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瑞香家里，小爷叔怎么把它摆平来。”“我想——”胡雪岩边想边说，“只有叫瑞香咬定了，不肯回去。他哥哥也就没法子了。”“一点不错。小爷叔，请你去探探瑞香的口气，只要她肯了，我会教她一套话，去应付他哥哥。”于是，胡雪岩正好找个僻静的地方，先去交代瑞香，原是一套无中生有的假话，只要瑞香承认有这么一个哥哥，谎就圆起来了。至于为古应春作妾，是罗四姐早就跟她说通了的，就不必费辞了。等吃完了饭，胡雪岩与古应春一起出门，七姑奶奶便将瑞香找了来，握着她的手悄悄问说：“你们老爷跟你说过了？”瑞香想了一下才明白，顿时脸红了，将头扭了过去说：“说过了。”
“那么，你的意思怎么样呢？”瑞香很为难，一则是害羞，再则是为自己留点身份，“愿意”二字怎么样也说不出口，迟疑了好一会儿才想起一句很含蓄，也很巧妙的话：“就怕我哥哥作梗。”七姑奶奶大喜，“这么说，你是肯了。”她说，“瑞香，我老早就当你妹子一样了，将来决不会薄待你。”“我晓得。”瑞香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七姑奶奶是真的怕瑞香觉得作妾委屈，在胡雪岩跟她谈过此事以后，便叫小大姐把她的首饰箱取了来，拣了一只翡翠镯子、一只金刚钻戒藏在枕下，此时便将头一侧说道：“我枕头下面有个纸包，你把它拿出来。”
枕下果然有个棉纸包，一打开来，宝光耀眼，瑞香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然，她要将首饰交到七姑奶奶手里，“来！”七姑奶奶说，“你把手伸过来。”瑞香不肯，七姑奶奶便用另一只不甚方便的手，挣扎着要来拉她的手，看那力不从心的模样，瑞香于心不忍，终于将手伸过去了。
帮七姑奶奶的忙，翠镯套上左腕，钻戒套入右手无名指，瑞香忍不住端详了一下，心头泛起一阵无可形容的兴奋。
“妹妹！现在真是一家人了——”“七姑奶奶，这个称呼不敢当。”“有啥不敢当，我本来就一直拿你当妹子看待。”七姑奶奶又说，“你对我的称呼也要改一改了。”“我，”瑞香窘笑道，“我还不知道怎么改呢？”“一时不改也不要紧。”七姑奶奶接下来说，“我们谈正经。将来你哥哥、嫂嫂来，我们当然也拿他们夫妇当亲戚看待。眼前，你有没有想一想，怎么样应付他？”
“我还没有想过。”瑞香迟疑地说，“我想只有好好跟他商量。”“商量不通呢？”
“那，我就不晓得怎么说了。”“我教你。”七姑奶奶问道，“《红楼梦》你看过没有？”瑞香脸一红，“我也不认识多少字。”她说，“哪里能够看书？”“听总听人说过？”“是的。”瑞香答说，“有一回听人说我们胡家的老太太，好比贾太君，我问我们大小姐贾太君是什么人，才知道出在《红楼梦》上。”“那么贾宝玉你总也知道？”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凤姐都听说过的。”“袭人呢？”
“不是怡红院里的丫头？”“不错。袭人姓花，她的哥哥叫花自芳，也是要来赎他妹妹，袭人就说，当初是家里穷，把我卖到贾家，既然如此，何苦现在又要把我赎回去？我想，你也可以这样跟你哥哥说。如果他说，现在把你弄回去，是为你着想，你就问他当初又何以不为你着想！看他有什么话说？”
“嗯，嗯！”瑞香答应着，“我就这样子同他说。”“当然。我们还要送聘金——”“这一层，”瑞香抢着说，“奶奶同我们老爷谈好了。”无意中改了口，名分就算从此而定了。
胡李会晤
胡雪岩去看邵友濂扑了个空，原来这天李鸿章从合肥到了上海，以天后宫为行馆，邵友濂必须终日陪侍在侧，听候驱遣。
