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尔曼认为这一联系证实了天生□□思考能力的存在。斯皮尔曼声称：“G代表一般智力水平，先天便被决定。训练一个人达到更高等级的G比训练一个人长高还难。”
1916年，斯坦福大学的刘易斯·特曼利用他的斯坦福–比奈智能衡量表（采用了法国心理学家艾尔弗雷德·比奈的一个早期版本），给出一个G的实际等效值，并声称这是确定一个人天生智力的理想工具。有些人立刻识破了特曼的说法，而绝大多数人则对IQ（智商）表示双手欢迎。美国陆军立即采用其中的一个版本进行征兵工作，学校也紧随其后。IQ干脆利索的分级方式很好地满足了美国对提高社会、学术和商业效率的殷切希望。
不幸的是，□□教育运动引入了严重的种族主义，新教徒白人总是将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和其他群体排挤出商业、学术和政府的上层。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爱德华·李·桑代克设计出了国民智力测验（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前身），他是一个热心的人种改良倡导者，下定决心要使大学里的行政管理人员相信向大众开放高等教育是一件浪费和低效的事情。有趣的是，没过几年，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发明人，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卡尔·布里格姆就推翻了自己的发明。他写道：所有的智力测试都建立在“自然科学史上最醒目的谬误之上，也就是那些不将训练和学校教育考虑在内的天生智力测试”。
除种族歧视之外，IQ及其他智力测试所造成的真实且长期存在的悲剧是它们向每个人传达的信息，包括那些得高分的学生。传达的信息便是：你的智商是给定的，不是求得的。特曼的IQ测试轻而易举地刺中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痛处，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生来就带着某种自身局限，因此我们只能以某种速度思考到某一深度。这真是令人震惊，想一想，IQ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人口分类的工具。
IQ分数并不能如实地表示出你对测试材料的掌握情况，它们只意味着你相对于其他人的掌握情况。这只不过将人进行分级，回想起刘易斯·特曼和他的同事提出的建议，难免令人神伤。在他们的建议中，那些被确认为“低能”的个人应被社会所摈弃，某些得分低于100的人被自动取消了谋求体面职位的权利。否定得分低于100的人的价值就是错误地混淆了智商的相对值和绝对值。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在100个苹果中间必定有50个品味不佳。
IQ有一个方面值得称道：它为学习成绩比较提供了量化的标准，因而成为一种在学校、州，以及国家之间进行学习成绩比较时非常有用的方法。任何学校的校长和主管人员都非常想知道他的学生的表现在全美国平均水平之上还是之下。进一步讲，相对其他方法而言，此类测试可以对学生成绩进行全面评估，足够预测被测试人员将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