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有王文慧、欧阳镜蓉、黄树辉、余一等。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在1919年爆发的伟大的“五四”运动影响下，开始大量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步接受反帝反封建、科学民主等进步思想。1920年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广泛接触西方文学及社会科学著作，并参加了《半月》杂志的工作和一些进步社会活动。1922年2月在《文学旬刊》上发表诗歌《被虐（待）者的哭声》12首，从此开始了辉煌的文学创作生涯。1922年冬，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预科和本科班（英文）肄业。1923年到上海求学，1924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1925年高中毕业后在上海从事社会活动和编译工作。1927年1月赴法国巴黎求学。在法期间，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和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命运，思念着苦难中的国家和人民。他怀着这份深厚的感情，写下了反抗黑暗势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1929年第一次以“巴金”的笔名在《小说月报》发表，引起文坛内外的普遍关注。1928年12月，从法国回到上海。在这期间，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高尔基的《草原的故事》等大量外国文学、思想文化作品；随后，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写下了长篇小说《家》、《春》、《秋》“爱情的三部曲”、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出版了《复仇集》、《光明》等多部短篇小说集。1933年参与《文学专刊》的工作。1934年至1935年在日本学习日文。回国后在上海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担任郭沫若主持的《救亡日报》编委，并和茅盾共同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杂志，其间写下不少充满爱国激情的诗文。1938年后，在广州、上海、昆明、重庆、桂林、成都等地从事出版工作，并发表了宣传抗战的小说《火》（三部曲），完成了长篇小说《秋》、《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的创作。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继续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从事出版和翻译工作。1949年7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新中国成立前夕，作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华东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荣誉委员。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巴金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也是举世公认的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出色的翻译家、卓越的编辑家、出版家。他先后创作了《灭亡》、《新生》、“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火》、《憩园》、《寒夜》、《第四病室》等长篇、中篇小说以及为数众多的短篇小说、散文、报告特写、游记、童话等等。他通晓英、法、俄、德、世界语等多种语言文字，翻译了十几部世界名著。1958年至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四卷《巴金文集》，这是他新中国成立前创作成就的结晶。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深入到工厂、农村和革命老区体验生活，两次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创作了大量的报告特写、散文随笔，出版了反映朝鲜战争的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等。根据他的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在观众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他与靳以创办、主编了大型文学刊物《收获》，是国内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之一，数十年间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他年近八旬的时候，仍克服巨大的病痛，用坚强的毅力写完了五卷《随想录》，使他的散文创作在思想艺术上达到了一个高峰。90年代后又出版随笔集《再思录》，编辑出版了《巴金全集》（二十六卷）等。他以一部部饱含激情的作品和一颗挚爱祖国人民的赤子之心饮誉海内外，他创作的大量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他的许多作品先后被译成英、俄、日、法、德、意、瑞典、朝鲜和世界语等近30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巴金在海内外获得了多种荣誉称号。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名誉院士称号，1990年获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1993年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资深作家敬慰奖”，1998年获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2003年国务院授予他“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巴金晚年虽病魔缠身，仍十分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呼吁和组织建设中国现代文学馆，并将自己几十万元的积蓄、稿酬和8000多册藏书捐赠给文学馆。参与创建中华文学基金会，并一直担任会长。还多次为希望工程、社会慈善事业捐款。因其特殊贡献，1999年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下属的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8315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巴金星。
【阅读提示】
巴金借欧洲这个古老而优美的传说作为这篇散文的标题，以灯光作为贯穿全文的抒情线索，将传说和现实巧妙的结合起来。文中一方面引出了那个令人憎恨的已经破败了的专制封建大家庭，加以有力的抨击；另一方面作者也借“灯光”引出了新的希望，希望彻底摆脱沉重的思想负担，从此告别这狭小的家，用心灵的“灯”照着自己走向广大的世界中去。
从散文的取材来看，真实而典型。作者善于把生活的真实化为艺术典型，让人透过作者所写的一人一事看到社会的重大问题，引起读者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同时，文中满含深情地对自己姐姐的遭遇的诉说，也是既真实又典型的。当然，作为一篇散文，材料真实而典型，确实具有相当深刻的社会意义，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认识价值。然而，作为一篇抒情散文，情感的真切而高尚，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作者在本文中抒发的情感不仅动人心弦，而且令人钦佩，发人深省。“我”对重返阔别了18年的家乡，对故居，对家人的追忆、怀想之情，流泻在字里行间。可是，这情感是哀婉、颓丧，还是奋进、抗争？是留恋沉湎于过去，还是摆脱那浅薄的温情主义走向那广阔的天地？凡此种种，都渗透了作者“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的高尚精神境界。
这篇散文构思精巧，抒情细密。作者巧妙地以“灯光”作为贯穿全文的抒情线索，非常熨帖地组织了材料，表达了深切的感情。这样精深的思想、真切而热烈的感情，通过不同的灯光，不仅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而且深深地震撼着读者的心。
【思考与练习】
1本文对“家”的描述是：“十九年，似乎一切全变了，又似乎都没有改变。”这表露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2“灯光”在这篇散文的构思上起了什么作用？试作具体分析。
都江堰
余秋雨
一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1］。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二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馆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
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三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2］，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3］。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