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铁龙从派出所出来，忽然决定去镇武装部李培家走走，说不定能碰上李秋燕。他有很久没看见李秋燕了，不晓得她变成什么模样了。他从来没有忘记她，在子校的某些月夜里，当他一个人躺在床上思想时，李秋燕会不请自来，在他脑海里飘浮。街上，一些孩子在街头巷尾玩鞭炮，时不时有嘭地一声炸响落入他的耳孔。镇武装部大院是两栋红砖楼房，一栋办公楼一栋宿舍楼，中央一块很大的坪，栽着梧桐树、桃树和几株杉树。几个武装部的孩子在坪上掷鞭炮，嘭、叭之声充斥在武装部的大院里。镇武装部在黄家镇是独立王国，住的都是穿军装的人，李秋燕的父亲是南下干部，资历比县武装部长的资历还老。但他出身农民，没文化，就一直在黄家镇武装部当部长。
他想起那时候他来镇武装部，名义上是找李培玩，实际上是来看他暗恋不已的李秋燕。他还记得一九八二年夏天，他壮着胆子送电影院票给李秋燕的情景。那天太阳落山后，他走进镇武装部，看见李秋燕坐在竹铺上乘凉，她父亲躺在竹躺椅上，拿着蒲扇摇晃。当时蝉在梧桐树上尖唱，他的心却在哆嗦。他假装是找李培下棋地走进李培家，但他无心下棋，他等机会，十点来钟，他趁李培解大溲时，走出来，见李秋燕仍坐在竹铺上乘凉，他忙从口袋里摇出电影票，满脸紧张的小声对李秋燕说：“这是明天晚上的电影票，是日本电影《生死恋》。”李秋燕望一眼他，他把电影票放到李秋燕手上，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一个女孩子的手，而且是他爱恋的女孩子的手，虽然只是碰了下，他已感到满足了。李秋燕接住他送给她的电影票，没说话。他又说：“你一定要看，明晚见。”
那个晚上他没睡好觉。他想李秋燕会不会去看电影？想要是她去了，他怎么对她开口说第一句话。第一句话他应该说：你来了。或者说：晓得吗，我非常喜欢你李秋燕。不过不能这样说，那会把她吓跑，应该这样说：我以为你不会来。他这么翻来覆去了很久，怎么也想不出一个结果。不过，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终于走出了这一步，这一步他迈得非常艰难，当时他十七岁，心里却燃烧着对李秋燕的强烈爱情。第二天，他无心干任何事，仿佛是等待宰杀的一只羔羊。刘松木来叫他去黄公庙后面的树林里练武，那时刘松木已没读书了，成了镇文化电影院门前的票贩子，靠倒卖电影票为生。八十年代初，看电影还是很风靡的。那个夏天的上午，钟铁龙的心完全在李秋燕身上，摔跤就摔得心猿意马的，后来他不摔了，坐在一旁看三狗和张兵摔，看刘松木和李培摔。
十点钟，他们又去游泳，把剩下的时间都在湘江里泡完，才折回家。傍晚，七点钟还没到他就心潮澎湃地走到了镇文化电影院门前。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约一个女孩子看电影，他不但心潮澎湃，还忐忑不安，自己都感觉自己的脸热得发烫。他看见刘松木手里拿着几张电影票，正大声叫嚷“退票不退票不”，一些想看电影的人就围着刘松木，想从刘松木手上退几张座位较好的电影票。钟铁龙心里有事，就绕过追逐刘松木的那堆人，走进了电影院。电影是七点半开演，此刻正播放着科教片。他旁边的位置空着，李秋燕没来。七点半，电影院的灯黑了，电影开演了，李秋燕仍没来。他心里一凉，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部小说里，冬尼娅是喜欢保尔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李秋燕心里却没有他，这让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十分郁闷。
他走进李培家，李培笑呵呵地迎接着他，嘴里说：“我正准备下午去你家送请柬。”
李培脸上是那种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笑。李培一身灰色西装，脖子上还系了根蓝领带，看上去很知识分子。李培从茶几上的一堆请柬里找出给钟铁龙的请柬说：“我大年初四结婚，地点定在异南春饮食店。你一定要来，你不来，我有意见啊。”
钟铁龙问李培：“你请了几个同学？”
李培整理了下自己的头发，“能通知到的都通知了。”
钟铁龙走进镇武装部时没看见李秋燕，便问：“李秋燕会参加你的婚礼吗？”
“同学里，你只记得李秋燕，”李培脸上显出一抹意见，“除了李秋燕，你还记得谁？”
“还记得你李培。”
