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怕他说出什么过于谦卑的话，当着老萧面连自己也失面子，所以很快地说道：“老萧，你快回去，把金如意送来，周大老爷验收不错，自然分文不少你的。”
“是，是！”老萧诺诺连声，“马上送来，马上送来。”“慢慢！”胡雪岩将老萧唤住，转脸说道，“理翁，我想送了来也不好，一则要担风险，再则也怕招摇。不如我陪理翁到方九霞验货，果然不错，就把余款付清了它，叫方九霞出张寄存金如意的条子，动身的时候直接送上船，岂不省事。”
“说的是。不过不敢劳雪翁相陪，我派人去办这件事就是。”当下将他随带的一名司事找了来，拿胡雪岩的银票交了给他，一一交代清楚。等司事跟老萧一走，方始开口道谢。“小事，小事！”胡雪岩问道，“理翁还有什么未了？”“多谢，多谢。没有了。”周理堂紧接着问，“这笔款子，如何归还？”
“悉听尊便。”胡雪岩紧接着说，“倘或理翁没有急事要办，我想请理翁指点指点迷津，我是怎么想不开？我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事老挂在心里。”
“以雪翁的智慧，自己觉得，就不至于想不开了。正因为那个念头隐而不显，所以居恒郁郁。”周理堂又说，“看相这件事，本无足奇，不过在脸上看到心里，也要有些阅历。雪翁心中有贼，此贼不除，精神就好不起来。”
“喔！”胡雪岩也听说过“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这句成语，当即问说，“我心中之贼是指啥？”
“钱。一个钱字。”周理堂问，“雪翁是不是常常想到它？”“我是开钱庄的。”胡雪岩笑道，“我们这一行，称之为‘铜钱眼里翻筋斗’，不想到钱，想什么？”“是不是？我说雪翁心中有贼！雪翁是大英雄，何以亦为孔方兄所困，跳不出来？”听得这话，胡雪岩不免惭愧，想了好一会说：“理翁的话，我听出点味道来了。就不知道怎么才能跳得出来。要我不想到钱这一个字，只怕不容易，从小学生意就是学的这个，根深蒂固，跟本性一样了，怎么能不去想它。”
“想也可以。只要不是想赚钱，而是想花钱，就跳出来了。”“这话，还要请理翁明示。”“道理很简单。”周理堂说，“譬如雪翁想造一座花园，这是花钱，可是所想的是如何起造楼台，如何罗致花木，如何引泉入园，如何请人品题。这些东西想起来是很有趣的，自然而然把个‘钱’字忘掉了。当然，这也不是人人办得到的，力量不够，要为钱犯愁，反而是自寻烦恼，雪翁根本不必愁钱，当然也就不会有烦恼。”
这使得胡雪岩想起了一个人的话，此人姓雷，江西人，他家从康熙年间开始，世世代代在内务府当差，凡有宫殿营造之事，都先找他家设计，然后按照尺寸，用硬纸版烫出样子来，出了名的“样子雷”，真姓名反而不为人所知了。
有一年胡雪岩进京，在应酬场中认识了“样子雷”，听他谈先世的掌故，说他家全盛时代是在乾隆十六年以后，主要的职司是扩建一座圆明园，建成了请皇帝来看，某处不妥，立即拆掉改建，改得不满意，复又拆去，这样建了拆，拆了建，不知多少遍，总之终乾隆六十年，圆明园无一日不在大兴土木之中。
乾隆年间，国库充盈，皇帝只要觉得什么事能够怡情悦性，尽可以放手去做，不必愁钱，这也许就是他能够克享天年的道理。听周理堂的话，印证乾隆皇帝的作为，胡雪岩的行事大改常度，虽仍然不忘如何赚钱，但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花钱？大起园林，纵情声色，以前眠食不安，郁郁寡欢的毛病倒是消失了，却另添了一样病：肾亏。
好的是开设着一家海内第一的大药铺，连带也认识了无数名医，秘方珍药，固本培元，差能弥补。补药中最为胡雪岩所重视的是一种膏药，名称很难听，叫做“狗皮膏”，但效用神妙，有了它，胡雪岩多娶几房姬妾也不要紧了。
这狗皮膏，只有在北京一家祖传的药铺才有。胡雪岩曾不惜重金，想聘请这家药铺的主人南下，到胡庆余堂去专制狗皮膏，却未能如愿，想买他的秘方，便更是妄想了。因此，胡雪岩每逢春天，就得派专人去北京来采办狗皮膏，这年自己进京，就不必再派人了。一到就关照汪惟贤订购三百帖狗皮膏，只以一样重要药材缺货，尚未制就，而胡雪岩坚持要随身携药南归，这一来就不能不等了。及至等到了药，却因徐用仪带来的一个消息，胡雪岩决定再在京里住一阵，要看一个人的神通到底大到如何程度。“你带着洋人陪森二爷先走。我倒要看看他这一关过得了过不了。”胡雪岩说，“他的这套把戏，只有我顶清楚，说不定左大人会问我，也说不定另外还会有机会。”
另外会有什么机会呢？古应春明白，如果“他”倒了，不独胡雪岩去了一个商场上的劲敌，而且也可能接办招商局。
商场劲敌
胡雪岩口中的“他”，是个常州人，名叫盛宣怀，字杏荪。他的父亲单名康，字旭人。盛康是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由州县做起，做到汉口道告老还乡，在苏州当绅士，因为盛宣怀需要利用老父的这种身份，在江苏官场上为他打交道。
