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县委接到党员报告，发现马匪军的散兵由此经过。吴建初领人去追赶，原来是青海民团开小差的逃兵，于是，缴了他们的枪后就释放了。又一次，有党员报告，山下有支三四十人的红军队伍，沿着山往东面去了。吴建初很纳闷：这支队伍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要干什么去呢？难道有什么特殊使命？为了谨慎起见，他决定只身前往了解。那确实是一队红军，吴建初向领队人询问情况，可对方始终不回答，只管往前走。中心县委的情况只有总部掌握，没有向任何人泄露，吴建初苦于无法说明自己的身份，只好随着队伍走了一大段路，想进一步取得对他的信任。但不料那位领队人反而拔出手枪来，严厉地说：“你什么也不要打听，再跟着我们走，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吴建初无奈，只好目送这支队伍走了。
时间过得很快，三月间，战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柳沟、梨园口等战斗，西路军撤入祁连山，在康隆寺一带遭受了最后的失败。不久，在山中被打散的红军同志，三五成群地流散出来，有的途经石灰窑。中心县委通过他们，才知道战斗失利后部队已全部退入祁连山。县委最为关心的是总部的下落，但没有确切的消息。当时各种说法都有，甚至误传说：“总部的首长都牺牲了。”战友们相逢，一起抱头痛哭。从此，刚刚站稳了脚跟的甘州中心县委，就和自己的上级失去了一切联系。
从山中逃出来的同志，不断带来令人痛心的消息，惨无人道的马匪军，肆意虐杀红军伤病员，大批干部和战士被俘，幸免于难的都是九死一生。途经石灰窑的同志，一个个破衣烂衫，面黄肌瘦，看样子不知有多少日子没睡过一个好觉，没吃过一口热饭了。不少人还带着枪伤和冻伤，挣扎在难以想象的困境中。中心县委的同志们看到这一切，心急如焚，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大力进行救助。县委将仅有的经费全部买成粮食和衣物，把战友们分别掩护到党员和可靠人的煤窑中，待体力稍事恢复后，再一一将他们送走，指明东去的道路，使他们设法过黄河到陕北去。在此危难中，县委的同志们发扬了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冒着风险救助了大批战友。
一天，王有福急匆匆地寻找吴建初，见面后赶忙说：“周哥，快！来了两个人，指名要见你，等了半天了。”吴建初心头一怔：知道我在这里的只有总部，肯定是总部来人了。他急忙赶去，等在王有福窑洞里的那两个人，果然是总部的，一位是总部参谋陈明义（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一位是总部警卫排长肖永银（后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二人都是老百姓打扮。见面后，吴建初把他们领到自己的住处。原来，西路军失败后，在最后的“石窝会议”上决定，陈昌浩、徐向前两位主要负责同志离开部队回陕北，指派陈明义和肖永银护送。在山中，他们与敌人遭遇，发生了战斗。事后，陈、徐首长认为，人多行动不安全，不如化装成老百姓，分散行动，不管谁先回到陕北，都向党中央汇报这里的情况。陈明义和肖永银结伴而行，首长交给他们一封给党中央的信，并告诉他们：“如果路上有困难，就到一个叫石灰窑的地方，通过当地窑工王有福找周哥，他是我们派出的中心县委书记，让他设法掩护你们东返陕北。”
陈、肖二人与首长洒泪而别。山里四处都是敌人，几经危险，干粮早已吃光。今天，他们好不容易走到石灰窑，就来找中心县委。吴建初见到总部来人，十分激动，他多么想知道首长们的情况和总部对中心县委的指示。但是，陈、徐首长的情况是绝对不能泄露的，对于中心县委也没有什么指示要转达。所以，陈、肖二人闭口不谈总部的情况，只说：“首长要你帮助我们回东边去。”吴建初懂得秘密工作的纪律，也就不再询问了。当时石灰窑一带风声也紧了，为了安全起见，吴建初将陈、肖二人安排在新党员小张的煤窑里，想办法让他们吃好、休息好。半个多月后，他们离开石灰窑，踏上了东返的路途。
艰难的时日
西路军失败了，又没有得到总部新的指示，中心县委今后怎么办呢？何去何从？吴建初和同志们几经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是党派出来开辟地方工作的，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县委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没有接到新的指示前，县委要坚持在这里战斗。吴建初和同志们仍继续进行着接济失散红军过境的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祁连山里的零星战斗停息下来，途经石灰窑一带的红军同志也日渐稀少。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从山中撤出的马匪军，纠集当地的反动民团，在沿山村镇、交通路口，大肆搜捕隐蔽在群众里面和流散在外的红军同志，并疯狂报复救助过红军的人民群众。在张掖城里，马匪军成批屠杀被俘红军和伤病员，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到处可见。整个河西地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心县委的同志们，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以往曾是相对安全的小煤窑，如今成了敌人重点搜查的地方。开始时是小股的马匪军和民团来搜捕，县委的同志们靠着前一段工作的基础，在新党员和窑工们的掩护下，一次次避开了敌人的搜捕。