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原红西路军人员情况的调查
黄景渊洪炉
（一）概况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后，为“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西渡黄河，于11月组成以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副主席兼总指挥的西路军，下辖第五军、第九军和第三十军（李先念同志任该军政委），共约2.5万人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67页记载，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共21800余人。。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遭到蒋、马敌军十几万人的围追堵截，牺牲达万人，余一万多人在弹尽粮绝和负伤以后，不幸被俘、失散。只有700余人在李先念等同志带领下突围至新疆据陈云1937年12月向中央的报告，西路军到达新疆的共437人。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35页。。
被俘的西路军战士，分别被马步芳部关押在河西地区或解送至青海西宁，年轻的同志都被罚苦役，年长和病伤的同志则被大批屠杀，仅在西宁一地被集中活埋杀害的，解放后找到尸骨者就有1700余人，又有大批人在劳役和押解途中被枪杀和折磨致死，侥幸活下来的以后陆续逃亡和流落到甘肃、青海和宁夏等地，有的当长工、下煤窑、甚至做和尚、道士活命，有的讨饭度日。被俘、失散者中有成千的女同志，她们的遭遇更惨，不少被敌人污辱或沦为妻妾，有的被标价出卖，受尽了痛苦。
解放以后，他们多数仍分散在农村牧区，成为当地的农牧民，少数在城、镇和兰州、西宁等城市，其中只有极少数被分配了工作，大部分人无固定职业，靠体力劳动为生，女同志则几乎全部成为家庭妇女或普通劳动妇女。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各地党委和政府曾对他们的情况作过调查了解，粉碎“四人帮”以后，再次对他们作过调查登记，并发给“西路军红军老战士证书”，给予了一定的优待补助。据统计，目前健在者，甘肃有800余人（其中兰州市有190余人），青海有200余人（其中女同志140余人），宁夏约有100人，共约1100余人。其年龄大多在70岁左右，最小的为62岁（9岁参加红军，11岁参加长征，13岁被俘）。
（二）失散前后的遭遇
在河西战败的原西路军同志，每个人都是九死一生，饱经磨难。如原红五军班长姚志珍（女），1930年13岁参加红军，河西被俘后押至青海，深夜被集体活埋，亲耳听到许多战友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被敌人刀砍后踢入万人坑活埋，自己被砍伤脚后推下坑中活埋，后被老乡发现挖出，因是“共产女子”，老乡不敢收留，只给点吃的，让她逃命。她因脚伤走不动，在山里爬了三天，被另一老乡救起，为不暴露身份，学会甘肃话，嫁与当地农民为妻，解放后丈夫因病神经错乱，至今尚未痊愈。
原红九军七十五团通讯班长王怀文，梨园口战斗中被炮弹炸成重伤，由三个负伤的战友救出，逃到张掖黑河口一庙中，被老道徐合德藏在山洞里，用草药治好了伤，又设法使他恢复活动能力。伤口稍愈后又被坏人发现，用草绳勒住他的脖子，要往冰河里扔，后被乡亲们制止，就在庙中当了小道士，直到解放。
黄科林，原名戴登高，湖北黄安人，1927年参加革命，被俘前曾任红九军八十一团连指导员。永昌战斗时因伤被俘，押到西宁后被拉去活埋，因身上压的土不厚，敌人走后便爬了出来，又被马匪军抓到工兵营劳动，架桥、修路、开荒、做苦工，亲眼看到有的战友受不了折磨，跳河自尽，有的战友逃跑不成，被敌人砍头示众，直到解放前二年工兵营解散，才逃离敌手。
向思玉（女），原妇女独立团排长，1932年14岁参加红军，被俘后被迫给敌团长当使唤丫头，因不驯服，被换到敌军法处长家当佣人，又因抱不动娃娃被毒打，后逃跑出来，无法谋生，只得嫁与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男人为妻，过着屈辱的生活。
