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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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元宵节与唐宋文学作品(2)

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

(崔知贤《上元夜效小庾体》)

十万人家火烛光,门门开处见红妆……

宝钗骤马多遗落,依旧明朝在路傍。(张萧远《观灯》)

月色灯光满京都,香车宝辇隘通衢……(李商隐《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能观》)

从上引诸诗可以看出,在唐代元宵节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大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的冲击后,元气大伤,逐渐走上了下坡路,但人们到了元宵节依然狂欢不已。描写元宵节的诗词大多是祝颂、吉祥之语或通过形象的描写融合创作人的感受反映节日热闹喜庆的场景,这是对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将憧憬和执着,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于诗词作品之中。

宋代,伴随着城市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元宵节庆更加隆盛,因此关于元宵节的诗词作品在这一时期更是空前兴盛,其中词作品最为突出。

词本是花间语,以写闺情为主,所以,元宵词中描写男女之情的更多。如苏轼《南乡子·宿州上元》下片:“飞火乱星球。浅黛横波翠欲流。不似白云乡外冷,温柔。此去淮南第一州。”孙惟信《望远行·元夕》下片:“量减才悭,自觉是、欢情衰谢。但一点难忘,酒痕香帕,如今雪鬓霜髭,嬉游不忺深夜。怕相逢、风前月下。”有欢乐时刻,当然也免不了分别后的忧伤、悲哀和由爱而生的恨。吕谓老《蓦山溪》:

元宵灯火。月淡游人可。携手步长廊,又说道、倾心向我。归来一梦,整整十年余,人似旧,去无因,牵惹情怀破。

章台杨柳,闻道无关锁。行客挽长条,悄不似、当初些个。而今休也,摇落任东风,但恣意,尽留情,我也知无那。

当然,这些都是士人与歌伎之间的露水情,有些又称为应歌词。两宋歌伎非常盛行,歌伎歌舞佐酒娱宾遣兴,文人应歌填词借此佐酒赢欢并获得一种优越感,两者相辅相成,无意中造就了一大批应歌词。元宵佳会,士大夫假日聚首,张用伎乐,设宴开席,当然是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如毛幵的《水调歌头·上元郡集》、柳永的《迎新春·大石调》、苏轼的《南乡子·宿州上元》、吴潜的《昼锦堂·己未元夕》等等,并出现了寄意深远的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可惜,这样的词并不多见。更多的还是囿于个人情感的描写。

靖康之耻后,宋朝廷偏安一隅,大批文人从北方来到环境迥异的江南,思乡之情当然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南宋朝廷不思北伐,歌舞升平,陶醉于温柔乡,这让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更是忧心忡忡。所以,大量的元宵词着重于旧都太平气象的回忆和感慨,或者由现实的繁华引发对旧都的回忆与感慨。如万俟咏《凤皇枝令》下阕:“一从鸾辂北向。旧时宝座应蛛纲。游人此际客江乡,空怅望。梦连昌清唱。”王庭珪《念奴娇·上元》上阕:“少年时节,见皇州灯火,衣冠朝市。天汉桥边瞻凤辇,帘幕千家垂地。人似神仙,身游佛国,谪堕红尘里。如今憔悴,渐无往岁欢味。”其《江城子·辰川上元》也是由现实的繁华想到旧都。另外,还有朱敦儒《好事近》、李清照《永遇乐》、赵鼎《鹧鸪天·建康上元作》、向子湮《水龙吟·绍兴甲子上元有怀京师》和《鹧鸪天》、洪皓《蓦山溪·和赵粹文元宵》、王之望《永遇乐·和钱处和上元》、张抡《烛影摇红·上元有怀》、张孝祥《画堂春·元宵何高士说京师旧事》等等。

除了迎紫姑和放生,宋时元宵节还有传柑和吃圆子、踏青的习俗,在词中也有所反映。史浩《人月圆·咏圆子》下片:“六街灯市,争圆斗小,玉碗频供。香浮兰麝,寒消齿颊,粉脸生红。”毛幵《画堂春》:“华灯收尽雪初残。踏青还尔游盘。”

(三)元宵节俗的传承与故事再创作

长期的历史传承中,民俗的形式、意义乃至性质都会发生变化。一般的规律是原始意义变易,宗教性淡化乃至消亡,娱乐游戏成分增强。元宵习俗也是如此。迎紫姑,原始意义是求子,南北朝时用以卜蚕事,卜众事,完全出于功利的目的,但唐宋迎紫姑成了文人雅士的趣事,嬉戏的成分远远多于虔诚,紫姑的形象也大大改变。随着习俗的变易,关于习俗的故事也随之得到了再创作。以紫姑为例,文人将民俗转化到文学意象,文学作品延续了节日习俗的传承,同时节日习俗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学作品、故事的再创作。

