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过话昌浩
——李培基将军访谈记
魏亚平为了撰写以红军第四方面军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为题材的长篇系列小说《死亡三部曲》，笔者曾沿着红四方面军出川陕根据地后的长征路线走了一趟，行程逾万公里。沿途采访了近百位当年流落于长征途中的红军战士，采访了数十位党史工作者，并且还远行于兰州、成都、武汉、南京、北京、上海、沈阳等地，走访了几十位仍然健在的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收集了大量有关红四方面军辗转鏖战的史料。
由于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中是一位举足轻重的领导人，在我的长篇小说里是一位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因此经多方查询，终于探得陈昌浩当年的勤务兵仍然健在的可靠消息。于是，我循着人们提供的线索，在一座大城市的军队老干部修养所里，找到了已经离休多年的李培基将军。
面对老人，我一时不知该从哪里说起，我非常清楚这会让老人重新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不过，我还是开始说话了。我说我已经没有勇气再听那些前辈们在河西战场悲壮厮杀的故事了，我这次只想多听一些有关陈昌浩的事情，这个人太重要了，他率领着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打到川陕，又从川陕打进甘肃，虽然最后兵败于河西走廊，但其功过是非都是非写不可的。李培基将军点头赞同。
红四方面军里没有人不佩服陈总政委的
正式开始采访之前，老人先进书房，片刻之后回到客厅，递给我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年代很久的照片，片基已经发黄。我不认识照片上的人，可我已经猜出是谁了：“这一定就是陈昌浩了！”老人点点头。“是哪一年照的？”我又问。老人想了想：“20世纪50年代初吧，大概是陈总政委从苏联回国后照的。”我注意到老人对陈昌浩的称呼仍然是当年的叫法。“记得那是1956年吧，我和几位当年在陈总政委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一道去看望他。当时我们刚授了军衔，几个人都是上校。见到陈总政委时我们非常激动，因为已经有十几年没见过首长了，这中间还隔着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和三年抗美援朝战争，能活着见到首长当然是喜出望外了。一来到首长身边，我们好像又变成一群红小鬼了。当时，我们几个就知道傻笑。”
少顷，老人接着说：“首长见到我们也很高兴，他详细询问了我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经历，问我们现在在哪支部队工作，还问我们解放后回过家乡吗，问我们是否娶了妻生了子。我们都一一向总政委做了汇报。最后，首长把我们拢到他身旁，仔细看过我们军装上佩带的肩章和胸前的战功勋章，一边还用手摸着。他当时很动感情，叮嘱我们要永远听党的话，要好好工作，不能辜负党对我们的培养，不能辜负先烈们的期望。他还说，我们死了那么多人，才有了今天呀！我记得非常清楚，首长说这些话时流泪了，我们也都流泪了。”
“那么，当时他在哪个部门工作呢？”我问。“在中央编译局工作。”看我有些疑惑的样子，老人解释说：“现在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部门，即使在那时，知道这个部门的人也不多。首长告诉我们，他在1939年去苏联养病期间，编过一部《俄汉词典》。全国解放之后，他向中央请求回国为党工作。回国后先后去了中央马列学院任副教务长，后来调到中央编译局任副局长，主持编译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解放后你们见过几次面？”我又问。老人摇摇头：“只有那一次，后来我随部队调动，再就没见过首长。这张照片就是那次接见临分手时，首长送给我的，我一直珍藏到今天。”
看着这张照片，我想起了一些介绍陈昌浩的文字：
陈昌浩，湖北汉阳人。生于1906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陈昌浩在武汉坚持地下工作。同年12月去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与张闻天、秦邦宪等人同为史称的中共在苏联的“二十八宿”之一。1930年回国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由周恩来委托顾顺章安排，跟随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于4月1日凌晨3时扮成商人，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一只货船，奔赴鄂豫皖根据地，并被委任为中共鄂豫皖分局委员兼该区少共特委书记。陈昌浩在鄂豫皖苏区工作期间，深入群众，工作扎实认真，积极努力。当年6月下旬，在河南新集召开的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期间，陈昌浩当选为中央军委鄂豫皖区军委会委员、军委会政治部主任。在嗣后的历次作战中，陈昌浩勇猛果敢，身先士卒，指挥得当，又于当年9月中旬被任命为红四军政治委员，时年25岁。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又被任命为方面军政治委员。1932年冬季，陈昌浩和红四方面军的其他高级将领率部翻越秦巴山脉，连克川东北数座重镇，创建了川陕根据地。在成功地粉碎了四川军阀的“三路围攻”之后，在川陕苏区著名的旺苍木门会议上，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此时的红四方面军已经大大地不同于1931年11月改编时的情景，它辖五个军，约五万人。
