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末秋初，夜间的气候柔软而清爽。这气候与凝重而沉闷的夜空很不协调。这天是公历八月二十六日，农历七月十二，正是日落月出的时候，可是偏偏没有月亮。夜，将它那黛色的幕布笼罩着上海城，仿佛给它穿了件黑色的大丧服，整个气氛，如同举行丧礼一样凄惨。
代表被杀的消息，使赴宴者那猜拳的手软绵绵地缩了回来，行令的口齿惊异地张开着，挨到嘴边的酒杯被放回到桌子上，夹在筷头上的美味也退回到菜盘里。
“华南地区的代表，不是住在你们七十六号吗？怎么会有两个代表在公馆马路遭到杀害？又怎么会有四个代表失踪了？”汪精卫虽然已经镇定过来，但两边太阳穴里的动脉，如同两只铁锤似的在急剧地敲打，从心胸里呼出来的气息，好像从山洞吹过来的风声。他像丢了魂似的，阴郁的目光里透露出心中的痛苦和迷惘。忽然，他不由得愤怒起来，冲着吴四宝打着官腔说：“为什么会造成这种严重事故？你们警卫大队干什么去了？”他虽然横眉立目，但这种愤怒的表情，由眉清目秀变化过来，并不凶恶可怕，但声调却令人生畏。
“我们警卫大队有责任，我这个大队长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诚恳地接受汪主席给予我们的严厉处分。”吴四宝垂首立正，战战兢兢地说，“但是，有个情况必须向汪主席如实禀告，这六位代表怎么也不听劝阻，非要去公馆马路探望两个大学时代的同学不可。当然，这也怪我粗心大意，一时疏忽，事先没有向汪主席和周先生，或丁先生和李先生报告。”
“被害和失踪的是哪六位代表？他们去探望的两个同学又是谁？当时对你说过吗？”周佛海痛苦地问。他见吴四宝浑身落水狗似的微微发抖，想到他在建立警卫大队中的汗马功劳，心也就软了下来，手指身旁一张凳子说：“请坐下来说。”
吴四宝端端正正地坐下来，两手搁在大腿上，好像一个接受审讯的罪犯。他嗫嚅地说：“被害的是福建的刘绪行先生和广东的李省三先生。失踪的四位先生是福建的张卓之和李振寰，广东的舒静吾和王镇章。他们去探望的同学是孙克明和郭子善两位先生。这两个人分别为中学校长和报馆编辑。”他用老鼠窥探猫一样的目光望了汪精卫一眼，正好四只眼睛的光芒碰在一起，又胆怯地把头低下去，“这六位代表在下午两点离开七十六号时，说五点以前赶回来吃晚饭，可是等到七点钟还不见他们的踪影，我意识到事情不妙，就派第一分队长张国震带二十名警卫队员去公馆马路一带寻找。他们先找到孙克明先生，但孙先生矢口否定刘绪行等六位先生去探望过他。于是，他们去找郭子善先生。但是，郭家的大门敞开着，空无一人。他们从倒在地上的桌椅板凳，从打碎在地上的茶杯中知道出事了。他们将郭家的楼上楼下检查一遍，结果在距离后门口不远发现刘、李二位的尸体。”
“后来的情况怎样呢？”丁默邨想到自己是特工组织的头目，感到于心有愧，心跳脸烧地望着吴四宝问道。
“后来，张国震一边打电话向法租界警察局和日本驻沪宪兵司令部求援，一边派人回来向我报告，我马上带了十个警卫队员赶到出事地点。”吴四宝仍然低着头，仿佛对自己的脚尖说话：“在法籍警察和日本宪兵的协助下，已经将刘、李二位的遗体运回七十六号。现在，日本宪兵继续协助我们侦察事故发生的原因，寻找失踪者的下落。据我们分析，这事很可能是军统干的。”
“对于你们和刘绪行先生他们的身份，法租界警察局知道不知道？”汪精卫不安地问。
“他们不知道。”吴四宝见紧张的气氛已经缓和，才敢把头抬起来，“张国震还有点头脑，他说被害的和失踪的是《大美晚报》的工作人员，说他自己是被害者的亲戚，说二十个警卫队员是从公共租界请来的包探。”
“这就好。”汪精卫放心地点点头。他向坐在左右两旁的萧叔萱和陈维远各望了一眼，抱歉地说：“二位初来乍到，本应尽情痛饮，纵情欢乐一番，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偏在这个时候出事。不得已，今晚的酒宴只好停止，敬希原谅。”
“酒宴的时间虽短，但已经充分体现了汪主席的真情实意。”萧叔萱脸上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对军统的暗杀十分反感，接着愤怒地说：“我一向反对老蒋用暗杀剪除异己！‘明人不做暗事，强者不搞阴谋’。老蒋搞暗杀，搞绑架，说明他阴险，虚弱，卑鄙无耻！”
“汪主席的情意已经尽到了，深为感谢！”陈维远微笑着对汪精卫点头致谢，然后咬牙切齿地说，“老蒋搞暗杀，更加坚定了我投奔汪主席的信心。我真想马上带支队伍杀到重庆去把老蒋的脑袋砍下来，以解心头恨！”
