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与实用的统一
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大多数都具有实用价值，并和结构紧密结合，或者说本身就是对结构构件的艺术加工，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它们虽然也具有装饰美，但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合乎材料本性和力学逻辑的结构美。
以传统木构架体系中的梁的形式为例。有的梁身呈曲线（中央向上拱起），称为月梁，既避免了受荷载后自然下垂的趋向，又使造型饱满生动。许多民居中在月梁两端刻出装饰性的凹槽；还有的沿曲线刻成仙鹤尖嘴、鱼鳃或龙头等形状，将曲线变化与吉祥的动物结合起来。连梁枋穿过柱子的出头也都加工成麻叶头、霸王拳、菊花头等端头形式。
木柱大部分是圆柱，做成上下两头略细，中部粗大，形如梭子的梭柱。并且柱身也不是绝对与水平面垂直的，而是上部略微向内倾斜，既符合力学的要求，也纠正了视觉的误差，使建筑看起来更加稳定。这一点在东西方古典建筑中皆有体现，古希腊雅典卫城上的帕提农神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柱础为了防腐防潮多用石雕，往往做成鼓形、圆篮形、花瓶形等，上面加以不同内容的雕饰，从简单的线脚到花草禽兽、文房四宝，不胜枚举。
斗拱是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特有的结构构件，它由方形的斗、升和矩形的拱、斜的昂组成。斗拱由柱头演化而来，为了支撑深远的屋檐，将荷载传递至柱下，由单层发展为多层，单向发展为多向，层层出挑，成为一种十分复杂和巧妙的构造，有点类似现代的空间网架结构，在外观上产生了极高的装饰价值，成为人们视觉聚焦的重点。
在没有玻璃之前，古建筑的窗都是用纸糊或安装打磨过的鱼鳞片、贝壳片等半透明的物质来遮挡风雨，因此较密集的窗格才能满足需要。在这种窗格的基础上产生了各种花格窗棂，有纵横格、方胜纹、冰裂纹、步步锦，还有以文字、动植物纹样、器物纹样等为素材进行的创作。
中国古代把重要建筑物放在高高的台基上以增加它们的气势，比如故宫的三大殿就高踞在三层须弥座上。台基周围栏杆上的栏板和望柱（又称作“华表”，多用作宫殿或陵墓前的装饰，以衬托宫殿或陵墓的气势）都加上了浮雕装饰，望柱柱头雕刻成各种动、植物形体，排水口也雕成螭首的形状，使得台基显得丰富而生动。
中国建筑普遍具有可贵的本色美，匠师们只是在服从于结构和功能的必然要求之外略施刀斧，在凸显建筑技艺的同时发挥细节的装饰作用。
礼制等级的代表
古代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以“礼”为基本框架，也就是用制度规范各类等级，它很自然地渗透在建筑及其装饰艺术的营造中，因而建筑中的一切设置并不仅仅是为了“求其观”，而是为了“辨贵贱”，装饰的式样、色彩、质地、题材等都服从于建筑的社会功能，成为显示建筑社会价值的重要手段。
明制中明确规定庶民的房舍不许使用斗拱及彩色装饰，所以斗拱大多使用于宫殿、衙署、宗教等礼制官式建筑和高级气派的居住建筑中，成为古代封建社会中森严的等级制度的象征和制度文化下建筑物的衡量标准。
故宫内的朱漆金钉大门绚丽的色彩和彩画首先成为建筑等级和内容的表现手段。屋顶的色彩最重要，黄色（尤其是明黄）琉璃瓦屋顶最尊贵，为帝王和帝王特准的建筑（如孔庙）所专用，而皇宫内的建筑，除极个别特殊要求的以外，一律用黄琉璃瓦；宫殿以下，坛庙、王府、寺观按等级用黄绿混合、绿色、绿灰混合；民居等级最低，只能用灰色陶瓦。主要建筑的殿身、墙身都用红色，次要建筑的木结构可用绿色，民居、园林杂用红、绿、棕、黑等色。
油饰彩画的本意是为了保护木材免受风雨侵蚀而腐朽，梁枋、斗拱、椽头、天花等处都可使用彩画，色调以青、绿为主，间以金、红、黑等色，以用金、用龙的有无多少来区分等级。清代彩绘既用于宫殿、坛庙的主殿、堂、门，也用在一般的官衙、庙宇主殿和宫殿、坛庙的次要殿堂。住宅、园林建筑彩画最自由，题材包括人物故事、山水化卉、虫鱼鸟兽，比如北京颐和园长廊的8000多幅彩画就集中了古代《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等著名小说中的精彩情节，绘制了自然山水和植物花卉，几乎无一重复。
