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令处于小暑与大暑之间，正是盛夏季节，天气热得发了狂，到处散发着燃烧似的气息。
南京街道两旁的树木，都像发瘟似的，叶片萎靡不振地蜷缩起来，枝头一动不动，无精打采地低垂着。
汪精卫躲在徐珍的办公室里，如同蹲在闷罐里那样憋气，那样汗流涔涔。他两只失神的眼睛望着窗外，见好些甲虫和苍蝇在空中乱飞，仿佛在热魔的巨掌中垂死挣扎。它们那微弱而可怜的嗡嗡声，使他觉得阴惨惨的，仿佛有一群鬼魂在他身旁悄声说话，似乎在议论他的处世为人，在评说他的功过是非，在预报他的吉凶祸福。总之，这样的鬼天气，使他心塞气闷，使他心烦意乱，使他心碎神摇，感到做人太受折磨，太没意思，不如死了好。
“璧君，徐珍，你们两个都来一下！”汪精卫愁肠万转，仿佛跟谁都过不去，气恼地从睡椅上竖起上半身，变躺势为坐势，手中的嫩叶蒲扇，很有声响地、胡乱地在腹部和大腿处拍着，好像不是扇风，而是在驱赶叮在身上的蚊虫。
“来了，四哥！”陈璧君心情不安地来到丈夫面前，将一张藤椅拉到距离他两步远的地方，手里摇着牛骨把白天鹅羽毛扇，与他面对面坐下来。
往常，她因爱情残缺的痛苦，每月的下半个月她不见徐珍的面。这两天，她见丈夫动不动就发无名火，成天唉声叹气，甚至说几句悲观厌世的话，这可把她吓坏了，心中的恐惧和忧虑驱使她来到徐珍的住房，与徐珍一道照顾他，安慰他。
“来了，先生！”徐珍惶惑地将藤椅拉到丈夫左边坐下，从丈夫手中要过蒲扇，一个劲地给他扇风驱热。
“什么事？四哥。”陈璧君望着丈夫憔悴的面容，又感到一阵心痛。
“你们姐妹俩做好一切准备，随时与我一道去法国或德国定居。”汪精卫无限悲伤，“孩子们大都长大了，最小的女儿文恂也有十四岁了，他们各有自己的抱负和志趣，愿意随我过亡命异国的生活也可以，愿意留在国内也可以。”他提醒说，“若留在国内，要想到后果，也就是蒋介石会对他们怎样，璧君你，可以分别找几个孩子征求意见。”
接着是一阵难以忍受的沉默。“四哥你不必这样。”陈璧君柔情的语气里隐藏着深深的痛苦，“尽管日本又通过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与蒋介石勾勾搭搭，尽管铃木贞一为了诱惑蒋介石，在重庆说过坚决取消南京政府的话，也尽管日本至今没有公开从外交上正式承认我们的新政权，我们的事业还不至于严重到釜中游鱼的地步，严重到我们一家在中国无安身之地的地步！”
“君姐说得对，先生你想开一点。”徐珍两只美丽的眼睛流露出惊疑和恐惧，“支持先生在中国建立新的中央政府，是在御前会议上经过天皇陛下批准的。米内内阁虽然在七月十六日辞职，但下一届内阁不管是由什么人组成，绝不会轻易做出取消南京政府的决定。”
“唉！不能想得太乐观。”汪精卫越想越害怕，“两天前，丁默邨先生从香港带回的情报，我给你们姐妹俩看了，铃木在重庆发表同意取消南京政府的言论，难道是偶然的吗？臼井茂树在澳门与陈超霖的对话，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唉！”他长叹一声，然后痛苦地连连摇头。
原来，丁默邨曾经花费二百两黄金买通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秘书川岛幸太郎，弄到六月二十日日本代表与蒋介石代表在澳门秘密会谈的记录，其中有臼井与陈超霖一段关系到汪精卫政权，以及汪精卫本人的前途命运的对话。臼井说：“汪精卫先生是帝国的老朋友，我们不忍心抛弃他。如果重庆和南京两个政府合并，请蒋介石先生给汪先生以适当的地位。”陈超霖说：“重庆与南京两个政府水火不相容，不是与它合并，而是坚决取消它。汪先生在中国已经声名狼藉，蒋先生不能再安排他当什么官。”臼井说：“如此说来，一旦南京政府不存在，重庆政府可能会驱逐汪先生，甚至会处死他，是吗？”陈超霖说：“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重庆政府会按照中国的国情和民情正确处置他。”
