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形成史”，就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过程，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过程。与此相对应，“资本的现代史”就是指已经成型的、常态的、自我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形态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当代过渡经济学所要考察的社会经济的过渡过程。从一般性意义上来说，它们所要考察的都是旧的社会形态中一些关系解体和消灭的同时一些新的关系产生的过程。
在对“资本形成史”和“资本现代史”进行明确区分和界定的基础上，马克思对研究中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论述。马克思指出，对“资本形成史”的考察只是在一定限度内进入“资本现代史”的考察范围。那就是只有当“资本形成史”作为“资本现代史”的历史前提和条件时，才被纳入对“资本现代史”的考察。马克思指出，这种意义上对“资本形成史”的考察，同对“资本形成史”本身的考察是完全不同的。显然，在这里隐含的一个推论，就是对“形成史”本身进行专门考察，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逻辑完备性的内在要求。
由于这时马克思的主要任务是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资本现代史”），他对“资本现代史”和“资本形成史”的论述，也是服务于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任务的，因此在从方法论上作出论述和分析之后，马克思接着就转入了对“资本现代史”的考察，而并没有对“资本形成史”本身展开研究和论述。
尽管如此，马克思关于“资本形成史”和“资本现代史”关系的论述，为理解过渡经济与常态经济的联系与区别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也为过渡经济学区别于常态经济学而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子系统存在的可能性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形成史”和“现代史”作为辩证统一的一对范畴，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没有“形成史”，也就无所谓“现代史”；既然存在对“现代史”的理论考察，在逻辑上就必然存在对“形成史”本身的考察。因此，对作为“现代史”的常态经济的考察，和对作为“形成史”的过渡经济的考察，在逻辑上是对立统一的。同时，对常态经济的考察和对过渡经济的考察各自又在一定的条件下进入对方的研究范围：对常态经济的考察离不开对其历史前提和条件的分析，对过渡经济的考察也离不开对其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的分析；过渡经济是常态经济在历史和逻辑上的起点，而常态经济则是过渡经济在历史和逻辑上的终点，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勾画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间断性交替出现的过程。
（二）19世纪70年代对不同形式的经济社会过渡的考察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的主要精力用于对“资本现代史”进行专门的考察。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以后，马克思除了加紧修改《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手稿以外，开始考虑对“资本形成史”本身展开研究。然而，马克思并没有直接着手考察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具体历史过程，而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所有人类社会形态展开了综合性的研究。从广义角度来看，这种研究可以被看作是对“资本形成史”的广泛考察。
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马克思花费巨大的精力，写下了篇幅宏大、内容丰富、时空跨度十分巨大的摘录性手稿《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
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人类历史从奴隶制社会经过封建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过渡经济思想及其比较根据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对“资本形成史”的专门考察是其理论体系完备性的要求，它同“资本现代史”一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理论体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把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看作是其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那么，如果不能将唯物史观进一步贯彻运用于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形态，唯物史观的普遍性意义就会受到质疑。因此，运用唯物史观对“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展开考察，也是对马克思方法论体系的进一步运用和验证，是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完美性的必然要求。
尽管这一过程在《资本论》的《原始积累》一章中做了简单的考察和论述，但那只是当这一历史过程作为“资本现代史”的历史前提和条件时才进入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考察视野，它只是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的，而远远不是对“资本形成史”本身的专门考察。
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详细历史资料。这一摘录性手稿为考察从一种私有制向另一种私有制实现顺序性过渡的历史条件和过渡方式准备了充分的历史素材。在同一时期写下的另一部摘录性手稿《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对奴隶社会以前原始社会各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进行了初步考察，从而比较深入地了解了东方社会的结构性特征。这为考察从原始公有制的最新类型分别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跳跃性过渡的可能性及其历史条件，提供了进一步分析的历史素材。
把《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马克思力图把对从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纵向世界历史进程的考察，同对东西方不同民族的结构特征和历史文化的考察结合起来。这样，就能够通过对具体历史过程的考察来寻找“资本形成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同时，又通过对东方社会各民族具体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来体现特殊发展形式对“资本形成史”一般性规律的贯彻和突破。由此可见，《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体现了马克思研究“广义资本形成史”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仍然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一般性与个别性相结合。
马克思对广义“资本形成史”的研究，为考察人类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及其历史条件奠定了基础。
