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开过的研讨会上，人们仍旧是各执已见，王大珩真有些耐不住了。王大珩发言时显得有些激动。他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是持积极态度的，他认为这是一次世界性的高科技发展机会，认为中国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应该积极参与世界性的高科技领域竞争；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延误时机了，有关方面应该尽早出台相应的决策；他认为虽然发展高科技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我们现在囊中羞涩，但投入是发展所必需的。
情绪激动时的王大衔与平时比简直是判若两人。平时，王大珩是个典型的儒雅温和的好老头。眼镜常常滑落在鼻尖上，眼睛总是在镜片后面和善地微微眯缝着。但一且情绪激动时，王大珩那眯缝着的眼睛就会突然睁开，炯炯地射出睿智的光。这时，你就会看到另一个王大珩：一个容易激动的、有个性的人，一个始终关注着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学者，一个站在全局高度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思维的战略科学家。
此刻，王大珩心中有一种感觉，他正面临着一个对国家影响极为重大的课题。
一个急刹车，王大J行猛地抬起头。
红灯。
一眼望不到头的车流被迫喘息着匍匐在路上。
“这是什么车？”王大珩指着一辆车问道。
司机师傅扭过头，眼睛霍然一亮，“呵！这是超长型凯迪拉克，美国车。”
“买一辆这种车得多少钱？”
“100多万吧？”
“那么多？”
“得那么多。现在啊，这北京街面上好车多的是！您看前边那辆灰色的，那是奔驰最新款，这边这辆黑色的是大林肯，那辆是凌志，那边那辆是沃尔沃。这些车，哪辆没个几十万上百万的也买不下来呀！”
绿灯亮了，车流又开始缓缓地向前蠕动。
沉默了半天，王大珩突然冒出来一句：“少买几辆车行不行？”
“什么？”司机师傅莫名其妙地问。
没有回答。王大冲望着窗外的车流，心里在想，我们就不能少买几辆车，多点科研投入吗？
直接上书邓小平
一条消息固执地停留在王大珩面前：
据报道，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思对“星球大战”计划的进展表示满意。据基沃思透露，目前美国已有可能解决助推段反导弹技术。……值得注意的是，在基沃思讲话不到半个月之后，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在260公里高空，2.8万公里时速条件下首次接受了陆基激光的反射镜试验，并获得了成功。
王大珩多少有些烦躁地把这份材料推到了一边。但另一条消息却又立刻突兀地跃入他的眼帘：
据英国报刊最近报道，英国以史密斯教授为首的20多名科学家在研究光计算机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英国政府迟迟未向其提供研究经费。美国国防部获此信息后，立即从“星球大战”计划经费中拨出15万美元，提供给史密斯。若美国获得此项成果，将对“星球大战”计划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王大珩突然耐不住站起身，在房间里打起转来。
几天来，王大珩始终处于焦躁不安的状态之中，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的心中不断地涌动着一种冲动。虽然，他还来不及厘清思路，不清楚自己究竟能够做些什么，但他已明确地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自已必须做点什么了。
王大珩正在屋里打着转的时候，一个人敲响了他的家门。一见到来者，王大珩的眼睛立刻亮了。
来人是陈芳允，我国着名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是一位事业心和责任感都很强的科学家。他长期从事航天地面测量系统的研究和设计工作，曾主持试验通信卫星和微波测控系统的研究，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今天的研讨会陈芳允也参加了，他和王大珩在会上相继发言之后，都发现对方的见解与自己有很多的共同之处，他们都认为，虽然我国的经济实力目前还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争取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则是完全有可能的。
今天晚上，陈芳允就是专为此事来找王大珩的。
一上来，他们就谈得很投机。他们都是“两弹一星”的元老，都曾亲身经历过核武器从“一点没有”到“有一点”的过程。对“一点没有”和“有一点”大不一样的经验都有着切身的体会。
王大珩说，当年我们搞“两弹一星”的时候，国力还不如现在雄厚呢。但我们硬是咬着牙搞出来了，人家就不得不对我们另眼看待，就不得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让我们占据一席之地。
陈芳允说，是啊，现在我们虽然还很落后，但比当年毕竟好多了。如果这一步不跟上，我们就有可能被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彻底抛弃。
王大珩说，国家与小家一样，都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都得把钱用在刀刃上。有些钱是可以不花的，但有些钱是不得不花的。涉及国力竞争，牵涉国家命运的钱就不得不花，而且必须要花！
陈芳允说，没钱我们突出重点项目行不行？我们制定有限目标行不行？
王大珩说，没钱我们少买几辆豪华轿车行不行？我们不坐进口汽车，坐我们自已的国产车行不行？
那一晚，两位科学家在一起谈了很久，他们谈得都很激动。
“仓杯能写个东西，把我们的想法向姐贩映？”K允说。
“对，应该让上面了解我们的想法，争取为国家决策提供帮助！”
王大珩突然明白自已应该做什么了，他要让最高领导了解他们的想法，让政治家听到科学家的声音。
王大珩心里很清楚，只有科学的瞻望是不够的，科学家的真知灼见往往要依赖政治家的洞察力和决策水平才能得以实现。当年，拿破仑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曾以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征服了整个欧洲。在率部队过阿尔卑斯山的时候，拿破仑下令让学者和驴子走在队伍中间予以保护，这一举动为拿破仑赢得了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的极好声誉。但后来，当年轻的美国发明家富尔顿带着自已的发明找到拿破仑时，拿破仑却因为自己的短视而犯下了不可补救的错误。富尔顿当时在法国用瓦特蒸汽机作为动力造出了一艘汽船，他来向法国皇帝拿破仑申请资助，建议拿破仑建立一支由蒸汽机舰艇组成的舰队。富尔顿满怀信心地对拿破仑说，您若是拥有了这样的舰队，就可以不依靠风帆行船了，无论在什么天气下都能在英国顺利登陆！但拿破仑根本不相信富尔顿描述的神话，这个科西嘉人无法想象军舰没有帆还能行走，他断定富尔顿是个骗子，所以干脆将他赶了出去。拿破仑就此与一个拱手送到眼前的绝好机会失之交臂了。此后，富尔顿回到美国，于1814年为美国海军建造了第一艘蒸汽军舰，从此开创了海上作战的新时代。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爵士曾经评价说，这是一个由于敌人缺乏见识而使英国得以幸免的例子。如果当时拿破仑稍稍动一动脑筋，再慎重考虑一下，那么，19世纪的历史进程也许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罗斯福则比拿破仑明智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流亡到美国。他听说德国正在加紧研究链式反应，并禁止被其占领的捷克铀矿石出口时，立刻意识到德国可能正在研制原子弹。若让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拥有了原子弹，人类的未来将不堪设想。西拉德立刻草拟了一封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和其他两位物理学家一同找到了爱因斯坦，希望爱因斯坦以自已的威望给美国总统写信，说服美国政府率先研制原子弹。爱因斯坦很赞同他们的想法，立刻在西拉德写好的信上签上了自已的名字。随后，爱因斯坦把这封信交给了罗斯福总统的朋友和顾问萨克斯，委托他一定要面呈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