这些话够刺激汪精卫的了！它无异于死刑的预判书。更使汪精卫痛心的，是两人的话就这样结束，臼井丝毫没有站在他汪精卫的立场争论几句，话题就转到承认伪满洲国问题上去了，犹如一脚踢开只看门狗那样无足轻重！因此，近两天来，汪精卫一直两眼失神，不是默默地坐着，就是呆呆地站着。由于极度的痛苦，他嘴唇不时地颤抖着，有时甚至不能自持，一拳砸在桌子上，失态地高声自言自语：“声名狼藉，驱逐，处死！”猛地又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喊道：“妈的！抛弃，抛弃，你臼井居然用‘抛弃’两个字对待我！”
“抛弃”二字道破了汪精卫政权与日本政府之间的主仆关系。如同癞痢头忌讳别人说“电灯泡”和“夜光体”一样，汪精卫忌讳别人说“木偶戏”和“儿皇帝”，他对日并使用“抛弃”二字十分恼火和反感！
但是，“抛弃”二字又使汪精卫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过去，日本认为扶植他对日本有利，就使用种种手段迫使蒋介石屈服。如今，日本认为由蒋介石出面主和对日本更为有利，必然会抛弃他。在梳理繁乱的思想之余，他终于意识到了，从目前形势看，不是解散重庆政府就是解散南京政府，二者必居其一。
他想到这里，惶恐地望望陈璧君，又侧过脸望望徐珍，说道。“你们姐妹俩，不能想得太乐观，也绝不能想得太天真！一定要做好一切准备，随时跟我离国出走！”
“虽然日本又背着我们，通过钱永铭和周作民与重庆密来密往，但它们之间仍然是抱着敌对态度。”陈璧君安慰丈夫说，“日军在占领宜昌之后，这两天又沿着长江西进骚扰秭归。据西尾总司令说，如果蒋介石仍不屈服，日军将继续沿着长江西进，经巴东、巫山、奉节、云阳，直到万县，威逼重庆。不管怎样，日本仍然向着我们，至少在目前如此。”
“还有，日本海军已于七月十二日，全面封钱了浙江、福建沿海交通。”徐珍补充说，“今天清早，我们的中央通讯社收到路透社的消息，英国政府已经宣布，从昨天（十七日）凌晨一点起，封锁滇缅公路。总之，形势仍然对我们有利。”
“可以预料，蒋介石绝不会屈服。从抗战三年多来的历史证明，日本没有那分能耐摧毁重庆政府！”汪精卫分析着，判断着，眼睛里流露出绝望的表情，“你们不听我的话算了！到时候，我会像明末朱由检那样，先把你们两个杀死，再把子女们杀死，然后我自杀。”他的心因极度悲伤而颤抖起来，鼻子一阵阵发酸。
夫妻双方的彼此都是一面明镜，能够清清楚楚照见对方的心，在陈璧君和徐珍的记忆里，丈夫说日本若不支持他就出国定居的话已不止一次，但那是气头上的话。他这回提出自尽，的确是感到绝望的哀鸣，这使她们无比悲痛。人在极端悲痛时难免要哭，尤其是女人。妻妾俩哭得伤心极了，幽幽咽咽哭得浑身发麻，哭得房间里充满了生离死别的悲哀气氛。
汪精卫见妻妾俩既要尽量发泄内心的悲伤，又要尽力抑止哭出声来，口眼憋得像患抽风病，身上的肌肉憋得忽紧忽松，整个躯壳和灵魂成了痛苦的化身，他不禁产生一阵不可名状的哀戚，仿佛自己已经走到了绝境，用类似朱由检拔刀杀公主时发出的“汝为何生吾家”的悲叹，伤心地说：“唉！你们姐妹俩为何要做我的妻子？”
“别说了！我与四哥你一道死。”陈璧君哭得更伤心了。
徐珍为了表示自己的贞烈，不得不呜咽着说：“我也与先生一道死！”她今年才二十八岁，尚未尝够人生的滋味，她要继续自己的终身。
这时，有人轻轻敲门。仿佛催命鬼来了似的，汪精卫和他的妻妾都不由自主的一怔。
“谁呀？”汪精卫瓮声瓮气地问。
“是我，汪主席！有重要事情向您报告。”汪精卫听声音，知道是前天上任的外交部常务次长周隆庠来了。
陈璧君和徐珍抹着眼泪，不好意思地躲到隔壁的书房去了。
“请进。”汪精卫为了不影响部属的情绪，不得不强打起精神。“请坐。”他装出一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泰然样子，但是，脸上的愁云未散，胸中的痛苦未已。不过，旁人很难觉察得出来。
周隆庠坐下来，惊疑地说：“报告汪主席，钱永铭先生和周作民先生来了，说带来了蒋介石给汪主席的亲笔信，要求谒见汪主席。”
汪精卫一愣，一惊，又一喜。不管怎样，在这时候，蒋介石能够委托日本信得过的两个银行家携带他的亲笔信来见自己，总是好事。更何况，这两个银行家还是他的好朋友。他逃到河内之后，正处于困难时期，以钱永铭为首的交通银行派总经理唐寿民与周作民一道，各带三十万元法币去河内看望过他。可以预料，不是对他汪精卫有利，钱永铭和周作民是不会来南京的。他好像在黑夜里赶路迷失方向，偶然发现一点灯光，又好像面临一堵无法攀越的绝壁时，突然发现可行的出路，心中抱着一线希望。他决定热情接待这两位不速之客。
“钱先生和周先生现住在哪里？”汪精卫边问边看手表，时间是上午十点。