但县委救助失散红军的活动，终于露出了风声，加上坏人告密，大批敌人开来，迫使县委不得不转移到后山的原始森林里去。这时虽已到三四月，但祁连山里仍是一片冰雪，道路崎岖，一步三滑，稍有不慎，即会掉进万丈深渊。一次，他们正在险道上攀登，山上一块浮石掉落下来，正砸在吴建初的前额上，顿时鲜血糊住了双眼。幸好被他身后的同志拽住，才未掉进深谷。在这天寒地冻、渺无人烟的荒山野林里，县委的同志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在一次转移中他们与敌人遭遇，民运部长张××当场牺牲，紧接着组织部长岳太华、宣传部长阮志祥相继被俘（后来二人均脱险），六名甘肃籍战士，有的牺牲，有的被打散。最后，县委只剩下吴建初和李天义二人。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他们仍十分沉着坚定：“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中心县委也要坚持下去。”
王有福的家，在大满堡附近的乡下，那里的反动民团头子曹明和张成仁，是两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搜捕红军残害群众最为卖力。当时有一句民谣，表露了群众的愤恨心情：“要使甘州人心平，先杀曹明张成仁。”每当失散的红军同志在这一带问路时，好心的老乡都让他们绕开大满堡走，以免惨遭毒手。吴建初分析了这些情况以后，大胆地判定，若这时县委转移到大满堡附近，栖身在反动民团的鼻子底下，倒可能相对安全些，因为敌人不会想到在这种时刻，竟会有共产党主动到他们身边来落脚。经过仔细研究，中心县委毅然转移到大满堡乡下。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县委在大满堡乡下，一直未受到大的惊扰。
王有福的家及其亲朋，都是些淳朴、善良的穷苦农民，在这些可靠的乡亲中，县委安下好几处隐蔽点，根据情况的变化，吴建初和李天义来回变换住所。这些住处差不多都有夹墙、阁楼、暗室，很利于隐蔽。可敬的乡亲们，尤其是一些老妈妈，把吴、李二人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照看，料理他们的衣食起居，精心保护他们的安全，使县委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日。50年后，吴建初忆起这一切，总是感慨万分，老泪纵横。
共产党人无论在何种艰难困苦的场合，都要坚持斗争。中心县委在大满堡农村刚站住脚，秘密工作就展开起来。与县委接近的群众中，有一批青年农民，其中有的还具有一定的文化。吴建初和他们朝夕相处，给他们讲解共产党的宗旨、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针政策，灌输革命的理论。这些有朝气有反抗精神的青年农民，如饥似渴地吸收革命的思想，纷纷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王泽喜、潘发生、阮文章、阮文云、王克勤等，都先后被吸收到党内来。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辗转到了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成长为党和军队的干部。他们是这个地区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先驱。
县委安全撤离
1937年六七月间，由于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开始出现，张掖一带的紧张形势逐渐缓和下来。马匪军撤回原驻地，民团也不那么逞凶了。隐蔽得好，幸免于难的一些红军伤病员，可以大白天公开外出谋生了。吴建初深感半年多来不了解外面情况的苦楚，特别是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他更是盼望得知党的消息。中心县委今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现在，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他决定到外面去活动活动，调查了解些新的情况。
吴建初装成一个瘸腿的伤员，以打短工为掩护，在大满堡一带乡下流动。为了接近群众，便于工作，他努力学习当地的方言和农活。那时这里遍种鸦片，割烟的技术要求较高。穷乡僻壤里纸张奇缺，老乡们就用野草沤制麻纸。这都是很热手的活计。吴建初很快成了这方面的能手，为公开活动创造了十分方便的条件。乡亲们夸他心灵手巧，争先雇用他。他走村串户，广为活动，有时还和乡亲们一道，进到敌人驻有重兵的张掖城里探听消息。他急切地盼望着和党取得联系，可张掖城里哪会有党的组织？
八月间，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委派爱国宗教人士高金城来到张掖。高先生很快和被俘红军中的地下党支部取得了联系，共同开展起营救被俘红军和失散同志的工作。在高先生开办的福音堂医院里，以护士身份作掩护的地下党支部成员王定国，常和医生们一道，以行医为名到各处秘密寻访和营救红军同志。他们还秘密散发写有兰州办事处地址的纸条。这些活动在乡亲们中悄悄传开了：张掖城里来了共产党的人，兰州有共产党的办事处，正在找红军的人回去……这些口头传闻，经过传说者的加工，更带有神秘的色彩。正在四处活动的吴建初，很快风闻了这一重要消息，感到十分振奋。因为他在西路军时主要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当他听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这些情况后，经分析认为这和党的主张相一致，很可能都是真实的情况。他赶紧回到隐蔽地点，就决定派新党员王泽喜进城到姐姐家去打探消息。
