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中国艺术经典1
11565600000008

第8章 宗教(2)

③陆修静的道教改革

陆修静,字元德,号简寂,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人,少年时研习儒学,中年时离家,遗妻弃子,云游名山大川,遍访高士,广泛搜集道经,成为一代宗师。他采取健全三会日制度、加强“宅录”制度、健全道官晋升制度等措施来整顿南朝道教组织,重建南天师道;他以灵宝斋为主,吸收了上清、三皇和天师道斋法,创造了“六斋十二法”,加上他早年对《灵宝经》进行了系统整理,故被认为是灵宝派的实际创始人;陆修静还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精通道教灵宝、天派诸派的优势,对当时的道教经典进行分类编整,开创了“三洞”体例,即洞真、洞玄、洞神,他的分类方法对道教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魏晋南北朝的道教就是在诸如寇谦之、陆修静等人的改革下,逐渐走向成熟,从民间走向了官方,与儒、佛三足鼎立。

隋唐五代时期的宗教

1.佛教的兴盛

隋唐时期,统治阶级大力扶植和支持佛教,除唐武宗外,隋唐各代帝王都利用佛教来巩固封建统治,佛教兴盛一时。

①玄奘西天取经

玄奘像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人,因精通佛教经、律、论而被尊称为“三藏法师”,俗称“唐三藏”或“唐僧”。13岁出家,23岁受具足戒,游历各地,遍访名师。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涉流沙,过雪山,逾甘肃,出敦煌,经新疆及中亚诸国,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当时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师从戒贤学法,不久即名声大震。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年,玄奘结束了17年的学习生涯,谢绝印度国王和僧俗的挽留,携带657部梵本佛典及若干佛像、舍利回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极高礼遇,被安置在慈恩寺从事译经。从贞观十九年开始,玄奘先后译出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并编著了《大唐西域记》,记述赴印度途中的所见所闻,这为研究中亚、南亚的历史、地理和社会以及中西交通史等提供了宝贵资料。为保存玄奘由印度带回来的佛经,唐代还专门修建了大雁塔,塔南门两侧,镶嵌有唐太宗李世民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唐高宗李治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

②禅宗

隋唐时期,佛教兴盛,寺院林立,从教者众。而且此时佛教出现许多的分派,诸如天台宗、惟识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其中以禅宗的影响最大。

禅宗是一个高度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以“直证本心”为宗旨,又称“佛心宗”。它渊源于印度佛教而形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禅宗在隋唐时期正式创立,至唐末五代时达到鼎盛。

禅宗在中国的始祖是菩提达摩,其于南朝梁时来中国,传至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五祖弘忍时,禅宗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广收弟子,门下大师辈出,尤以神秀和慧能为突出。弘忍晚年传法时,让弟子各出一偈以证心意,神秀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这反映了其渐悟的倾向;而慧能则道“菩提本非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故此,弘忍认为慧能见解更深,于是传位给慧能。从此,禅宗分裂为南北两派,南派以慧能为首,北派以神秀为首。后慧能主张“见性成佛”的法门,成为中国禅宗的真正源头。慧能写了《六祖坛经》,也是中国僧人所撰中惟一可以称为经的著作。慧能座下弟子甚众,将禅宗进一步发扬广大。

③佛苯之争

指吐蕃社会在隋唐时期佛教与原来苯教之间的斗争。在佛教传入西藏地区以前,这里盛行的是“苯教”。7世纪上半叶,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大力提倡佛教。后赤德祖赞即位后,又一次与唐朝联姻,迎请金城公主入藏,并延请汉族僧人人藏讲经,并收留于阗逃亡出来的僧人。但是约公元739年,吐蕃贵族借口天花流行,把于阗僧人赶出吐蕃。赤德祖赞去世后,其子赤松德赞即位。当时赤松德赞年幼,吐蕃贵族为削弱王室力量,于是进行第一次“禁佛”运动。赤松德赞年长后,集权于一身,积极提倡佛教,但由于苯教盛行的象雄诸部势力庞大,只好允许佛教与苯教并存。其后几代吐蕃赞普也奉行这一政策。但在公元841年,吐蕃赞普热巴巾被信仰苯教的贵族大臣在政变中杀害,于是发生了第二次禁佛运动,佛教受到很大打击,直到百年后才复兴。

2.道教的鼎盛

隋唐时期,道教达到鼎盛阶段,主要原因在于它自身的质变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唐朝统治的近300年中,道教始终得到社会的支持、崇奉和信仰,其地位居三教之首,实际上已成国教。

①本朝家教

唐代皇帝特别重视道教,道教因而大盛。其原因在于道教教主老子姓李,李唐皇帝尊之为同姓始祖,自称是老君后裔,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这样神化的结果就是使道教成为唐朝的“本朝家教”。早在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在晋阳起兵时,道士们就积极响应义军,大肆宣传“李氏兴、天道改”,称李渊是“真主”、“真君”。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到终南山拜谒老子庙。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下诏定道光佛后。后因武则天信奉佛教,道教势力稍有下降。

唐玄宗是唐代崇奉道教最有名的皇帝,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唐玄宗下诏修建老子庙,至开元末,共修建1687处。唐玄宗对老子封号不断增加。唐高宗曾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而唐玄宗则先后加封老子为“大圣玄皇帝”、“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等,命绘老子像颁之全国,命各地铸造老子像。这些活动大大促进了道教的发展。