“在外交部。”周隆庠说。
“你陪同钱先生和周先生来，我在楼下会客室接见他们。”汪精卫想到周佛海正在主持中央警税学校干部训练班开学典礼，褚民谊去广东视察去了，只有陈公博在家。吩咐说：“请通知陈院长来，你和他一道参加接见。”
“是否通知夫人参加？”周隆庠以为汪精卫忽视了陈璧君。
“噢，她，她等会就来我这里。”汪精卫微皱着眉头沉思一会，又吩咐说，“你下楼后到侍卫室找到桂连轩侍卫长，要他负责去饭馆定一桌高级筵席，十一点五十分以前送来。”
陈璧君和徐珍躲在书房里，对发生在隔壁房间里的事情听得清清楚楚。
周隆庠走后，她们怀着惊喜的心情来到丈夫面前。汪精卫见妻妾俩脸上留着泪痕，吩咐她们去洗个脸，准备高级茶点，与他一道接见钱永铭和周作民。
陈公博来到会客室约五分钟，周隆庠陪同两个银行家来了。
钱永铭又名新之，浙江吴兴人，虽然年过花甲有五，但看去只像年近半百的中年人。周作民是江苏淮安人，比钱永铭大一岁，似乎比钱永铭更年轻。他们是江浙两省著名的金融资本家，虽然腰缠万贯，但都衣着朴素，犹如两个老私塾先生。
“热烈欢迎二位光临南京做客。”汪精卫显得很激动，“去年二月，当我和我的同仁们旅居安南河内，处在最困难时期，承蒙新之兄和作民兄解囊相助，我再次表示衷心感谢。”他脸上堆着笑，但陈璧君和徐珍发现，仍有片片愁云从他脸上掠过。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钱永铭笑眯眯地点着一支香烟。“去年二月，寿民兄代表我去河内谒见汪主席时他就说过，因为以您为首的一批中国有识之士所进行的和平事业是伟大的事业，深深感动了交通银行的同仁们，在经济上给予一点微薄的支援，理所当然。”
“那次我也对汪主席说过，除了支援您的和平事业以外，还表示我个人的一点报答。”周作民情真意切地说，“因为我在辛亥革命后不久，供职于南京政府时，就承蒙汪主席的教诲和栽培，只是三十万法币不能报答阁下恩情之万一！”他说的是经汪精卫向孙中山推荐，让他在南京政府财政部先当科长、后当司长的一片深情。
“我也曾经多次说过，那是作民兄自己的造化，更不足挂齿了。”汪精卫语气淡淡的，滋味浓浓的。
“二位馈赠的都是三十万法币，在关键时刻，就是三十元，也是雪里送炭，没齿不忘呵！”陈公博感激地说。他显得很乐观，面临当前的严重局面，没有汪精卫那样忧心如焚和悲观厌世，因为他与宋子文有默契，虽不能说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也与重庆藕断丝连。
“为人在世，雪里送炭恩难忘，过河拆桥仇难忘。”陈璧君为了从两个银行家嘴里获得所需要的东西，开始施展笼络术，“为了感谢钱先生和周先生的支持，汪主席和陈院长几次说过，如果二位愿意来南京共事，请二位都任财政部次长。”
自古以来，官位和权势，总是具有最迷人的魅力。许多人为了得到它，不惜卖身投靠，不惜出卖灵魂，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也难怪，因为有了它，国家的可以化为私人的，别人的可以变成自己的。
钱永铭这一辈子只当过有职无权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如今，汪精卫把财政部次长这个高级肥缺送给他，乍一听，有一种似梦非梦，似真非真之感，半信半疑地说：“那是汪主席和陈院长开玩笑吧！”
“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汪精卫亲切地说，“新之兄和作民兄既然已经光临南京，也就省了我们力为劝驾之劳。”
“唉！老了，不中用了，恐怕胜任不了呵！”钱永铭一腔热血往上涌，脸庞又红又热。
“老当益壮。”陈公博满腔热情地说。
“作民兄该不会推辞吧！”汪精卫微笑着问。
“若说老，我比新之兄还大一岁，可是陈院长却说‘老当益壮’，这就把我的嘴堵住了。”周作民感到管银行比当财政部次长更实惠，“好，我不推辞，就来帮助汪主席管管银行吧。”
“我们的中国银行才成立不久，正缺少董事长，真是求之不得啊！”汪精卫显得很高兴。顿了一下又问：“二位计划什么时候就职？”
“我和作民兄正肩负着一项特殊任务，具体就职时间等任务完成了再定。”钱永铭兴奋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