除了这两本笔记之外，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一些书信和手稿中，还对经济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实现经济过渡的不同可能性及其历史条件进行了初步分析和阐述。马克思指出，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经济落后国家不仅存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可能性，还存在向社会主义实现跳跃性过渡的可能性。但其条件是必须借鉴和利用现代文明的一切有用成果，包括利用由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现代生产力手段。这样，马克思对过渡经济的研究就超越了“资本形成史”这一主题，而是同时开始考察从原始公有制直接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的历史条件。
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在同恩格斯合作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但从50年代初开始，马克思转入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专门研究之中，而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历史条件和过程存而不论。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标志着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已经基本完成。在当然，从《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中，不光能够进一步总结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发展规律，还能够得出其他方面，比如人类学方面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但这并不防碍我们在这里得出上述结论。
实际上，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考察，就是对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所做的历史叙述和论证。因此，从广义上来说，对“资本现代史”的考察，就构成“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形成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例如从原始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也构成“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形成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一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在对广义“资本形成史”展开研究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和总结“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条件和进程问题。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马克思对这一过渡时期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性质作了初步的表述。在同一篇文章中，马克思还提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所具有的不同特征。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它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根据马克思关于“形成史”与“现代史”的思想，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和“政治上的过渡时期”，都应该属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形成史”的研究范围。当然，这一过渡时期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史”的直接历史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它也进入“现代史”的研究视野。
（三）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道路的分析
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研究基础上，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
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依据俄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发展道路，并重点对其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及其历史条件进行了阐述。
马克思首先对探索和研究特定民族的发展道路问题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问题作出了阐述。他指出，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该民族所继承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所处的历史环境出发去探讨其过渡的方向和道路，特别是要重视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对过渡方式的制约性。马克思指出，要善于从对一般性发展规律的突破中去认识特定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而不能“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去硬套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他特别强调，不能把他从西欧国家的历史实践出发总结出来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一般性发展道路与特定民族的特殊发展道路关系的论述，实际上强调了原则，强调一般性经济过渡规律和各民族特殊性的经济过渡道路辩证统一的关系。
马克思主张在总结经济过渡的一般性规律时，首先采取比较的方法。通过对不同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部分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找出它们为什么会采取不同过渡道路的原因，然后从这些特殊性中抽象出过渡的一般性规律。
在具体考察俄国的经济过渡问题时，马克思首先对俄国农村公社这一经济过渡的历史起点进行了分析。
通过对农村公社结构特征的考察，马克思指出，它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新类型，处于“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据此，马克思得出农业公社本身包含着公有制和私有制双重因素的结论。马克思认为，这种二重性既能够成为农村公社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源泉，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也就是说，俄国经济过渡的起点本身包含了经济过渡的两种可能性：要么，农业公社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农村公社走向解体，实现向私有制的过渡；要么，集体所有制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农村公社将逐步摆脱其原始特征，在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向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农业公社的这两种经济过渡方向都有可能成为现实。
马克思对俄国经济过渡的历史起点及其走向的分析表明，既定的经济过渡起点总是包含着向不同方向过渡的可能性，现实中经济过渡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取决于经济过渡过程中具体历史条件的发展情况。
马克思还对俄国社会开始经济过渡的既定初始条件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农村公社所处的历史环境、自然条件和国内基础等历史初始条件的考察，马克思分析了俄国社会实现向社会主义跳跃性过渡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指出实现这种跳跃性过渡所必须具备的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