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这些人几乎立刻就被分别委以重任了。王大珩被任命为大连大学物理系主任，交给他的任务是要尽快把物理系筹建起来。大连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中央决定创办大连大学的目的就是要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人才，为即将开始的新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准备。对从未办过正规大学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必须广泛团结各方力量，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作用。王大珩发现共产党的确是很有诚意的，共产党不仅对自己这样来历清白的人表现出了欢迎和信任，甚至对那些曾与国民党有过或多或少瓜葛的人，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真诚。有一名留学回国后曾在国民党机要部门工作过的教授，来到解放区后心中始终放不下，生怕共产党对自己弃暗投明的心情不理解，生怕共产党对自己信不过。没想到，当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把这段历史向学校讲清后，校长吕振羽当即就向他详细解释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一贯政策，并诚恳地勉励他甩掉包袱，轻装前进，把自己的学识才智贡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共产党人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诚挚的态度，使知识分子们个个欢欣鼓舞、干劲倍增。自从回国以来，王大珩还是第一次品尝到受重视、被尊重的滋味。在解放区这块崭新的土地上，王大珩才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感觉。他从心里感谢这个“家”对他的接纳，感谢这个“家”对他的信任，他决心要为建设这个“家”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学识。
身在家中自然就多了几分责任感，在家人面前自然就少了几分顾忌。刚被任命为物理系主任的王大珩凭着那股热情，毫无顾忌地闯进工学院院长屈伯川的办公室，直通通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要办就办个应用物理系！”理由很简单：“我们是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人才的，而建设新中国最急需的是大批应用人才。”简单的理由后面却跟着很复杂的注脚：“在国外这几年我有很深的体会。国外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物理人才中，有很大一部分毕业后都进入了工业企业。由于他们有很深的物理基础，因此在解决生产技术中的问题时，常常要比单纯搞工程技术的人思考得更深一些，解决得更好一些。我自已就在国外工业企业工作过，我注意到物理人才在国外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这一年王大珩34岁，正是锐气极盛。
这一年屈伯川40整，已是老成持重。
老成持重的屈伯川目不转睛地听着王大珩振振有词的阐述，直听得两眼发亮、频频颔首。听到最后屈伯川双手一拍，大叫了一声“好”！
事情就这样立刻决定下来了，没有开会研究，也不用上报批示。王大珩说，那会儿我们这种人讲话管用着呢。不管提出什么建议，只要是合理可行的，立刻就会被采纳。
但是，一切必须从零做起。王大珩这个应用物理系主任简直就是个光杆司令，给他的全部人马只有两个教授和几个刚招聘来的助教。没有人员、没有教材、没有实验室，也没有仪器，几乎是一无所有。而王大珩则必须想办法立刻把全校400多学生的物理课开出来，把物理实验室课开出来。
王大珩赤手空拳办起了应用物理系。
首要的问题是得尽快把物理课高质量地开出来。这就要有人，要有高素质的教师。好在王大珩在物理界有的是熟人，他动用所有关系，四处挖掘人才，使系里很快就有了18名教职工。有了人，王大珩心里就有了底数。他亲自审教材、定教案，亲自登台授课，带领全系教职工很快就把应用物理系的课开了起来。