“感谢叔萱、近思二兄对和平事业的忠诚！”汪精卫深情地望望萧叔萱，又望望陈维远，接着宣布说，“宴会到此结束，请诸位到二栋二楼小会议室开会。吴四宝先生也去。请诸位考虑，面临军统的严重挑衅，我们应采取怎样的措施对付！”
时间已是深夜十一点二十分，但汪精卫一伙由于心情紧张，一个个毫无倦意。大家闷闷地坐在小会议室里，依靠香烟的尼古丁刺激脑神经，就连从不抽烟的陈璧君和徐珍，也向人要支香烟叼在嘴边。他们思考的问题茫然无绪，好像弥漫在房间上空那纷乱的缕缕烟雾，看得见，却摸不着，抓不住。两个死者和四个失踪者来上海之前，其中有四人是大学教授，两人是专员。他们是安藤利吉派手下的联络部长前田裕义经过几天的策动，才被拉拢过来的。他们来上海前夕，受到安藤的接见，他一再说明来上海之后的安全有绝对的保障，并派军用飞机送他们来上海。现在，刘绪行等人遭此厄运，怎样向安藤交差？从各地报来的赴会名单是四百五十八人，可是决定二十八日开会，到二十六日傍晚为止，前来上海报到的不足二百人。也许还有一批人在赴会途中。但是，他们一旦听到刘绪行等人被暗杀的消息，会不会半途畏缩不前，甚至惶惶然返回原地？那么，不足两百个代表，能够称为国民党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吗？如果全会不能如期召开，他们粉墨登场的时间将拖延到何年何月？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啊！纵使四百多人都到齐，若开会时遭到军统的突然袭击又怎么办？烟瘾大的人已经点上第二支香烟，但尼古丁也失效，谁也拿不出好主意来。
这是一个沉重的夜。汪精卫集团所追求的投敌事业能否开张鸿发，关键在于这次代表大会开得如何，而这次大会能否按预定计划顺利召开和圆满完成，关键又在于这一夜。胜利和失败，都近在咫尺。
“诸位该思考得差不多了吧，谁先发言？”汪精卫平日很少抽烟，支气管被尼古丁刺激得又辣又痒，呛得连咳几声，烦躁地把半截香烟丢在地上，又狠狠地踩了两脚。
“开会讨论问题，总得有人先说话。好吧，我抛砖，希望把玉引出来。”褚民谊经过一番恣情肆意的构思，终于开了口，“我提两点建议。第一，加派力量，想方设法找到四位失踪者的下落。既然没有发现……”他顿了一下，把“尸体”这两个可怕的字咽下去，“既然没有发现其他迹象，他们很可能被军统抓走了，要千方百计营救他们。第二，对两位代表的被害和四位代表的失踪一事，必须严密封锁消息。但是，军统为了破坏这次大会的召开，为了打击和平事业，会抓住这件事大肆宣传，一边在大街上张贴有关传单，一边在与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的《中美日报》发消息。因此，建议马上派人对付军统的煽动。”
“重行兄的意见非常之好，我完全同意。”汪精卫两眼在与会者中间搜索一会，把目光停在李士群那圆胖的脸上，“刚才褚先生说的两项任务，请士群兄具体落实和具体指挥，由吴四宝先生协助你。”
“遵命！我坚决负责到底。”李士群的表情严肃认真，“考虑到曼云兄对上海的情况比我熟悉，建议请他与我一道执行这两项任务，请汪主席斟酌。”
“可以，曼云兄，那就有劳你了！”汪精卫对汪曼云投去殷切的目光。
“绝对服从汪主席的派遣。我一定当好李先生的助手。”汪曼云心里泛起重任在肩的豪迈感。
李士群、汪曼云和吴四宝正起身要走，陈维远霍地站起身来，自告奋勇说：“汪主席！我愿意协助士群、曼云二兄工作。因为陈恭澍的母亲是我的姨妈，我与他是姨表兄弟。如果四个失踪者落在军统手里，营救中我也许能够起点作用。”
“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近思兄！”汪精卫怀着感激和理解的心情说，“近思兄初来上海，请士群、曼云二兄为他的活动提供方便。”
李士群、汪曼云、陈维远和吴四宝走后，周佛海阴沉着脸说：“在册的四百五十八名代表，减去刘、李二位先生，加上叔萱、近思二兄，还是这个数字。这些代表，由于种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诸如有些人与重庆的关系不能一刀两断而产生动摇，或因战争造成交通阻塞，或因生病，或因临时出现的特殊情况，不可能全部到齐。因此我建议，马上采取特殊手段和非常措施，临时在上海地区代表团增加一批代表。如果汪主席同意，此事由默邨兄负责执行！”
周佛海说的“特殊手段和非常措施”，除了新来的萧叔萱以外，其他人都心领神会，都知道是“软硬兼施”的代名词，因为他们已经采用这种手段拉来了一批代表。