唐后期诸帝也十分重视道教。

②药王孙思邈

孙思邈,隋唐著名道士和道教学者,著名医药学家,后世尊为药王。陕西人,20多岁时即喜欢谈论庄子,后隐居终南山,唐太宗、唐高宗曾授他以爵位官职,均被他谢绝。其医术高明,热心救人,一生山居著述。著作有《千金方》、《福禄论》、《摄生真录》、《会三教论》、《保生铭》、《存神炼气铭》等。其医学理论以阴阳五行与天人合一说为基础,然后根据自然界中的灾异现象来解释人体病症,希冀从中找到病变的根源。孙思邈这种理论与道教医学和养生一致,因此,他在养生学、医药学、炼丹术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这与道教的理论是分不开的。在历史上,孙思邈的理论和实践既丰富了道教医学理论和观念,又促进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③《开元道藏》

道藏一词,始于唐玄宗时期,唐朝统治者为了利用道教更好地服务于其统治,于是在开元年间开始编纂《道教》一书。为了保证道教经典编纂工作的质量,唐玄宗下诏,将崇文馆改为崇玄馆,以培养精通道义的人才,并在全国推行道举制度,以《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作为开科取士的经典。经过十年左右时间的准备,崇玄馆拥有学生一百人,助教、博士各一人。这些精通道教理论的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到全国各地收集道经,然后分类整理加工,最后汇总,编成中国第一部道教教典的百科全书《道藏》。因它编于开元年间,所以也被称作《开元道藏》,但在当时却被命名为《三洞琼纲》。此书完成不久,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这部巨著再次分散,许多道书在战火中被毁。

3.域外新教的传入

在隋唐时,除盛行佛教、道教外,还有一些其他外来宗教也在流行。

①景教

景教实际是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入唐时,被称为“大秦景教”、“大秦教”。贞观九年,该教派阿罗本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礼遇,并在长安义宁坊赐建景寺一处,度僧21人。高宗时允许各州建署景寺,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后来在西安郊外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说:“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这表明景教在当时是十分兴旺的。

②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由穆罕默德在公元7世纪创立。隋唐时期,中国与大食间的海、陆交通已十分发达。陆路经波斯、阿富汗与西域,可从西北地区到达长安;海路则经波斯湾、阿拉伯海、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至我国南海沿岸的广州、泉州等地。当时有大量的阿拉伯商人在中国经商,他们便在这些地区建寺作礼拜,伊斯兰教逐渐传入中国,至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国派使节来长安,成为伊斯兰教正式传入我国内地的标志。唐朝对外交往采取开明政策,许多唐代外侨,在中国落叶生根,娶妻生子,出现了“五世蕃室”、“土生蕃室”。这些人成为中国最早的穆斯林。

另外,隋唐时期传入中国的还有袄教和摩尼教,但后来都被镇压。

宋元时期的宗教

1.佛教的衰落

宋元时期,佛教在衰落中继续发展,其内部已失去了创造力。虽然宋朝一反后周的反佛政策,而对其加以保护,使得寺院数量增加,但仍然没能改变宋元佛教的衰落趋势,尤其是北僧道斗法图宋儒佛合流的现象的出现,理学吸取华严宗、禅宗的思想成果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后,佛教的地位更低。

①儒佛合流

宋代虽未发生大规模的排佛、灭佛事件,但排佛之议在儒家士大夫中一直存在。朝中大臣如范仲淹、文彦博、富弼、欧阳修、韩琦等都有排佛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佛教自传入中国就不断和中国文化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到宋代时佛教在思想上与儒学融为一体。打通佛、儒的代表人物有契嵩和智圆。契嵩,字仲灵,藤州(今广西藤县)人,自幼出家,博学学识渊博。他在调合佛、儒时,首先从心性论上找到两者的结合点。他提出,心是宇宙本原,是佛教和其他一切世俗道德体系的终极依据;《坛经》中所讲的人心,就是儒家的仁、义。各家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阐明人心,殊途同归,都是劝人向善。智圆,字无外,号中庸子,钱塘人。自幼出家,21岁从源清受天台教观。智圆一生清贫,不结交权贵,勤奋著述,他主张“修身以儒,修心以释”,不能重此轻彼。这样,儒佛在哲理上达到融通。

佛教与儒家的融合促进了宋明理学的产生。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体系,程朱主要是借助华严宗“四法界”的思想,构建了以“天理”为本原的哲学体系。陆王心学则更多地沿用了“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宋明理学在佛教的催化下产生了。

②帝师制度

元朝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权国家,使得元代的佛教具有民族多样性。但是,元朝统治者信奉的是藏传佛教,因此,藏传佛教仍旧处于上升时期。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前就召请西藏地区的名僧八思巴东来,并从元受佛戒。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便仿照西夏,赐封八思巴为国师。后八思巴于1264年以国师身份兼领总制院,成为全国的佛教领袖和西藏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八思巴还奉命创制蒙古新文字,他用藏文字母拼蒙古语音,1269年,新文字造成。元世祖诏令全国实行。为了报答八思巴创字之功,元世祖于是封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并赐玉印。从此,元代帝师制度确立。1279年,八思巴去世,元政府赐他谥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布辅诏、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足见评价之高。忽必烈还令王磐撰文《帝师行状》以歌颂八思巴之功德,并下令建八思巴寺于北京,以示纪念。

元朝历代帝师均出自萨迦昆氏家族,采用叔侄相传、兄终弟及的传承制度。帝师制度作为一种宗教管理方式,在保证民族团结中起了重要作用,使得佛教超出了信仰的意义,成为中央和地方联系的枢纽,而共同的宗教信仰也促进了蒙、藏、汉各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统一。但帝师由于其特殊地位,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