开理论课好办，有教师、有教材、有教案就成。但要开物理实验课可就不那么容易了。首先得有物理实验室，得有很多必要的仪器设备。大连大学理工学院的底子是关东工业专科学校，是个中专，只留下了几件中专物理教学用的简单的示教器材，基本用不上。买吧，一来是资金不够；二来，即便有点资金，在刚刚解放的大连也什么都买不到。当时关内战火连天，大连与内地的交通已经完全中断，什么也别想运进来。不要说其他的东西了，就连做物理实验用的最基本的米尺都无处可买。
在全系动员大会上，王大珩讲了这样一番道理：“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用在我们这里，我看有这样两层意思。一是物理教学必须重视物理实验，必须要有物理实验所需的仪器设备。二是物理教学人员要想开好实验课，必须学会自已动手制造仪器设备，在制造仪器设备的过程中，学习各种技术，提高实验水平。”于是，应用物理系的教师和实验人员就在王大珩的带领下，开始了自已动手、修旧利废、建设实验室的工作。
那时大连有个“西岗破烂市场”每逢星期天，老百姓就会自动聚集到这里进行各种交易。在这里，你能找到大到门窗、家具，小到纽扣、钉子等一切生活日用品。反正都是老百姓自己家里的东西，用不上了，拿出来换两个零花钱。虽说是旧的，但也真便宜，给俩钱就卖。这破烂市场通常是那些生活拮据的老百姓的好去处，但从英国回来的洋专家王大珩却突然对破烂市场发生了兴趣。一到星期天，王大珩就拉着身边的人到破烂市场去转悠。寻宝似的挨个摊子走，不错眼珠地一样样东西盯着瞧。没想到还真让他给瞧着了——在一个老头的破烂堆里，王大珩竟然扒拉出来一块旧秒表！这是做物理实验最紧要的东西，王大衔正愁着没处去淘弄呢！去的次数多了才发现，这破烂市场里的宝贝还真是不少：一台快散了架子的旧天平，经过一番修整后一测，嘿，还挺精确的呢！几个旧望远镜筒，回去拆巴拆巴零件都能用。最得意的是，有一次竟在破烂摊上发现了一台高级电位差器。当时，卖主连他卖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没花几个钱就给买下来了。拿回去后一试，好家伙，一点毛病都没有。
有一次，王大珩突然在一堆破烂里发现了一块没人要的破玻璃。王大珩只觉得眼前一亮，当即就把这块破玻璃一把攥在手里。一问价，卖主恨不得不要钱白送，因为这块破玻璃四六不成材，从来就没有人稀罕看一眼。王大珩可是看不够，举着玻璃左瞧瞧右看看，得了宝贝似的兴奋得满脸放光。卖主心里直纳闷，不就是一块破玻璃吗，又不是水晶？还值得这么看！他哪里知道，这竟是一块光学玻璃！后来，王大珩把这块光学玻璃拿回去切割开，正经磨出了几片光学镜片呢。
王大冲在清华培养出来的极强的动手能力和后来在昌司工厂的实践经验，在此时发挥出了极大的作用。他带领大家自己动手制作出多种实验仪器，还亲自设计制造出了分光仪等当时比较先进的仪器。实验室很快就建起来了，这个被大家称作是用破烂市场武装起来的物理实验室，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当时国内大学的先进水平。有这样一段文字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载：
应用物理系主任王大珩教授把实验室建设当作创系的重要工作，亲自来抓。他自己动手，领导教师和实验人员修复旧的仪器设备，使它继续发挥作用……有一次，他从土木系和旧货摊上弄来两个破水平仪上的刻度盘和轴承，如获至宝，在机械工厂工人师傅的帮助下做出了两台精度很高的分光仪。后来，又做出了电阻箱、冲击检流计及黏滞系数测定仪等多种仪器。这样，他们在短期内就建成了两个能同时容纳130人的普通物理实验室，装配了一个能容纳150多人的物理示教用的阶梯教室。这就保证了全校580多名学生，2到3人编成一个小组，每周做一次，一学期共做30个实验。这样的情况，就国内各大学同样设施来比，规模上已经是最大的了。
后来在一次聚会上，他的几位学生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时，对先生王大珩印象深刻。
郭永江，原应用物理系行政秘书，现大连市中日友好学会副会长抢先发言了。
比较起来，王大珩先生的确有些不大一样。
比如说吧，从上海、南京那边来的那批教授一般都比较有派头。有一位男教授穿了一件酱红色的长毛呢大衣，好家伙，那才叫打眼儿呢！还有一位女教授，是从上海来的，她穿了一身紫色的旗袍，十分引人注目。
按理说，王大珩先生还是从英国回来的专家呢，派头应该更足一些吧。他可倒好，从打第一次见面起，他就一直穿着一件土黄色的旧西服，没第二套！对了，那西服还不是正式的，是那种胳膊肘处打块皮补丁的。对，大概就跟现在挺时髦的那种叫什么休闲西服的样式差不多吧？不过，那时候可不时髦。再说他那衣服也太旧了，胳膊肘上的皮补丁都磨毛了呀。
不像从英国回来的，一点儿不像！
原应用物理系学生，现退休教授何乃宽附和道：
