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子思继承孔子的思想传统，认为人的生活应该维持在中等的需要和需求的生活方式上，故写下了《中庸》。按字面的意思，中，即是不偏不倚，不上不下；庸，按照《诗·王风·兔爰》“我生之初，尚无庸”，《诗·齐风·南山》“齐子庸止”，《书·尧典》“畴咨，若时登庸”，《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说文》“庸，用也”等说法，有“用、需要”之意。
《中庸》是《礼记》里的另一篇文章，讲的是儒家的处世哲学。它是汉初人所作，但旧说是子思所作，后来传给孟子。朱熹则进一步发挥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心法”本来是佛教用语，指不立文字而用心领神会的方法传授的秘诀。儒家本没有这种东西，这是朱熹的理解。因为“中庸之道”在过去讲得确实让人不易领悟，不易掌握，所以不免带有几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色彩。因此他借用了佛教中“心法”这个词。并且说：“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一）儒家最高道德“中庸之道”
《中庸》是儒家特有的概念，是儒家的最高道德。《论语·雍也》篇：“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这里的“中”就是没有过失也不欠缺。“庸”就是不突出、不失常。儒家认为，对人对事应该本着这样的原则去做，掌握最佳状态，恰到好处，也就是俗话说的“不瘟不火”“火候正好”，这就叫“中庸”。译成现代汉语，大体相当“适度而得体”的意思。办事讲究“适度”而且“得体”，就叫“中庸之道”。这个要求，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所以它是儒家待人处世的最高原则。
如果把《中庸》的理论作为方法论来看，“中庸之道”要求人们对事物准确地把握质的规定性，既不过分也不欠缺，有一定的辩证色彩。其目的在于：“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总之，《中庸》要求人们不超越自己的地位、名分行事，要安分守己，一切听从天命（即封建秩序）的摆布而不能反抗，只有这样才算合乎“中庸之道”。所以《中庸》又引孔子的话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时而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其实质就是叫人不得“越轨”，不得“犯上”，于是，封建社会便可长治久安、万古长存了。
朱熹把《中庸》分成三十三章，第一章是总论，其余各章都是从各个角度阐明总论的。第一章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是“中庸之道”的基本原理，有三层意思：一是忠、孝、仁、爱等伦理原则是与生俱来的本性，人只要自然而然地按照本性去做就行了；二是事实上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还要接受教育，严格要求自己；三是一旦人人都能修炼到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一表露出来就能准确地合乎礼法要求（致中和），君臣父子等人伦关系都摆正了，社会就可以正常运转。可见，所谓“中庸之道”就是让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能准确地合乎礼法要求，不打折扣也不加砝码。所谓“孔门心法”就是如此，但这确实很难做到，所以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二）《中庸》中“诚”的概念
为此，《中庸》又提出了“诚”的概念。《中庸》认为“诚”也是人的天赋之一。如果生而能保持“诚”的品格，就什么都能做得到，那就是圣人了。对一般人来说则要“诚之”，即让他修炼得“诚”起来，才能实行“中庸之道”。“诚之”的方法是要求他“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经过这样一个求知的过程就能使之“诚”。这就和《大学》的“知至而后意诚”的道理相通了。
“诚”原本是一个道德概念，指的是十分完美的、“至善”的精神境界。在《中庸》一书中，它却成了世界的本源，成了第一性的东西。《中庸》写道：“诚者，天之道也……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这就是说，“诚”就是天道，它本身不是由什么另外更高的东西产生的，而是“自成”的，更进一步地说来，它不但“自成”，而且还生成万物，派生万物。这种宇宙观推行方法的前提是“至诚无息”，“无息”就是一刻也不间断的意思，由这种不间断然后逐步衍出悠远、博厚、高明。这里就是可以把博厚比作地，高明比为天，把悠远说成时间的无限。天、地、时都具备了，万物就可以“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中庸》在“诚者，天之道也”之后，接着又说：“诚之者，人之道也。”人把“诚”体现出来，通过“诚”达到“天人一体”。至于为什么“天道”能和“人道”融为一体呢？《中庸》觉得这是不用做什么解释的。在《中庸》看来，人如果淋漓尽致地把“诚”体现出来，达到了“至诚”的境界，那么就可以与天地共存了。
《中庸》说，一个人如果完完全全地把“诚”体现出来，就达到了“至诚”的境界，便与“天道”合一成为“圣人”。如何达到“至圣”，通过什么途径达到“至诚”呢？《中庸》认为有两条途径：一条是明白自己的本性，即“道德性”；一条是从事学习，接受教育，即“道问学”。
《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就是由天生的“诚”出发，达到对一切事物的了解，这就叫“性”；“自明诚”则是通过学习，把“诚”体现出来，这就叫“教”。前者即“尊德性”，后者为“道学问”。关于“尊德性”，《中庸》没有多讲，只是要求人们“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即对自己的行为，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和别人听不到的地方也要谨慎警惕。《中庸》的这种保持天赋道德本性的方法—“尊德性”，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内省、自身体验的先验论。“道学问”是达到“至诚”的另一条途径。“道学问”可以分为五个步骤，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的这些言论，是对《论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具体发挥。经过这一发挥，便把认识过程中一些重要环节都包容进去了。“学”“问”大体指获得知识的手段；“思”“辨”则是内心的思维活动；“行”则是讲把知识用之于实际的行动。《中庸》认为，人们如果能按照“道学问”这五个步骤去做，“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如果加倍地努力，那么“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任何人都能达到目的。
《中庸》对于认识环节的系统化和秩序的排列，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其积极因素的。但总的来说，它的“道问学”还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因为它把“问学”的过程，看做是达到“至诚”的步骤，而不是作为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过程。
《中庸》和《大学》是互为表里的姐妹篇，所以宋儒说《大学》是“入德之门”，《中庸》是“传授心法”。
从《论语》的“仁义”开始，发展为《孟子》的“性善论”，再发展为《中庸》的“致中和”，以及《大学》的“三纲八目”，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一条束缚人们的礼教枷锁，让人们安分守己、尽忠尽孝。宋儒把它们编为四书，对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确实起了修身、重德、敬老、爱人和谐人际关系、以及稳定群体秩序的作用。今天，对于传统文化，我们的态度是立足于当代中国，从我们的问题或我们的精神需要出发，以新的视野或现代意识，对中国文化中某些被反复咏叹的典籍给以重新关照或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