地下党支部和高金城在开展营救工作中，得到了当地一些同情红军的群众的帮助。说来也巧，王泽喜的一位亲戚也参与了此事。几经联络，在一处饭馆里，地下党支部的邱均品、蔡文良同志和王泽喜同志见了面，从而接上了头。吴建初听了王泽喜的汇报，欣喜万分，决心亲自进城和他们接头。他和王泽喜赶着一辆拉运货物的马车进了城。真叫人喜出望外，吴建初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见到了王定国同志，他俩是同在总政治部所属单位工作多年的老战友。
“定国同志，你怎么也在这里？”吴建初惊奇地问道。王定国高兴地说：“吴科长，一言难尽，以后慢慢再说吧。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吴建初叹了口气：“说来话长，半年多了，我一直在寻找党组织，可没有一点消息，前不久听老乡传说，张掖城里来了我们党的人，还说有一个会骑马打仗的女红军，在四乡八野里寻找红军的人，说她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这个能干的女同志是谁呀？”王定国扑哧一笑：“看说得神的，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哦，才是你呀！多亏你把消息传到乡下，不然我还不知道要等到那一天哩！”
王定国把吴建初引见给地下党支部书记刘德胜。从此，失去上级领导的中心县委，在意想不到的环境里，终于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吴建初急切地向地下党支部提出他最为关切的问题：“中心县委是当时总部派出开辟地方工作的，根据目前的情况，中心县委是继续坚持在这里工作呢还是撤离？”这里的地下党支部是在特殊情况下同志们自发组建的，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们提出让吴建初去兰州，向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请示。吴建初和地下党支部同志约定，他先返回大满堡安排好县委的工作，再赴兰州。
吴建初回到大满堡乡下，要李天义同志照管县委和新党员的工作，听候兰州办事处的决定。过了两天，王定国同志来到大满堡，把吴建初接到城里的福音堂医院，经过高金城先生的周密安排，让吴建初和红军干部丁世方（后任海军总医院院长）打扮成商人模样，乘汽车去了兰州。吴建初顺利地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听了他的汇报后决定：中心县委结束工作，吴建初直接回延安；在张掖大满堡的同志，由高金城先生安排送回兰州。
县委在大满堡发展的一批新党员，在吴建初离开后不久，由于反动民团头子曹明的迫害，发生了不幸的变故。曹明把这些青年农民早视为眼中钉，虽然不知道他们已加入共产党，但也处心积虑地要整治他们。这次，他借自己家里马车翻车的事故，节外生枝地诬陷是他们所为，以“窝藏共匪”的罪名，将王泽喜、潘发生、阮文章、阮文云等抓起来，私设公堂，严刑逼供。但这些新党员均不承认所加的罪名。曹明借机敲诈勒索，王泽喜、潘发生由家里变卖田产赎出，阮文章、阮文云兄弟二人，被抓到马家军中当兵，后阮文章在逃跑中被枪杀，阮文云被严刑拷打，致残后悲惨地死去。八月间，中心县委留在大满堡的同志，在高金城先生的安排下，由李天义领着王泽喜、潘发生、王克勤、金志荣等人，顺利地回到了兰州办事处，随即转送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至此，存在了九个月的甘州中心县委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延安，吴建初见到了在抗大学习的这些同志，见到了脱险归来的岳太华、阮志祥。战友们一起回顾了甘州中心县委的这段斗争历史。虽然由于西路军的失败，县委的工作没能充分开展起来，但大家认为，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县委的同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好几位同志牺牲了。他们在河西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西路军的战史上，留下了值得记载的一笔；在河西地区的党史上，作为第一个县委，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回到党的怀抱后，战友们相约，要在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发扬中心县委时期的艰苦奋斗精神，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人间沧桑，岁月流逝。半个世纪过去了，甘州的第一位县委书记又回到甘州。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但都倍感亲切。解放几十年来，张掖以自己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中那些已废弃的煤窑，仍在向人们叙说着过去那段难忘的历史。千里来寻故地的吴建初同志，站在这些煤窑前，流连忘返，依依不舍，他把一个红军老战士几十年来积聚在内心的一片深情，留在了这里……
录自《祁连雪》。该书由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作者黄景渊，系甘肃省话剧团剧作家；史溶名程士荣，曾任甘肃省话剧团团长，甘肃省文化厅副厅长、厅长，甘肃省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