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红军西路军老战士刘汉润
吴刚
我一直怀念着红军西路军老战士刘汉润同志。这也许是一种缘分，一种心灵的沟通。
解放初期，我到景泰县团委工作，住在老景泰城的一个四合院里。那时县委只有十多人，书记是老红军李林柯，是抢渡大渡河的英雄之一；武装部长也是老红军，叫王景春，是南泥湾大生产的英雄；组织部长也是老红军，名叫沈发奎，是在老解放区合水县当过十年区长、区委书记的人；县委办公室、宣传部、团委、妇联的干部大多是年轻新人，而我则是一个17岁的青年。除李、王二人带家外，其余全是单身，十多个人一块吃大灶，又着一色灰布制服，少有等级观念，大家彼此亲热异常。
当时的妇联主任是景泰当地的文化人叫刘月娜。有一天，我在院子里看到一位未曾见过面的女同志，便问刘月娜主任此是何人？刘说她是“流落红军”，叫刘汉润，1949年景泰解放后重新参加工作，1951年重新入党，在二区（今寺滩区）当妇联主任，是区委书记高仰坤吸收的。刘还说：“一解放她就找到区上，说她是红军，非参加工作不可。高书记是个好心人，正缺妇女干部，就同意了。”当时她30刚出头，此次是来县上办事，不久她也调到县妇联工作。我们同院住，同灶吃饭，工作之余一块儿玩扑克牌。她性格爽朗，爱说爱笑，经常步行下乡做工作，十分泼辣。
一天，她要我给她代写家信。这是她自长征失散后第一次给家里通信。她是四川通江人，操一口四川话；而我才踏上社会，不懂外地方言，很难听清她的话，反复几次才能弄清一句，逗得两人哈哈大笑。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她与县武装部政委、她的四川同乡杨荣结婚，她与前夫生的女儿后来也与杨荣的儿子成亲，母女二人嫁给了父子二人，当时成为景泰县传说的佳话。其后，武装部搬入新地方，他们建立起家庭小灶。再后，她去兰州学文化，我们的接触渐渐少了。
当时有一种误导——“西路军是张国焘右倾逃跑路线的产物”，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红军西路军的老战士当成“张国焘的人”，不予重视。我经常看到县城有一位女红军，在街头一间破房中默默地生活，苦苦度日，当时还不到30岁，也就是说长征时她只有十四五岁，但因为是“张国焘的人”，谁也不去过问，不去关心一下。刘汉润是自己冲出来的，才得以安排工作，她本可负重任，但也因为是“张国焘的人”，忽儿干部，忽儿家属，反反复复，遭受磨难，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红军西路军“正名”，她才得以安度晚年。后来公布的大量史料证明，红军西路军跨越黄河西征是中央军委的决策，目的是为了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受阻后又受命西征，是为了打通去苏联的河西通道，并非受张国焘个人所指使。
几十年的误导终于被历史所澄清。此时此刻，刘汉润和那位解放后继续受苦的女红军不时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是1958年离开景泰县的，几十年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总是记着这些幸存的红军战士，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凡遇到景泰来的人，我都要打问她们的下落和去向，得知刘汉润还健在时，心里颇感欣慰，老想去看望一下她，总是没有机会。
2001年9月6日，我应景泰籍老同事、原甘肃省文史馆副馆长王惠科之约，同时应景泰县人大、政协同事杨生华、谈嘉言之邀，去景泰县参观学习，目的是想看看景泰县自景电引黄灌溉工程通水后的巨变，再就是看望老红军刘汉润同志。所以一到景泰新建的县城，就打听刘的住址。杨生华、谈嘉言说了她住处，还特意打电话通知刘等候。次日参观一天，乘晚上休息时我独自去找她。