大门自古以来就是显示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志和象征，院门和房门对建筑的规模、等级、档次、品位等具有先入为主和提示点睛的重要先导作用，人们必须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来设定适合于自己的住宅及门制，从等级最高的王府大门到民间简单的板门。大门上的门钉原本是板门结构的一部分，也是门上的装饰，后来钉头的多少也有了高低之别，皇宫内大门门钉横九竖九共81个，王府和各级官府上大门门钉数量依次减少。此外，大门的颜色和门环材料也区分了等级，从皇宫大门到九品官的府门，由高到低，颜色分别为红、绿、黑，门环材料为铜、锡、铁。
高度的象征意义
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充分应用中国传统的象征、寓意和祈望的手法，将本民族的哲理、伦理思想和审美意识结合起来。它们的象征意义，通常用形声（利用谐音）、形意（利用直观的形象）或二者结合来表达。
在中国古典建筑中，一般来说“构件的装饰”多于“装饰的构件”。建筑上的构件很难纯粹以美观的名义和艺术的目的添加上去，很多时候装饰都因其象征意义才能得以存在。
有人说：“中国建筑就是一种屋顶设计的艺术。”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建筑的大屋顶给人带来的强烈的观感和深刻的印象。屋顶上的装饰构件很多，中国建筑的纯粹装饰性的构造几乎都摆住屋顶上，对丰富屋顶的轮廓线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屋脊是为了防止几个屋面交接处漏而设置。正脊的两端如兽角般弯起的部分称为“正吻”，多为一种名叫“鸱尾”的图案，也就是今天的鲸鱼，由于它会喷水，所以将它尾部形状放在屋顶上，象征它能喷水防火。四条垂脊上的走兽原本是顶端筒瓦上的帽钉，后来失去了构造作用，却仍然以象征吉祥的瑞兽的理由而排列在脊上成为“套兽”——仙人在前，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等在后。有的地方甚至在屋面上也出现了镇风的“瓦将军”、象征和睦美满的“和合二仙”或是隐喻寒窗苦读科举高中的“魁星”。
在屋顶山花面有木“悬鱼”和“惹草”（一种水生植物），它们的实用功能是为防悬挑的檩条端头受潮，同时混合使用形声、形意的手法，一方面“鱼”、“余”谐音，表示“年年有余”；另一方面人们相信水中的鱼和水草可以压火防灾。
在建筑其它部位的彩绘或雕刻中，也有许多带有象征意义的图案花纹，反映了人们的吉祥愿望、幸福追求、美学趣味，以及风俗习惯、地理特征。如用动物中的神兽龙代表皇帝；狮子作为威武、力量的象征；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代表地上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蝙蝠与“福”字谐音，用四只蝙蝠围着中央一个“福”字，意为“五福临门”。而植物中莲、荷代表高洁，出淤泥而不染；松、桃代表长寿；牡丹象征着高贵富丽。除了动植物外，一些器物也具有谐音的象征作用，如在宝瓶上加如意头，意为“平安如意”；瓶中插麦穗象征“岁岁平安”等。不同时代、地域和民族各具特色
装饰艺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发展、形成和成熟，故而必然带上本时代的烙印，主要反映在风格和题材内容、工艺手法上的不断改革和创新。例如汉代刚直浓重，唐代浑放开朗，宋代流畅活泼，明清严谨富丽。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朝代的建筑装饰纹样也有不同的侧重，它们多与那个时期造型艺术的主要题材相同，如：商周的动物纹、兽面纹；秦汉的功臣烈女、神仙云气、四神禽兽、享乐宴饮、出行百戏等题材；隋唐的莲纹卷草、佛道器物、骑射歌舞、异域风物等题材；宋元的花草动物、人物故事、农商世态、神怪传说等题材；到了明清两代，建筑装饰空前地繁缛巧密，题材就更为广泛了。