老人这时翻过一本白色封皮的油印资料，他的情绪平缓下来。我又开始发问了：“听说陈昌浩在鄂豫皖苏区时曾经亲自坐飞机往敌营里扔炸弹，那个时候鄂豫皖苏区怎么会有飞机呢？”“有，有呀。”老人合上手里的资料，连声说，“那可是我们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这是一架德国制造的教练机。飞机原是四川军阀刘湘的，从南京返航时油料烧光了，驾驶员只得紧急迫降，没想到竟然落在我们根据地的地面上。”
“那是1931年12月，我们正在攻打黄安县城，把黄安城已经围了好几天。总攻开始之前，陈总政委坐上飞机，用手枪和手榴弹逼着那名川军驾驶员飞到黄安城的上空。那时，整个鄂豫皖苏区坐过飞机的恐怕只有三五个人。人们对飞机的印象，认为它是个铁怪物，而且都很怕它。因为白军每次大规模进犯苏区，都有飞机在空中配合，那玩意儿飞得快，还会扔炸弹，我们的枪炮根本伤不着它。陈总政委坐上飞机上了天，我们的心也都提到了嗓子眼。不过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飞机还会坠毁，只是怕那家伙没油了落在敌占区里，那可就坏了大事。飞机在黄安城上空盘旋了好一阵子，扔了不少传单，返航时还扔了两颗炸弹。那可都是陈总政委一个人干的呀。”
老人笑起来，笑得蛮开心。我在心里估算了一下，老人那个时候大概只有十三四岁。“我们红四方面军里没有人不佩服陈总政委的，徐帅就很钦佩他，张国焘有时也怕他呢。他和徐帅在作战指挥上的风格大不一样，但在战略策划和战术行动上，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还常常一起反对张国焘的意见。”
关于陈昌浩在战场上横刀跃马冲锋陷阵的描述，即使在留下来的那些少得可怜的文字中，字里行间无不对他的骁勇表示心悦诚服的肯定，这点毋庸置疑。
在鄂豫皖苏区推行“王明路线”，
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在后来人的心目中，苏区在执行“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中搞的那个“肃反”，完全是苏区中的白色恐怖。过去我对当年苏区的“肃反”始终有不少的困惑，也许是我和那个时期之间隔着近60年甚至更长的时空，这使我在审视那段历史时产生了盲点。我问老人：“陈昌浩在‘肃反’中的表现如何呢？”老人嗫嚅着说道：“他是随张国焘从上海来的，是党中央派来的，又是苏区的高级领导人，在鄂豫皖苏区推行王明路线，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许继慎、周维炯等领导人就是他批准逮捕的。”“据我所知，陈昌浩爱兵如子，难道他不爱惜自己的将领吗？”我又问道。老人急忙摇头说：“不能这么说，陈总政委对手下的将领是爱惜的，比如他就很赏识李先念和程世才等人。我经常听到他在徐帅面前夸奖他们，夸奖三十军，即使是张国焘也别想动他们一根指头。”
对于陈昌浩的“肃反”，徐向前曾有以下的回忆：
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后，即开始在部队中“肃反”……红四军南下作战时，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AB团”AB团：即反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组织，成员多是岳维峻岳维峻：曾任冯玉祥部河南省军务督办，1925年任冯部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后任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第三十四师师长。1931年初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中被红军俘虏。旧部，准备在9月15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一些县委、区委也发现有改组派，并牵扯到了部队，军委在新集就逮捕了原一师政委李荣贵。所以陈昌浩到麻埠后，就立即逮捕了红十师参谋长柯相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范沱等20多人……陈昌浩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他一边抓人，越抓越多，给了我很大的震动。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18～119页。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成功地粉碎了四川军阀的“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在3个月就顺利完成了扩编五个军的工作，苏区一派建设高潮。徐向前回忆说：