何芝芳（女），原西路军政治部新剧团舞蹈演员，1932年8岁参加儿童团，次年参加红军。因娇小活泼，被战友们戏称为“疙蚤”，被俘时才13岁。开始被迫给马步青家当使唤丫头，因为顶嘴被痛打，后又被马步青“赏给”一个营长当丫头，15岁时就被迫嫁与营长的马夫为妻。
原红三十军工兵营排长何明坤同志说：“我们西路军同志受的苦太大，我负伤后爬了三个月，拾点死马的骨头和肚肠吃，以后讨了二年饭，又被敌人抓去为他们修路、挖金子，后来因为我病得不能干活了，才被踢出，流落下来。受的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三）解放前后的表现
原西路军通讯学校的任廷栋同志，突围后随左支队到了安西，在白墩子战斗中被俘，被敌人押到张掖，利用黑夜逃出，藏进祁连山中下煤窑，背了整整13年煤，才熬到解放。1949年解放军进军大西北，他发现残杀红军的刽子手敌师长韩起功逃进祁连山，立即赶到张掖城向解放军报告，又带解放军的劝降信回到祁连山，冒险找到韩起功，亲手把信交给他，又当面劝降，使韩起功下山投降，为捕获这一罪行累累的匪首立了一大功。
原西路军总医院卫生队长侯玉珍同志（女），1949年8月听说解放军解放了兰州，便背上干粮，步行三天三夜，赶到兰州，找到解放军第一军军长贺炳炎请求归队。贺军长见她已有家庭，劝她仍回西宁，并写了介绍信，让她从事地方工作。以后她一直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各项工作，解放初期任民兵连长，五十年代入了党，当过拥军模范，多次受奖，她说自己至死也忘不了党，忘不了革命。
原红九军的李桂芝同志（女），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工作都很积极，多次被评为省、地、县的先进模范人物，1983年当选为省妇代会代表。可是现在一说起往事，就难过得哭起来，说：“我离开红军太早了，对党的贡献太少了！”
原西路军总政治部新剧团演员张桂英同志（女），被俘后流落到临夏农村，解放后入了党，历任村农会主席、乡妇联主任、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临夏地区闻名的老先进和模范党员。困难时期不伸手，还动员群众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她说：我是党员、老红军，要为别人做榜样，过去我们连树皮、草根都能吃，现在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给我们25元补助，很好了！
原新剧团团员项秀英同志（女），1937年在张掖被俘，被敌人打得浑身是伤。后被押到青海做劳工，因不甘心受压迫，就逃到兰州，嫁人落户。几十年来积极参加街道工作，很受群众拥护，连年被选为市、区人民代表和人民陪审员。她说自己活着就要坚持革命，努力为人民服务，只是现在老了，做不了什么事，感到对不起党。
这些同志对党和军队始终怀着深厚感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忘为党工作，虽然他（她）们一直生活困难，但却有苦不叫苦，反而为自己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而难过。
（四）面临的问题
政治上抬不起头。人们不了解西路军失败的历史背景，使他们长期受到政治歧视，加之一直在农牧区或在城镇基层从事体力劳动，社会地位很低，“文革”中更普遍受到揪斗迫害，严重地伤害了他们。
1977年以后，曾经对他们的情况作过调查登记，并发给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但是这个“证”并无实际价值，仍然被人们视作“打了败仗的红军”或“逃兵”等等，有的地方干部嘲笑他们说：“你这个证管什么用，还不如个普通老百姓呢！”还有人责问他们说：“谁叫你们不去陕北，却跟着张国焘跑到河西来了？”1983年4月，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看门的侯玉春同志（原红五军战士），在执行门卫制度时，被人无故打死在工作岗位上，法院只给凶手判了10年徒刑。侯玉春同志的亲属不服上告，向有关干部说他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过雪山草地没饿死，在河西苦战没战死，现在不能白白被人打死，接待的干部却说：“他那么早参加红军，怎么没到中央当官，却在这里看大门？有什么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