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观上，承认社会存在的第一性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同时，承认人的主体性和主导地位，主张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在价值观上，主张把人民放在首位，确保人民在新社会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各方面的利益和权利，保证人民群众占有和享用他们自己劳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对党和全体党员来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信奉并自觉实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三、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新思考我国的人权理论和实践以下一些问题值得研究：
第一，应用“以人为本”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的理论前提。“以人为本”所讲的“人”和人权所讲的“人”是一致的，都是human，即人权的主体应包括社会全体成员，但主要是人民。《世界人权宣言》在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其他各条也几乎都用“人人”作为主语，其实就是社会全体成员。我国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内容和历史作用是充分肯定的。现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人大也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了宪法，这就从国家根本法律上规定了享受人权的主体是包括所有公民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根据“以人为本”的理念对人的科学解释，也为全面论述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更加切实、更有说服力的论据。
第二，应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来指导和全面推动人权建设。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理论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基本观点，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价值问题的基本观点。无论是经济还是其他方面的建设都要避免单打一、片面性，都必须自觉地运用辩证法，即坚持用全面的系统的矛盾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坚持用统筹协调的方法去处理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样的道理也应贯彻于人权建设中。事实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们，他们的活动、实践、关系、需要、利益等都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因而作为保障人的各种需要和利益，规范人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人权，也必然是一个包含许多层次和方面的系统概念。人权建设也不能单打一、片面性，尽管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需要突出某项人权，但从战略全局上看，人权建设也必须统筹各个方面，做到兼顾各方、全面发展。
第三，应研究如何以辩证的观点处理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关系。我们一直强调，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生存权是首要人权。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目前国际上（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是发展权。这里，有一个如何沟通的问题。如何科学界定生存权的含义，国内理论界的认识也并不一致。我认为，把实现生存权仅仅理解为经济上解决温饱问题，达到最低生活标准，是不够的，狭窄了。生存权应是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得以维持生存、过正常人生活的起码条件得到保障的权利，因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的基本人权，例如，人格尊严、安全、接受基础教育、有工作做、享有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获得最低生活资料和社会医疗福利保障，等等。如果这点需要都不能得到满足，这点权利都不能得到保障，那就似乎很难再讲什么发展权。
然而，事物的复杂性就在于，不发展，当下的生存都难以维持，只能在发展中求生存。这里，就有一个如何全面认识和处理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辩证关系问题。
第四，在人权建设上，如何以全面协调的观点，兼顾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的发展？长期以来，由于国际人权斗争中反华势力主要攻击我国“没有政治民主权利”，我们有的人权宣传就用突出人民享受经济文化权利方面的成就来应对，回避或少谈政治权利问题。我认为这种做法是片面的，反而造成负面效应。但这里确有一个如何用唯物史观和科学发展观，从理论上全面地论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人权互为前提、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关系，并在实践上统筹兼顾、互相协调、全面发展的问题。
第五，如何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来全面认识和处理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的关系。西方不讲集体人权，只讲个人人权，是错误的。我们既讲个人人权，又讲集体人权，是完全正确的。但这里也有一个如何结合我国的实际，面对新变化、新情况作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例如，一方面，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为全面推进我国的人权建设、进一步改善我国的人权状况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负面效应日益暴露，各种新的不公平、不平等，失业、失学，执法人员违法乱纪严重侵犯人权，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奢侈浪费普遍发生，生态环境继续恶化，自然资源日趋短缺，各种腐败、堕落、刑事犯罪等社会消极现象不断滋生，甚至泛滥，这些都是阻碍人权事业发展的消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重新思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如何深刻认识和正确处理集体人权和个人权利的关系问题。
第六，如何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认识国际人权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入21世纪，随着科技革命和全球化趋势迅速发展，国际关系复杂多变，霸权主义实行强权政治，凭借其经济、科技和军事优势，除了继续从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超额利润之外，采用推行西方的人权民主和公然动武或以武力相威胁的两手战略，妄想公然背弃国际法关于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基本原则，实现其控制全球、独霸世界的目的。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是，国际反华势力西化、分化和“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始终没有改变，他们顽固地制造所谓人权问题持续地对我攻击；在台湾问题上继续玩弄两面手法，明里暗里支持台独分裂势力，露骨地干涉我国内政，破坏我国的统一。可以说，国际人权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我们应该以高度的责任感，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个新的思想武器，来加强国际人权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为世界人民争取人权的崇高事业做出贡献。
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
董瑞华
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运用逻辑与历史结合的方法，考察了人的发展的历史过程。科学地阐明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个人的关系，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深刻阐述了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科学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实践与创新，指明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目标，也阐明了当前的任务。
（一）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形成、发展而逐步产生的。马克思始终把人的发展作为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主要课题。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就开始了对这个论题的研究，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命题：人的发展问题，从本质上看，是一定社会关系总和的反映。他在这部著作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从社会实践出发，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由社会生产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个人的社会关系。在同一时期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进一步指出，人的发展问题应该从现实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从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性质中去理解。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认识到，人的全面发展，既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又取决于社会生产关系适应于社会生董瑞华，上海行政学院教授。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8产力发展的性质。
1844年马克思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问题。首先，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发展的状况，阐明了工人受资本分工的制约，工人的劳动成为被迫的强制劳动，越来越向片面化、从属化发展。但是，当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未来社会将代替资本主义，人就会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其次，马克思从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转化中，说明人的全面发展是对人的片面性与从属性的一种积极的扬弃。在著作中，马克思不仅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对私有财产制、人的异化的一种积极的扬弃，是一种完全地、自觉地保存以往社会已有的全部物质财富的扬弃，而且这种扬弃所要实现的目标是恢复劳动的本质从而达到人的本质的复归。这就意味着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进入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继续对未来社会人的全面发展进行研究，并且在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对这个长期研究的论题作了总结。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深入探讨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的生产是为发展丰富的人的个性创造物质要素，因此，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人的个性都是全面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这个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另一方面，个性在生产上和消费上的全面性，集中反映了个人生产力的全面性；而个人生产力的全面性又为社会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就是指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狭隘界限的、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者具有的高度科学与文明的生产能力。马克思把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概括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
第二，科学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时指出，尽管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形式是狭隘的，但获取剩余价值，尤其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却驱使它全面地发展生产力。人的全面发展不是设想的产物，它的必然性已经蕴藏在现存的社会物质基础和生产关系之中。因此，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即生产力诸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54~7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8.36的发展。
第三，详细阐明科学技术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社会生产力全面发展必然导致精神生产力，尤其是科学在生产力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马克思通过分析，进一步得出了一个伟大的科学预见：未来社会的直接生产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总而言之，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必然导致科学智力在生产力系统乃至社会生活中居主导和统治地位，科学的全面应用即科学智力控制整个生产和全部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则是未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全面性的具体表现，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
第四，系统叙述自由时间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为整个社会和社会每个成员创造大量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之一。他认为，未来社会里，“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增加的自由时间可以真正成为个人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又能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进而推动自由时间的进一步的创造和发展。从而可以认为，未来社会中财富的尺度，不再单纯是劳动时间，而是自由时间。马克思的这一论述，阐明了在人类历史上，自由时间的产生是人类摆脱自身的动物性生存的一个巨大的飞跃；自由时间的发展则是人类物质生产力在世代演进中逐渐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