“周先生的意见很好，请默邨兄带领特工组织的同志立即行动。”汪精卫凄苦地说，并请默邨兄马上与日本驻沪宪兵司令部联系，请他们派个宪兵营配合我们的特工组织行动，一是在上海机场和各车站码头布防，保证赴会代表的绝对安全，二是在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周围布防，保证大会顺利召开。他沉思一会，扭捏作态地说：“原来决定大会地址设在日本宪兵司令部，他们也极表欢迎。但反复考虑，这样有损我们的声誉，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一定会说我们的全会是在日本宪兵的刺刀支持下召开的。因此，我的意见，这次大会改在七十六号召开。”
现在，已是二十七日凌晨两点，万籁无声，只有那清凉而沉默的黑暗将大上海团团围着。在英租界、日租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虽然有各自的警察队伍在巡逻，但他们习惯地迈着捕捉异动的神秘脚步，仿佛担心踏碎上海人那脆薄的梦似的，钉着铁跟的皮鞋在轻轻地走动。本来，大自然的夜变幻无穷，多姿多彩，有银光如注的月夜，有苍穹深邃的星夜，有沉闷混浊的雨夜，有凛冽明快的雪夜，有昏暗凝重的黑夜。但是，对于夜间出巡的警察，每一个夜晚，永远是千篇一律的单调和寂寞，静谧和疑惑。
这时，巡逻在法租界保健路的十名警察，职业的敏感，发现一种其他人不可能察觉到的声响，正从远处传来，并已经判断出是小汽车在运行。于是，他们加快步伐迎上去。果然，很快就有六辆吉普车飞驶过来，昏暗的路灯，帮助警察们辨认出是日本的六辆军用吉普车。
“请停车，接受检查！”十个警察手端步枪横在马路上，为首的警察班长波特士用生拗的汉语吆喝道。
六辆吉普车戛然停住，从车里走下两个日本宪兵军官模样的人。他们是李士群和陈维远。跟着他们下车的是十名日本宪兵。李士群手指陈维远，不慌不忙地说：“这位是江户重力大佐，宪兵团参谋。”又手指他自己胸前的日本宪兵营长符号，“鄙人是中佐村恒一郎，宪兵营长，两个钟头前，我们有六个华籍职员，因公差路过保健路时失踪了，特地前来寻找他们的下落。”李士群说的六人是个估计数，他灵机一动，把郭子善夫妇也列入失踪者之内，“这六个人有五男一女，年纪都是四十岁左右。请问，贵部知道不知道？”他从语气到神态，尽量装得叫人相信他的伪装和所说都是真实的。
对方果真置信不疑。波特士耸耸肩膀，微笑着说：“很抱歉，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迹象。一个钟头前，上一班向我们交班时，他们也说一切正常。”“事情发生在法租界，希望能够得到贵部的协助。”陈维远故意把汉语说得很生拗，俨然像个日本人。
“没有任何线索，我们无法协助贵方，更何况我们正在执行巡逻任务，不可能腾出时间来，请原谅。”波特士又耸了一下肩膀，“当然，你们可以在我们租界地内寻找贵方的人。不过，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要随意进入住户家里。这一条规定，贵方的日租界也有，请遵守。”
“我们一定遵守。”陈维远说，“据《大美晚报》一位记者透露，住在保健路附二十五号的邹继宗先生可能知道一点线索，我们要求立即访问他。”邹继宗是陈恭澍潜入上海的化名，这个化名，除了陈恭澍的妻子之外，只有陈维远知道。“对！邹继宗先生住在附二十五号，他是位中学教师。”波特士对法租界的住户了如指掌，“贵方可以访问他，但是，请充分尊重邹先生的人身自由。”“应该如此。”李士群马上接腔。
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从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军统局成立起，陈恭澍就在军统任职，七年多来，他干了许多暗杀和绑架的亏心事，所以当陈维远他们敲他的门时，他满以为是冤家对头暗算他来了，不禁大惊失色，慌忙扭亮床头的电灯，一边抓起枕头边的无声手枪，一边按动直通亲信保镖余志鸿床头的报警器，然后警觉地问道：“是谁？”
“恭澍！是我，陈近思。我因为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刚从香港赶来。”陈维远沉静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