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其相媲美。
《资治通鉴》创立了编年体通史的规模，对编年体史书有重要发展。《资治通鉴》的内容宏富，从战国到五代的历史兴衰变化，王朝的生生息息、治国安邦的智慧，都蕴含、包容于一书之中。
第一，篇制宏大。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采用编年体形式反映历史，上起战国之初的“三家分晋”，下至五代后周，计有294卷。作者不仅改进了编年体的组织方法，而且广征博引，用300余万字的篇幅系统反映了1362年的史事，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第二，放眼于历代兴衰。在修史的指导思想上，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明确指出，是书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还说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本着原原本本、由古及今地进行考察的方式，试图在历史长河中探求社会发展的规律，始终将历代治乱兴衰之迹作为《资治通鉴》的主线。
第三，鲜明的详近略远的特征。历代作者撰修通史，大都是立足于广阔的时间框架，最大限度地展开有关领域的整幅画卷，根本目的是试图从宏观鸟瞰的历史经验资治当代。详近略远成了修通史者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资治通鉴》详近略远的特色尤其鲜明。在全书二百九十四卷的篇幅中，《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从中可以看出，在《资治通鉴》所反映的1362年的巨大的时间跨度中，战国及秦汉部分622年的历史，仅用了68卷，大约占全书的22%；魏晋南北朝部分369年的历史，用去108卷，大约占全书的37%，隋唐及五代部分计371年的历史，用了118卷，大约占全书的40%。由此可见，越是接近于近现代，内容越详尽，篇幅越增大，这是对详近略远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文学佳品，文采的出众，可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并称史学双璧。司马光既是一流史家，又是语言文字大师，经他千锤百炼的《资治通鉴》，历来与《左传》《史记》一起荣登于优秀文学选读之列。作者优美的文笔，传神的语言，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记人，如亲见其人；写事，如身临其境；勾勒场面，如读历史画卷，都能给人一种审美享受。《资治通鉴》中刻画汉末董卓的形象，注意其内心状态，比陈寿《三国志》中的同一人物的描绘，显然技高一筹。又如记淮阴侯韩信、三国东吴大帅周瑜等，借助言谈、议论，烘托其精神世界，使读者顿觉主人公形象鲜明活泼。特别感人的要数对那些著名战役的反映，既有宏大战争的场景，又有细节的描写，可谓大气磅礴、酣畅淋漓，即使千年之后读来，仍然令人振奋不已，拍案叫绝。
《资治通鉴》的巨大成就，也应当包括它总结和创立的史法。新史法犹如新鲜血液注入肌肤，使古老的编年体结束了隋唐以来的衰落局面，而且东山再起，重振雄风，显示出勃勃生机。宋代以后方兴未艾的“《资治通鉴》学”中，“续修”与仿制之作自不必说，即使考察盛极一时的“纲目体”这一新型的编年史籍，也同样可以清晰地查找到《资治通鉴》史法留下的痕迹。
《资治通鉴》一书是司马光以史学干预政治的文化尝试，也是他文化意识的重要载体。我国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两册史书安民生（一是《史记》，二是《资治通鉴》）”的说法。近代大学者梁启超说过：“《资治通鉴》是绝好的皇帝教科书。”全书围绕国家兴衰、民生休戚这个主题，在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视角下，为统治阶级和政治家展现了千姿百态的政治模式，提供了各种各样政治行为的可能性，扩展了他们对历史重大事件本质的理解力，增益了他们治国安邦的智慧。在宋代以后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资治通鉴》发挥了巨大的史鉴作用，成为帝王和政治家的重要参考书。
《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后人视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