盛宣怀是一名秀才，年轻时跟有名的“孟河费家”学过医，医家要有割股之心，而盛宣怀只要有机会，就要打人家的主意，自觉不宜入这一行，所以进京捐了个主事，准备入仕。时当同治末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大兴洋务，盛宣怀在这方面的脑筋特别快，而且记性好，口才更好，钻头觅缝，得以见了李鸿章一面，相谈之下，大蒙赏识，便加捐了“花样”，以候补道的身份，为李鸿章奏调到北洋当差，不久被派为招商局的会办，以直隶的候补道，久驻上海，亦官亦商，花样百出。招商局创办于同治十一年，出于李鸿章的建议，为了抵制外商轮船，“拟准官造商船，由华商雇领，并准其兼运漕粮，俾有专门生意，而不为洋商所排挤。”奉旨准予试办，即由北洋拨借经费，另招商股，派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定名轮船招商局，向英国买了一条轮船，开始营业，由于经营不善，不过半年工夫，老本亏得光光。胡雪岩是股东之一，也送了几万银子在里头。同治十二年夏天，天津海关道陈钦建议李鸿章，派候补同知林槎到上海整理。陈、林都是广东人，林槎在上海自然亦是找广东同乡，一个是怡和银行的买办唐廷枢，另外一个是富商徐润，由他们募集商股四十余万两银子接办。但本有官本，且又领官款为运费，所以仍然是官督商办，由北洋控制，此所以盛宣怀得以由李鸿章派去当会办。
改组后的招商局，业务日有起色，徐润又别组保险公司，承保本局船险，假公济私，大发利市。洋商轮船公司，遇到劲敌，业务大不如前，美商旗昌洋行的股票，本来票面百两升值已近一倍，结果跌到五十几两，且有继续下跌的趋势。
于是徐润起意收买旗昌，但在盛宣怀的策划之下，变成了一个骗局。骗谁呢？骗曾当过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而实际上是骗公家的钱。
盛宣怀的设计很巧妙。第一步是利用招商局的官款，秘密收买旗昌的股票，到得有相当把握，可以接收旗昌时，盛宣怀偕同唐廷枢、徐润联袂到了南京，首先是说动藩司梅启煦。
江苏有两个藩司，一个称为江苏藩司随江苏巡抚驻苏州，一个称为江宁藩司，随两江总督驻江宁——南京。梅启煦的关节打通了，方始向总督衙门上了一个呈文，说旗昌洋行甘心归并，开价二百五十余万，倘能收买，获利之丰，一时难以估计。
沈葆桢亦是勇于任事之人，当时虽在病中，以大利所在，不愿延搁，在病榻召见盛宣怀、徐润等人，听取说明。这天是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盛宣怀善于玩弄数字，讲得头头是道，且有佐证，沈葆桢听得满心欢喜。但招商局南洋虽亦管得到，而一向以北洋为主，所以沈葆桢表示，这件事应该会商北洋大臣，共同具奏。
“机不可失！”盛宣怀为沈葆桢解释，洋人以冬至后十日为岁终，在这年便是四天以后的十一月十七。公司主管三年更换一次，现任的主管任期到那一天为止。过了十一月十七，新任主管一到，重新谈判，便捡不到这个便宜。或者新任主管，另集巨资，重整旗鼓，招商局便会遭受威胁，唯有乘机归并旗昌，招商局始能立于不败之地。结论是：“事有经权，而况招商局在南洋通商的范围之内，大人不但当仁不让，且须当机立断。”
沈葆桢盘算之下，还有顾虑，美商的旗昌固然归并了，英商的太古、怡和又将如何？
“太古、怡和船少，不足为虑，旗昌归并以后，招商局的船有二十七号之多，助力大增，洋人做生意一向以大吃小，太古、怡和只有跟着招商局走。招商局从前吃亏的是，自己没有码头栈房，有时不能不迁就太古、怡和，现在有了旗昌的码头、栈房，不必再迁就他人，主客之势，自然就不同了。还有，船一多了，自己可以办保险，利权不外溢，就等于另开了一条财源。”
沈葆桢完全被说服了，命盛宣怀当天就回上海，跟旗昌谈判，尽量压低“受盘”的价格，先把交易敲定下来。至于收买旗昌的资本，原呈中提出官商合办之议，命盛宣怀尽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数以“官本”补足，如何筹划，另作计议。
获得这样的授权，骗局已必可实现。盛宣怀一到上海，复又调动官款，收买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以后，一面委托一名外国律师担文，办理接管的手续，一面赶到南京，向沈葆桢复命，事情已经定局了。
据盛宣怀的书面报告，说是“议定码头、轮船、栈房、船坞、铁厂，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项一概在内，现银二百万两。其余汉口、九江、宁波、天津各码头、洋楼、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总计二百二十二万两，较原来的开价，减了三十万两之多。
至于付款的办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银二十万两，约定十二月十八日续付二十万，明年正月十七再付三十万，即行交盘。余数如何分期交付，亦已商定。
至于商股，盛宣怀说已招到一百二十二万两，短缺“官本”一百万两，盛宣怀亦已借箸代筹，某处可拨多少，一一指明，当然这也是预先跟梅启煦商量好的。