天刚下过雨，路很湿，她家的小巷没有路灯，很黑，到处是泥水。我敲第一排第一家人的门问：“刘汉润同志在这住吗？”一位小姑娘说：“你问的是老红军吧？”我说：“是！”她说：“她是第三排第一户。”我顺墙摸黑，小心地往前走，生怕踏入泥水坑。到第三排头房，见一黑影传出话来：“你是吴刚吧！”我说“是”！她说：“我等你多时了，你怎么才来，我儿子还在巷子口等你哩。”原来她让儿子在巷口去等我，她在房头等我，估计我要坐车来，怕我不识路走错门。我则靠人行道北边走，未看清巷口的人，进了她家门一切才明白了。
她住的是三间平房，前边是一个小院，室内有彩电、冰箱、沙发，是个套间，隔壁是她儿子、儿媳的住房。我们坐在两个单人沙发上，她顺手关了电视机，为的是谈话不受干扰。老红军为我准备了香烟、酒、水果，泡了香茶。我说不吸烟、不喝酒、只喝茶。她递过来削好的苹果给我吃。说这房原来是县委的办公房，是档案室，后来县委修了楼搬走了，让她住在这里。几十年未见面，她已85岁，在我想像中，她该是一位弯腰驼背、头发斑白的老人，可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位红军老战士，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风烛残年、老态龙钟的老人，而是一位身体健康，腰板挺直，思维敏捷，声音洪亮的人，看不出已经85岁，不减当年红军长征时的少壮精悍神态。
“你怎么不像了？”这是她见后的第一句话。我说：“那时我还是个娃娃，你是个中年人，现在我也进入老年了，也许不像了。”她仔细地看了看我：“哟，大模样还是像的。”接着怨我：“你怎么不早点来，那时景泰还有13位西路军的老战士，你可以多了解些情况，现在他们大多走了，只剩下几个人了。”我心里一阵难过：是啊，应该早点来看望他们，他们是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又多灾多难，我们岂能忘却？可终究来迟了，原因一言难尽。我歉疚地说：“对不起，来迟了，请你原谅。”
刘汉润的身世我在50年前就有所了解，她向我简述过。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模糊了，这次见面详谈，这位红军女战士的形象又渐渐地在我脑海里浮现。她，1917年生于四川通江县一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16岁参加红四方面军，1936年长征到会宁，会师后又奉命从靖远跨过黄河西征，在景泰县中泉乡火线上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军西路军直属妇女团二连连长、指导员。她的入党介绍人是她的前任指导员吴兰英和另一位战友杨文局。当时的刘汉润只有19岁，英姿勃勃，英勇善战。1937年初春，西路军兵败梨园口，转入祁连山，他们在冰天雪地里藏了两个月，粮尽弹绝。同年四月她在马步芳部队搜山时被俘，同时被俘的有264人，其中女战士占三分之一。
我问她那两个月是怎么度过的？她向我介绍了当时极为悲壮的日日夜夜。“我们失败后被迫钻入祁连山老林中，那里是原始森林，古松十分密集，像伞一样，上边下着雪，密集的枝叶把雪全承接了。我们捡干的地方，把漏下的雪扫开，拾来干柴烤火。白天不敢生火，怕马家军发现，到天黑后才能生火，烧些野蘑菇、野菜吃，还吃一种红土，肚子太空了。开头还有几匹马，都杀了烤熟吃，一人分一点，拌着红土吃。光吃红土不行，肚子受不了。”我问：“红土还能吃吗？”她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这种红土吃了还能顶饿，不坏肚子，只好吃土。”“到了夜深，把火渣拨开扫尽，地下便是一块热土，我们一个挤一个，就睡在热土上，互相取暖。到天亮时地冷了，人快冻硬了，大家翻起身，在野林里跳一跳，活动活动。再找吃的红土和蘑菇之类，等到天黑再放火烤。这样日复一日，等待马家军撤走后，出山再搞革命。可是马家军老不撤，我们身体也都垮了，两个月后马家军搜山时我们被俘。”说到这里，她还为我朗诵了当时她编的一段顺口溜：“进了祁连山，住在老林边，靠的转转火，吃的红土馍，喝的冰雪水，充饥又解渴。”