地域差别很大程度上来自自然环境和气候的不同。比如青藏高原地区，建筑多为石砌高墙，装饰主要表现在墙面上，常用麻束嵌入墙面作为装饰色带，别有风味；南方气候闷热、潮湿多雨，建筑讲究内部通风，朝向天井内院的房间大多采用大面积的门窗，于是结合当地工艺特点，在格扇、槛窗和墙面上做出精致的装饰，檐廊的梁架更是布满华丽的木雕和彩画。
在艺术风格上，各民族都爱使用自己的传统装饰而各具特色，呈现出丰富的民族性格。藏族用色大胆，追求对比效果，镏金、彩绘很有特色，窗檐和入口门楼都喜欢用木雕装饰；维吾尔族在木雕、石膏花饰和琉璃面砖方面成就较大；白族民居擅用门楼雕饰和山墙墙面贴砖；傣族的竹楼山墙常用山花竹饰；而回族则重视砖木雕刻和彩画，题材、手法有浓郁的民族特点。
丰富多姿的装饰提升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整体艺术性，还蕴涵了民族、地域、宗教、伦理、民俗、历史、社会等多方面的文化信息和价值，包含着丰厚宽广的人文观念、精神情感、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在中国古代建筑特点的形成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方法和施工特点
中国古代的建筑设计工作和现代的做法十分类似，建筑工程的主持者都非常重视实地调查研究，通常综合采用绘制图样和制作模型的方法。中国建筑匠师在长期实践中创造了富立体感的图法（类似现代的“轴测图”）来指导施工。汉代之后，制定“建筑设计图样”和“说明文件”已经是大型建筑计划所不可缺少的事情了。到了公元10世纪中期，建筑制图已经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
隋朝宇文恺设计明堂的时候，由于众说纷纭，争议很大，于是他“博览群籍，参详众议”，经过仔细的研究之后，才写出了陈述设计理由的《奏明堂仪》，里面提到了他对前朝太极殿遗址的现场考察和测量，连同设计图和模型一起呈给皇帝，方案才得以确定。
此外，从周代的“冬官”开始，二三千年来，中国一直都设有专门的建筑部门和官员负责建筑的设计、施工以及建筑材料的调配等工作。正是这些官方机构的工作使得劳动力和材料生产运输的组织效率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中国古典建筑的“标准化”和“模数化”才得以实施和推广。
到了明代，中国的建筑设计系统已相当完备，那时候的各种政府工程都由官方专门建筑设计机构——“工部营缮所”负责设计策划。清代进一步设立了“算房”和“样房”两个部门，“算房”负责工料预算和估价，“样房”负责绘制设计草图和有比例的施工图，制作模型。当时的模型用硬纸制作，不仅表达了外形，还可以拆开来显示内部结构，直接为施工服务，称为“烫样”。清代一位才艺出众的匠人雷发达（1619—1693）和他的七代子孙曾先后掌管“样房”，200多年间皇室的大型工程如圆明园、清漪园、热河行宫、昌陵、惠陵等等的规划设计都出自他们之手。
中国古代的木构架建筑确立了古典的模数制。1091年成书的中国第一本详细论述建筑工程做法的官方著作——《营造法式》总结了前代的建筑经验，把“材”作为造屋的标准，即木构架建筑的用“材”按尺寸分成大小八等，按屋宇的大小、主次，量屋用“材”。“材”一经选定，木构架部件的尺寸都整套地随之而来。这套行之有效的建筑方法一直沿用到了清代。
各种构件的尺寸一旦确定，就为预制化生产打下了基础。所有的木构件都采用预制的方法，不受房屋建筑工地面积的限制，迅速完成构件生产后，再运到现场安装。中国木构件梁柱很早就形成了“榫卯”的联结方式，可以说也是由装配式的施工方法引起的。在这一点上，按比例制作的建筑图和模型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样一来，材料的用量和各个工种的劳动定额都有了标准，可以很准确地估计出来，这样有助于对工程进行经济预算、核算和管理，有助于施工的顺利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