谈停当了，便须出奏，类此案例，倘为北洋主稿，便须南洋会衔，南洋主稿，自然亦须北洋会衔。盛宣怀极力申说，时机迫促，往返磋商，误了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万定洋将遭没收，劝沈葆桢单衔出奏，又说李鸿章与沈葆桢是同年，遇到这样的好事，只会赞成，不会反对。沈葆桢想想也不错，同意单衔出奏，在折尾上声明：“时值冻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
运道冰封，陆路仍可通行，显然的，这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沈葆桢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盛宣怀特设的圈套，先则以“十七之期”劝沈葆桢“当仁不让”，继而以恐误二批交银之期，会遭损失，迫使沈葆桢单衔出奏，这种种设计，都是为了要出脱李鸿章，以便将来骗局败露时，李鸿章得以未与闻共事的局外人身份，易于回护。
果然，四年以后骗局败露了。发难的是一个湖南籍的名士，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折严劾招商局管事道员盛宣怀等蒙蔽把持，营私舞弊。当时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对一般“清流”的议论与主张，十分重视，当即饬下两江总督“痛加整顿，逐一严查”。
其时的两江总督名叫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对于李鸿章久怀不满。原来李鸿章自从“用沪平吴”后，一直视两江是他的地盘，官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却能巧妙地运用洋人，以及实际上办理洋务的关系，在两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挥，最使刘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鸿章的妻舅赵继元在两江的胡作非为。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赵文楷，是嘉庆元年丙辰科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亦点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如何侥幸而得列清班，一直是个谜。不过，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凭他的那支笔，做京官绝无出头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为道员，在吏部走了门路，分发江南候补。那时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当洪杨初平时，怕功高震主，决定急流勇退，遣散湘军，扶植李鸿章的淮军来替代，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便派他一个极重要极肥的差使：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凡事自作聪明，自恃有妹夫李鸿章作靠山，在曾国藩以后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李宗羲、沈葆桢，都不大能指挥得动他，沈葆桢病殁，继任刘坤一，资格比较浅，就更不在他眼里了。
除了赵继元，对身在南洋而唯北洋之命是从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亦耿耿于怀，久已想动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刘瑞芬及上海制造局总办李兴锐“调看该局账目，逐款严查”。
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出身是个秀才，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沪，主管军械的采购与转运，以军功保到道员，曾经督办淞沪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是淮军系统中很重要的文官。
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因为他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奸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
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办不到，及至调出账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