“后来呢？”我问。她说：“我们被俘后，被敌人押到甘州（今张掖），心里还是想革命，想自由。一天早晨，我们三个女战士借上厕所的机会逃跑了，是从厕所的洞洞里逃出的，还糊了一身的屎。快到城门时，遇到一位老人赶着送粪的大车，我们恳求让我们三人藏在车上，上边盖上草和粪，才混出城门，逃到野外。我们三人中，李开英是排长，路过一个财主家时被狗咬死了，战士熊朝喜也走散了。我一个人走到景泰寺儿滩，无可奈何，最后嫁给了我的前夫，算是保了一条命。”
听到这里，我心里阵阵难过：“你们当年吃尽了苦，是幸存者，能活到今天真不容易啊！”老红军说：“那时把苦不当苦，为了革命取得胜利，为了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的人民国家，吃多大的苦，也心甘情愿。”我问原先在城里受苦的那位红军女战士的情况怎样？汉润说：“她叫陈淑贞，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刚受到政府的关照，拿上了生活费，就过世了。”我的心又是一沉。而她忽然想起长征过雪山草地时编的一段快板，给我背了起来：
叫同志，听我言，
今天我把草地谈一谈。
这草地，真少见，
毒水污泥一大片，
上边草，下边软，
一不小心掉泥潭。
这草地，真少见，
天气一日三大变，
一会晴，一会雨，
一会大风大雪睁不开眼。
大困难，在面前，
阻挡道路如何办？
我们红军是英雄汉，
千般苦，万般难，
红军一定能过草地这一关。
叫同志，加把劲，
快马加鞭过草地；
过了草地去打蒋该死！
猛猛地打，狠狠地打，
把反动军队都打垮！
打倒日本侵略者，赶它回老家！
中国人民坐天下！
你看这红军伟大不伟大！
汉润同志一口气背完了她编的这段快板。作为85岁高龄的老人，她非凡的毅力和记忆力令我十分惊讶，此事非亲身经历想编也是难以编出的。
我们的谈话回到解放以后。老红军说，解放后她重见天日，但后来的“阶级斗争”岁月，又使她蒙受了不白之冤，心里不服也无可奈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红军西征才露出真相，有了正确结论，她们才从思想上政治上生活上彻底解放。她的生活费开始是40元，后来逐步增加，1988年增至138元。1989年她找时任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后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卢克俭同志，写了申请书，省上正式批准她的党龄从1936年入党时起计算。现在她是副县级待遇，月工资1200多元。她说：“好得很！没想到晚年还有这个福气！”“解放前开水煮野菜也吃不饱，长征到祁连山吃红土，现在顿顿白米细面，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我是知足的。我的病也好了，没想到老了反而健康了。我只有一个愿望：带头执行党的路线，宣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建设我们伟大祖国。”
她又从柜子里取出省上、县上发给她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等奖状让我看。我拿出拙作《心声集》送给她，打开书给她念歌颂红军西路军的诗《河西走廊不朽之魂》，她笑着说：“你别念了，我自己看，我能认识，你当我是文盲嘛！”说着，接过书去看。我一看表已是晚上11点多了，提议拍照留念，先是我为他们一家人照了个全家福，后由她的儿子为我和她照了个纪念照，尔后告辞。老红军拿着手电筒一直把我送到了巷口，我走远了，她还在夜色之中从远处望着我。回望夜色中的老红军，惜别之情油然而生。回到兰州后我特意为她写了一块书法条幅，连同照片一同寄去，条幅上的字是我写的一首诗：
半个世纪争人权，
祁连血战志更坚；
西征功过终有评，
耄耋犹见大梦圆。
作者吴刚，曾任《甘肃日报》记者，甘肃省广播电视局办公室住任，现任甘肃省杂文学会会长，南京中山文学院客座教授。著有杂文《向阳集》、《鼎新集》、散文《陇上集》、诗歌《心声集》、评论《探索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