7月底，张国焘即以西北军委会主席的名义，免去西北军委会参谋长曾中生的职务。没过几天，曾中生又被保卫局关起来了。我异常吃惊，赶过去问陈昌浩：“这是怎么回事，中生同志也成反革命了？”陈昌浩很激动，说从苏联回来的余笃三、王振华、朱光、杨白等人，过去就和托派有联系，被共产国际开除或处分过，现在查清，他们都是混进党内的“托陈取消派”。曾中生和他们在一起，搞非组织活动，他的问题严重，所以中央同意免他的职，进行审查。陈昌浩向我打招呼：“向前同志，你不了解情况，不要过问这些事。”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45～246页。
1933年9月至10月的营渠战役结束后，陈昌浩与总部的参谋主任舒玉章为是否该打军阀杨森发生了争执。据徐向前回忆：
争来争去，陈昌浩的意见无非是说，我们消灭了杨森那么多部队，难道不对吗？舒玉章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们和人家的代表说的是互不侵犯，你们打杨森，犯了错误，是“立三路线”，官司打到中央去，我也保留意见。这下陈昌浩可炸了，拍着桌子说，你是个“日本特务”，在这里搞煽动，反政治委员。下令：“马上给我把他捆起来。”按说，舒玉章扣帽子不对，但保留意见有什么错？陈昌浩在火头上，我怎么劝他都不听，结果硬是把舒玉章关进了班房……后来，听说是以“反革命”的罪行，把舒玉章杀掉了。同上书第259～260页。
反“三路围攻”开始不久，张国焘即借口部队“不纯”，令陈昌浩和保卫局进行“肃反”……九军七十三团政委陈海松，年仅20岁，很会打仗，被列为审查对象，要抓起来。军长何畏跑来找我，我说：“他是个孩子，有什么问题呀，不能抓！”我打电话问陈昌浩：“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川陕，是拼命拼过来的，哪里有那么多反革命嘛？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陈昌浩有张国焘撑腰，奉命行事，我的话他当然听不进去，电话里应付了我几句，实际上仍然坚持“肃反”。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33页。
老人对陈昌浩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战斗生活娓娓道来，像是在讲述一个漫长的故事。随着这些真实故事的发展，一位极有个性，既犯有严重错误又功不可没、英勇果敢的红军高级将领的形象，逐步在我脑海中形成，渐渐地丰满起来。
长征路上的是是非非
在为几代人所瞩目的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草地分手，卓木碉另立中央等这些被后世史学家称为亡党和兴党这个重大的党史事件中，陈昌浩究竟站在什么立场？究竟有何种表现？这些从未在后世公开发表的史料里披露过。我认为陈昌浩的态度和立场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比之中央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陈昌浩的资历稍显浅薄了些。我因此还有许多问题要问。
“从公开发表的资料上看，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北上，在草地发生争执，当时毛泽东等人坚持继续北上，而张国焘等人则坚持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甚至建议西入川康藏。结果，毛泽东率队继续北上，张国焘则命令陈昌浩去追杀毛泽东等人。据我所知，凭当时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和四军的实力，即使有两支中央红军也会被消灭的，可是，为什么却毫发未损呢？谁都知道陈昌浩当时就在亲自指挥着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
老人抓起身边的水杯喝了一大口水，他把茶杯捧在手里没有放下，接着说道：“那个时候我只是个勤务兵，没有文化，很多事情发生在眼前，却不晓得是什么重大事件。只要首长安全，这些事件对我们这些小兵并不重要。好吧，就说说陈总政委，其他人是什么样子的，我也不晓得。”老人仰起脸来，一副极力回忆的样子。少顷，他说道：“我先说一下两个方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的情况。那时，总部命令红三十军出川北直向中央红军来的方向冲杀过去。对，是当了清道夫，解放了沿途的县镇，为日后的北上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陈总政委和徐帅这个时候还在茂汶县率部阻挡企图破坏我军会师的川军主力，而四军也奉命开往更北面的松潘县，以阻击甘南的国民党毛炳文部南下入川。”老人用力比画着。我明白老人的意思，当两个方面军在夹金山下的懋功县境内会师时，其右侧成都平原方向完全被红四方面军屏护着，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而正是这个史实，却从来没有被后世的人们说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