非常意外地，胡雪岩并未打算去看李鸿章，而李鸿章却派人送了一封信到转运局去邀胡雪岩，请他第二天上午相晤，信中并且说明，是为了“洋药”进口加税一事，有些意见想请他转达左宗棠。
“洋药进口加税，左大人去年跟我提过。我还弄不清其中的来龙去脉。李合肥明天跟我谈起来，一问三不知，似乎不大好。”胡雪岩问古应春，“我记得你有个亲戚是土行大老板，他总清楚吧？”
他所说的是古应春的远房表叔，广东潮州人，姓曾，开一家烟土行，牌号就叫“曾记”，规模极大，曾老板是名副其实的“土财主”。古应春跟他不大有来往，但为了胡雪岩，特地到南市九亩地去向他请教。
“实不相瞒，你问我，我还要问人。我们账房吴先生最清楚。”曾老板说，“胡大先生，我久已仰慕了，不过高攀不上，应春，你晓得的，我一个月吃三回鱼翅，今天碰得巧，能不能请胡大先生来吃饭，由吴先生当面讲给他听，岂不省事？”
“不晓得他今天晚上有没有应酬？”古应春因为胡雪岩不大愿意跟这些人来往，不敢代为答应，只说，“我去试试看。”于是曾老板备了个“全帖”交古应春带回。胡雪岩有求于人，加以古应春的交情，自无拒绝之理，欣然许诺，而且带了一份相当重的礼去，是一枝极大的吉林老山人参。
曾老板自是奉如上宾，寒暄恭维了好一阵，将账房吴先生请了来相见，是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谈起来才知道是秀才，在这烟土行当账房，似乎太委屈了。
“鸦片是罂粟熬炼出来的。罂粟，中国从古就有的，出在四川，苏东坡四川人，他做的诗：‘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罂粟汤’，汤里加蜜，是当调肺养胃的补药服的。”
“到底是秀才。”胡雪岩说道，“一开口就是诗。”“吴先生，”古应春说，“我们不必谈得这样远，光说进口的鸦片好了。”
鸦片进口，最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到万历年间，规定要收税，是当药材用的，鸦片治痢疾，万试万灵。
不过明末清初，吸食鸦片是犯禁的，而且当时海禁甚严，鸦片亦很少进口。到了康熙二十三年，放宽海禁，鸦片仍准当作药材进口，收税不多，每十斤征税两钱银子。以后吸鸦片的人慢慢多了，雍正年间，曾下禁令。有句俗语：“私盐越禁越好卖”，鸦片亦是如此，越禁得严，走私的越多，从乾隆三十八年起，英国设立东印度公司，将鸦片出口贸易，当作国家的收入，走私的情形就更严重了。
走私的结果是“白的换黑的”，鸦片进口，白银出口。乾隆三十年前，进口的鸦片，不过两三百箱，末年加到一千箱，道光初年是四千箱，十年工夫加到两万三千多箱。至于私运白银出口，道光三年以前，不过数百万两，到道光十八年增加到三千万两，这还是就广东而言，此外，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亦有数千万两，国家命脉所关，终于引起了鸦片战争。
“至于正式开禁抽税，是在咸丰七年。”吴秀才说，“当时是闽浙总督王懿德，说军需紧要，暂时从权，朝廷为了洪杨造反，只好允许。第二年跟法国定约，每百斤收进口税三十两。鸦片既然当作药材进口，所以称做‘洋药’，在云南、四川出产的，就叫‘土药’。不论洋药、土药，在内地运销，都要收厘捐，那跟进口税无关。”
但左宗棠却认“税”跟“厘”实际上是一回事，主张寓禁于征，每百斤共收一百五十两。胡雪岩拿这一点向吴秀才请教，是分开征收的好，还是合并为宜。
“以合并为宜。”吴秀才说，“厘捐是从价征税，土药便宜洋药贵，如果拿洋药冒充土药，税收就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