教学上王大珩先生也不太一样。
他出的题目有些现在我们都还记得。比如：马拉车，车拉马，为什么马车会往前走？让分析出这里面的力。再比如：把一只猫四脚朝天地从高处扔下来，为什么落地的时候一定是四脚着地呢？这样的题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就显得有些简单了，现在连高中生都能分析出来了。但是在当时，这些题却很深。题出来之后，立刻在全校几百名学生中间引起了一场挺大的轰动，学生们下课谈、走路谈、吃饭也谈。正经热闹了好大一阵子呢！
(笑）王大珩先生很有办法把学生的兴趣引到物理方面来。你看，我这个老学生现在都满头白发了还记得清清楚楚呢！
(郭永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王大珩先生做起事来那个急劲儿和认真劲儿。
就说136教室吧，直到现在136教室还是全校最好的一个阶梯教室。这个教室可是王大珩先生当年亲自设计的。按理说，我们系里只要提出修建阶梯教室的总体要求就行了，其他具体设计施工都应该是总务部门的事。但王大珩先生却偏要拉着我到现场去看，他亲自拿着个皮尺测量讲台到第一排座位之间最合适的距离，量每排之间的宽度，从物理学的角度考虑教室的梯度、声音、光线。结果，136教室建成后成了最受欢迎的教室。首先是大而不散，因为老师和学生间的距离适度，所以，老师站在讲台上能很好地把握全场。其次，声音效果和光线都很合适，在这里上课，老师和学生都感觉很舒服。直到现在，老师们还都争着把自已的课排在136呢。
原应用物理系学生、系主任、现退休教授徐庚武若有所思，缓缓接过话茬说：
记得是1950年春节吧，我们几个学生凑在一起去给王大珩先生拜年。在王大珩先生那里坐下聊着聊着就说起了物理实验的事，说起了实验室的设备问题。那时候实验条件十分艰苦，我们做实验连根必需的米尺都没有，还是王大珩先生让把一卷皮尺剪成一段段分给我们用的。不知是谁先起了个头，大家就忘了初衷，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开了意见。都是冲着实验设备去的，嫌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太简陋、太破旧，嫌做起实验太不顺手，太费事。
王大珩先生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大家的话。直到一个个都说完了，他才讲了一段话。那些话至今我还记得一清二楚。
王大珩先生说：“我是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我在我的老师那里学来的最好的经验，就是不要给学生好的东西用！这是清华物理系一个很独特的传统。我们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叶企孙先生常这样讲：就是不能给你们好的东西用，就是要逼着你们学会自已动手。开始我们也不理解，一个个被逼得手脚并用的。最后怎么样？到底都练出来了！我也是直到毕业以后，才越来越懂得动手能力对一个学物理的人来说有多么的重要。现在，即便是给我一堆破铜烂铁，我也能想方设法把它凑出个像样的东西来！”
又说：“你们不要总是嫌仪器设备简单粗糙。我告诉你们一个最实际的例子，所有精密的东西起初都是在不精密的条件下用不精密的设备造出来的。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学会用低级的仪器做出好的实验结果来！”
还记得那年八月十五吗？全系师生一起在星海公园搞联欢那次？
大家连连颔首：记得，记得，那次联欢可真热闹！
(徐庚武）我一直忘不了。从中学到大学，我那次还是第一次参加那么热闹的联欢会。平时看王大珩先生挺严肃的，对学生要求那么严格，那天才发现，他其实在生活中非常随和。记得那天王大珩先生还唱了一支歌，是什么歌来着？……
两只老虎！
对，对，是两只老虎！
王大珩先生在前面唱，物理系的老师和学生们就都在下面跳。大家那个高兴劲儿呀，就甭提了！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真奇怪，
真奇怪。
一只没有耳朵，
一只没有眼睛，
真奇怪，
真奇怪！
王大珩似乎从此就要在物理教学的路子上走下去了。如果没有特殊的变化，他也许会成为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为新中国培养出众多的应用物理人才。但是，王大珩心中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他的光学之梦。只要有机会，他就一定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