“早两天李秋燕的妈说，李秋燕今年不回家过年。”
“哦，”钟铁龙一笑，“祝贺你早得贵子。”
“黄家镇还能生出贵子？”李培自嘲说，“只要是个正常人就行了。”
大年初四的那天上午，钟铁龙着一身西装地走进了异南春饮食店。异南春饮食店的门上和墙上都贴了大红喜字，来了很多人，其中一部分是他们的初、高中同学。同学们相互打招呼，说俏皮话，叫叫嚷嚷的。李培穿一身黑西装，打了根红领带，头发上打了很多梵士林，以致头发同结了层厚厚的壳样油亮亮的。李培的脸颊上还一边打了坨红，估计是他母亲蒋老师心血来潮而替身为新郎公的儿子打的。小时候，学校搞元旦文艺节目，轮到他们登台，蒋老师就勒令他们站好，给他们的脸上一边打一坨红，让他们笑时显得灿烂些。新娘走在新郎公身边，穿一身大红衣服，脸上也打了红，笑起来自然很灿烂。大家都围坐在一起说话，喝着喜酒，谈的却是如何才能发财的事情。有的同学谈起自己的计划来满口大话，这让钟铁龙听了想笑。李秋燕没来，他成了在坐的同学中唯一一个读了正牌大学的。大家问他情况，他满嘴低调，说读大学没用，说他的薪水还不及在坐的许多同学的工资高。他指着坐在他一旁的一个在县公安局刑侦队当刑警的同学说：“像他，就混得比我们都好。”
刑警同学谦虚道：“哪里哪里，我不过是混饭吃而已。”
刑警同学于高中毕业时考取了县公安学校，实际上也不是正规的考，而是内部职工那种名额限制的考。他父亲是镇派出所副所长，出于照顾，他被录取了。三年公安学校毕业后，如今他在县公安局刑侦队当刑警，已当了三年刑警，骑一辆印着公安牌子的摩托车。摩托车就停在异南春饮食店门前。二十多个男女同学里，只有他骑着摩托车。钟铁龙有点羡慕他，还觉得有些问题应该问问他，便问他：“现在案子好破吗？”
刑警同学摆摆头，“好破又不好破。”
钟铁龙不露声色地进一步问：“怎么这样说？”
刑警同学说：“有的案子拖得长，这是因为罪犯很狡猾，犯了罪后不留痕迹。这样的案子就难以侦破。要等他再犯案才能破获。”
钟铁龙就感兴趣的样子问他：“为什么？”
“因为这些罪犯并不是惯犯。他们往往只犯一次案就收手了。这样的案子最难破。”刑警同学说，为此卖弄着自己的公安知识。“一般罪犯犯了法，等一段时间觉得没事后，就又作案，当然就有被逮着的一天。有的罪犯不是出于这种目的，例如是出于报复。那就难破，因为他只作一次案。作了案他就收手了，跟平常人一样生活，你就很能抓到他。五十年代中期，县公安局局长被人杀死在家，三十多年了，至今案子也没破。文革中，县里还有几起杀人和抢劫案，二十年过去了，也没破。这是那些犯罪分子只犯一次案就隐藏起来了，他不再犯，你怎么破？不过百分之九十九的大小案子都破了。这是罪犯犯了案后，见没事，就又犯第二次。因为不劳而获的甜头总是诱惑着一些犯罪分子继续作案。”
李培丢下其他客人，也坐到这一桌，分析说：“这是犯罪分子都抱着侥幸心理。”
“正是。犯罪分子总是抱着侥幸心理，以为会没事。犯罪分子之所以最终落入法网，主要有两条：第一，他们作完案后，觉得没事就放松了警惕。开始他们跟你一样警惕，但他们会逐步放松警惕，一放松，马脚就露出来了。在县公安学校时，我老师说，犯罪分子犯罪都是有目的的，有目的就总会留下侦破的线索。这就是马脚。”
钟铁龙懂了地点点头，“第二呢？”
刑警同学说：“第二就是别的罪犯带出来的。两个人或三个人犯案，犯了后，另一个人在另一个地方或城市犯案，为了减轻罪行，把他曾与某个人犯的罪行也交代了出来。这种情况很多，因为犯罪分子一旦被抓了，就想减轻罪行，早点出来。”
李培说：“看来做强盗也要一个人做才踏实，不然总担心同伙会把自己供出来。”
钟铁龙笑着说：“你说得对。台湾作家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说：一个日本人是头猪，三个日本人是条龙。反过来，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头猪。”
李培说：“这是中国人都活成人精了，都只为自己打算盘。”
“人为不己，天诛地灭。”刑警同学说，“很多犯罪分子都是这样想问题，我曾经审问过一些罪犯，那些犯罪分子杀人时心里想的就是这句话。”
钟铁龙想侥幸心理是很害人的，犯罪分子往往都被这种心理支配，这种心理会导致一个个可以成为罪犯的人成为罪犯。他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一种自私的主张。”
“就是，”刑警同学一笑，骂道：“犯罪分子都是自私自利的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