，也不罚。你告诉周团长，就说是我说的，要给三个死者埋棺材，还要按照抗战阵亡将士条例，给他们的家属发抚恤金。”
“谢天谢地！”桂连轩心里高兴地叫着，立正回答：“遵命！”
“三个伤兵去宪兵团伙房干什么？”汪精卫默然想着，终于找到了答案，马上给伤兵医院院长李致中打电话：“你们要想方设法给伤兵们治伤，让他们吃饱。啊，原来有八千伤兵，昨天又来了五千，今天还有两千来。对，好，政府会增拨款子给你们。”
汪精卫放下电话，走向他的临时办公室，自言自语地说：“这场战争，使这么多的人失去了亲人，使这么多的人变成残废，还能打下去吗？”早饭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兼宋美龄的英语秘书董显光和徐谟，来到了汪精卫的临时官邸。
“二位什么时候来武汉的？”陈璧君边端茶边问。
“昨天傍晚时才到。”董显光彬彬有礼地欠欠身，笑着回答。
“南京的防守情况怎样？双方还没有交战吗？”汪精卫微笑着向董显光、徐谟各扫了一眼。
“日军的动向前天才有变化，现在三路日军都已进入到南京四周的十五里左右。但双方尚未交战。”徐谟的眼神里充满了惋惜之情，“委座很懊悔，如果按照上月二十二日下午所决定的方案坚持谈判，也许已经达成停战协议签字了。”
“唉！在中日和谈上，蒋先生好比三寸金莲的老太太走路，总是摇摇晃晃无定准。”他见董显光和徐谟是蒋介石的亲信，马上改口，“这也怪不得他，对于问题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啊，蒋先生还有什么吩咐吗？”
“委座说，请汪主席在武汉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讨论决定接受陶德曼的调停，实现中日和平。”董显光显得很恭顺。
陈璧君想到蒋介石出尔反尔，说道：“蒋先生是国防最高会议主席，他不在场怎么行呢？”
“是呀！研究这样重大问题的会议，应该由蒋先生主持。”汪精卫说，“他大概快来武汉了，国防最高会议最好推迟几天召开。”
“委座暂时不会来武汉，他说如果日军进攻南京，他决心与孟潇兄一道，与南京共存亡。”董显光为了完成他的信使任务，竭力劝说，“委座说，他在南京主战，汪主席在武汉主和，双管齐下，这就是把汪主席一贯倡导的‘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的策略思想融为一体，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中日和平早日实现。”
汪精卫为之动容了，笑着说：“好吧！既然蒋先生这样尊重我，我就不推辞了。”
接着，四个人就会议的地点与议程研究了一番。
董显光和徐谟走后，汪精卫把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曾仲鸣叫来，吩咐说：“老蒋这个人，往往上午说的话，下午就不认账。明天这个会，你要详细的做记录。散会后，会议记录交由我保管。”
曾仲鸣会意，笑着说道：“汪主席深谋远虑。好，我一定认真地做好会议记录。”
果然不出汪精卫所料。一年多以后的一九三九年三月，当蒋介石在报纸上骂汪精卫为卖国贼时，他就把这次会议的详细纪录公诸于世，并提出种种质问，给蒋介石当头一棒，一时舆论哗然。
六日上午，由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主持的第五十四次常委会议，在汉口中央银行二楼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常务委员除汪精卫以外，还有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居正、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常委兼秘书长张群。列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教育部长陈立夫、经济部长翁文灏、次长徐堪和陈布雷、董显光、徐谟、曾仲鸣。
“诸位，现在是上午整九点，开会。”汪精卫站起身来，向与会者一一行注目礼，“遵照蒋委员长的嘱咐，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日和谈停战问题。现在，先请外交部徐次长报告一个月来的和谈情况，然后进行讨论，付诸表决。”
徐谟起身，先向挂在墙上的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再向与会者行一鞠躬礼，然后神色庄重地说：“诸位，在报告之前，转达蒋委员长一句嘱咐，就是今天这个会的召开，以及这个会议的内容，无论如何要牢牢地保守秘密。委员长嘱咐时，还有霍灵顿兄在座。”
霍灵顿，是董显光留学美国时，按照欧美的习惯取用的名字。大家见徐谟这么称呼董显光，不由得想起一个笑话来。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和一些武汉政府的反对派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并当主席时，董显光以“霍灵顿”这个名字，利用他在美国《纽约时报》、《世界报》担任过记者的方便，写了吹捧蒋介石的《中国杰出的军事家蒋介石》、《当今中国之舵手》两篇文章，分别在这两家报纸发表。蒋介石叫徐谟把它译成中文，印发给他的支持者，说：“你们看，连美国人也写文章支持我哩！”董显光也因此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因为董显光的妻子赵湘瑛，与褚民谊的表姐王思静是亲戚，这个内幕很快被汪精卫知道了。一天，汪精卫当着蒋介石和许多人，对董显光说：“显光兄笔力雄健，你以‘霍灵顿’的名字在《纽约时报》、《世界报》上发表的歌颂蒋先生的两篇文章，很有水平，令人钦慕。”
蒋介石见这面西洋景被戳穿，脸一阵通红，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是怎么回事，唵？怎么我，我一点也不知道？”
董显光为了给蒋介石保面子，矢口否定：“世界这么大，同名同姓者何其多也！汪先生你误会了，那两篇文章，是美国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写的。”
之后，蒋介石对董显光说：“你啦，唵，干脆以‘董显光’这个名字，写篇骂我的文章，在中国报纸上发表，以正视听。”
董显光照办了，写了篇小骂大帮忙的《对蒋先生主政之管见》，在上海《申报》上发表。徐谟与董显光是好朋友，常以“霍灵顿兄”相称。
董显光听徐谟说“还有霍灵顿兄在座”，赶忙起身接腔：“是的，是的，委座嘱咐时，语气很严肃，可见保密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