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特被杀
1937年5月7日，李先念、李特等率400余名西路军将士到达新疆迪化，随即整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总支队长为杨秀昆，政治委员为刘庆南，下辖干部大队和一、二、三、四大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党代表组织领导下，从1937年秋季开始，利用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技术装备，以苏联和盛世才的军事教官为教员，开展了军事技术的学习和训练。西路军总部及左支队军师级干部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特、黄超、曾传六、宋侃夫、郭天民、李天焕、黄火青、苏井观等没有在总支队安排职务。
1938年1月，李先念等奉命调回延安，李特、黄超留在迪化继续学习。当年春，李特、黄超被诬陷为托派被处决。关于李特之死，我所接触到的史料有三：
其一，据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委员会办公室成员赴新疆调查资料证实：1938年初春的一天，“新兵营”正在学习，忽然外面有人来喊李特和黄超到总支队去。此后，李特、黄超再也没有回来。调查人员还查阅西路军余部人员去苏联学习的名单以及回延安的名单、被盛世才分配到新疆各地任职的名单，都没有李特和黄超的名字。
其二，《西路军往事漫记》中说：西路军惨败之后，有人问李先念：“你打算去苏联还是回延安？”李先念不假思索地回答：“回延安。”后来的事实告诉李先念，那次回话是一次生与死的选择。如果他要去苏联，那将是另一番情景，因为有几个想去苏联的西路军将领，都被暗暗处决了。
其三，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中写道：在延安时，王明告诉我，“李特、黄超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张还回忆说：“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到极大的刺激。李特、黄超是从1931年和我一道工作的……他们到鄂豫皖之前，我们并不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为四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百人逃亡新疆。”张国焘甚至说，李特之死对他是一种“极大的刺激”，成为他“最后决定脱离中共”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特到底为何被置于死地
李特被处决的原因何在？他是托派吗？不是。笔者通过查阅全国的托派名单，根本没有李特的名字。何况，即是在“名单”之内，也并非个个都是托派，例如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
李特是张国焘的死党吗？也不是。张国焘的问题由他个人负责。李特的确与张国焘曾在鄂豫皖、川陕苏区一起工作过。但组成西路军后，李特是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的。
李特在长征途中最大的过失，是1935年9月11日奉命去追赶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毛泽东，以致和彭德怀吵了架。关于这一事件，宋任穷在《中共党史资料》第20辑中撰文回顾说：“（1935年9月10日）凌晨3时左右，接到北上的命令……我们摸黑走了大约20多里路。天快亮了，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这时持枪带着几个人从后面追到这里。李特问毛泽东同志：‘现在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毛泽东同志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地同往常一样，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出发，对李特晓以大义，语气平稳、庄重，耐心地说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能南下。”
于吉楠编著的《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中关于这段历史是这样记载的：“李特把陈昌浩的一封信给彭德怀，要他停止北进，回头南下，遭到彭德怀严词拒绝。毛泽东同李特说了一些很感动人的话……李特回去向陈昌浩做了报告。”
李特去追赶毛泽东等，是奉命行事，追上彭德怀、毛泽东以后，李特的言行过火、过激，但当毛泽东等人晓以大义之后，李特还是听了毛泽东的话。
千秋功罪终有定论
李特离开人世已半个多世纪。60年来，与他一起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战友，对李特怀着发自内心的呼唤和深深的怀念。
李先念说：“李特、黄超是反革命吗？不是！当时和彭老总吵架只是在气头上。”
徐向前说：“李特资格很老，在苏联留学，据说李特是师哲的教师。李特人很好，和人相处不错。他心很细，考虑问题比较周到，（红四方面军的）作战命令、训练指示，大都由他起草。这个人很能吃苦耐劳。”
师哲说：“根据我过去对李特的了解，他在政治上有一定修养，遵守党的组织原则。据说把他处死了。一些人说了李特许多坏话，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说李特不好。”
程世才说：“李特政治上没有问题，人很好，理论水平很高，革命很坚决，能吃苦耐劳。至于1935年9月他奉命去追赶党中央，带领一部分四方面军回头南下，说中央北上是机会主义。一些人说李特是反中央的。这不能和张国焘一概而论。所以，徐帅、先念主席对李特的问题很关心，指示要把李特的情况查清楚。”
杜义德说：“李特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拥护的，是非常忠诚于党的人。在西路军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他能够带领几百人到新疆，就说明了这一点。李特早就应该平反了。”
徐深吉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我离开新疆的时候，李特和黄超还到机场送行呐，以后就不见了，一打听，听说被杀害了。’把他们说成是托派，那只是借口。不管怎么说，李特和黄超不是托派，不是反革命。李特这个同志品质很好，理论水平比较高，平易近人，有学问。”
原中顾委委员宋侃夫说：“在西路军，李特在总部主管军事方面的工作，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工作是很努力的，也是有贡献的。西路军打了败仗，同李特没有关系。我们离开新疆时，把李特、黄超留下，后来听说把他们当作反革命处理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谈过，当时把李特当成反革命是冤枉的，应该平反，因为他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
1994年10月，86岁高龄的魏传统挥毫题写怀念李特同志的诗句：
西征费苦研，转战甘北间，
石窝一分手，长忆祁连山。
最令人欣慰的是在1996年12月出版的颇具权威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人物》分册和1997年7月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刊登的李特词条中，客观简要地介绍了李特的一生，最后一段文字是：“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参与指挥部队转战河西走廊。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到新疆。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被错杀。”
李先念、徐向前、师哲、程世才、杜义德、徐深吉、宋侃夫、魏传统等人对李特的评价，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因为他们是李特的战友，是历史的见证人，他们的意见也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此十分重视，中央军委于1996年下半年批准李特为革命烈士，推翻了错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60年的沉冤，终于得到了昭雪。
笔者从1988年4月12日起，就受命调查李特的冤案，李特平反了，我甚为高兴。然而，我又不禁感慨万千：李特为革命赴汤蹈火，横遭错杀，死后长期遭到非议，他太受委屈了。他无儿无女，连接受烈士证书的亲人也没有；他的老母在1949年解放大军路过霍邱准备渡江时，端条板凳，步行4公里，在白庙集上双手捧着“寻李特儿”的红布条，坐等三天三夜，直到大军过完才失望地返回家中，她没有想到，早在11年前，她的儿子李特就魂断天山了，他们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
李特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优秀领导干部，他被错杀，是党、人民军队、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李特同志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原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作者刘士洪，先后供职于霍邱县民政局和广播电视局，现为该县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