紫姑故事最早见载于南朝宋刘敬叔的《异苑》,所记如下:

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曹姑亦归,小姑可出戏。”投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躞不住。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又善射钩,好则大儛,恶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试往投,便自跃茅屋而去,永失所在也。

这则故事应该是民间传说的记录,“古来相传”一词说明传说已久。紫姑无名无姓无字,更没点明其里居籍贯,这也与民间传说只注重故事情节的特征一致。但故事的基本情节所记已很清楚,紫姑本是一个受虐待而早逝的小妾,生前常被大妇“以秽事相次役”,在其死后,人们每于其忌日正月十五晚在猪栏边相迎,并占蚕桑与众事。其时,相迎的人们固然对其怀有极大的同情心,但更多的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中国民间宗教的社会功能基本上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精神上的慰藉功能和行为层次上的实用功能。对执着于务实求存这一价值标准的乡里民众而言,他们固然希望从“诸神救劫”的说教中获得精神支撑,借以消解由于社会压力而引起的心灵焦灼,但他们更希望这种精神慰藉能够落实到社会行为领域,以解决人生的实际需要为归宿。汉张骞通西域后,中原蚕桑业发展迅速,渴望蚕桑丰收的民众占卜蚕事显然再正常不过。虽然《异苑》并未言明紫姑是厕神,但人们已将她作为一个神了。

不断的重复演示最终将使活动方式成为民俗。从《异苑》、《荆楚岁时记》、《玉烛宝典》所记看,紫姑习俗在六朝已盛,但文人诗文鲜有记载。唐吟咏紫姑者仍不多见,李商隐诗号为难解,却有三首诗用了紫姑典,分别是《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圣女词》、《昨日》。其他的如皮日休《太湖诗·圣姑庙》、熊孺登《正月十五夜》等也用了紫姑的典。宋以后,关于紫姑的诗文大大增加,如刘弇《次韵和彭道原元夕》:“大奴听响仆屋隅,小女行卜迎紫姑。”杨无咎《踏莎行》:“心期休卜紫姑神,文章曾照青蔾杖。”等等都是文人对乡间迎紫姑习俗的真实记录。可见,宋时紫姑神在民间信仰非常普遍。卜紫姑不仅表现了对日常生活的期待,也体现了闺中女子的无奈。古时男子迫于生计,常背井离乡,交通工具落后,往往归期难测,家中的妻子抑或情人思虑缠绵,哀伤断肠,却又无能为力,只得诉诸神灵,而紫姑就成了最好的对象。宋诗词中,以紫姑卜归期的比比皆是。如陆游《军中杂歌》:“北庭茫茫秋草枯,正东万里是皇都。征人楼上看太白,思妇城南迎紫姑。”《无题》:“迎得紫姑占近信,裁成白纻寄征衣。”词以婉曲见长,紫姑典更是常见。欧阳修《蓦山溪》:“应卜紫姑神,问归期、相思望断。”朱敦儒《好事近》:“却上紫姑香火,问辽东消息。”洪千秋《生查子》:“暗祷紫姑神,觅个巴陵信。”

以上所记完全是作为一种民俗的迎紫姑。宋时文人也喜欢迎紫姑,虽为嬉戏游乐,但却讲究情趣,也不囿于原有的历史记载,随意挥舞手中的妙笔使得紫姑形象改头换面。大文豪苏轼写有三篇关于紫姑的文章,其《子姑神记》记:

(紫姑)以筋画字曰:妾寿阳人也,姓何名媚,字丽卿,自幼知读书属文,为伶人妇。唐垂拱中,寿阳刺史害妾夫,纳妾为侍妾,而其妻妒悍甚,见杀于厕,妾虽死不敢诉也。而天使见之,为直伸冤,且使有所职于人间。盖世所谓子姑神者,其类甚众,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为赋诗,且舞以娱公。诗数十篇,敏捷之成,皆有妙思,什以嘲谈。问神仙鬼佛变化之理,其答皆出于人之意外。坐客抚掌作道调《凉州神》,起舞中节。曲终,再拜以请曰:公文名于天下,何惜方寸之纸不使世人知有妾耳?予视何氏之生,见掠于酷吏,而遇害于悍妻,其怨深矣,而经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礼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终不言人之阴私与休咎,可谓知矣。又知好文字,而耻无闻于世,皆可谓贤者!粗为录之答其意焉。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一:

景祐中,太常王纶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闺女,自称上帝后宫诸女,能文章,颇清丽……善鼓筝,音调凄婉,听者忘倦……近岁迎紫姑者极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诗,有极工者。予屡见之,多自称蓬莱谪仙。医卜无所不能,棋与国手为敌。

虽然,民俗中的紫姑也有占卜行事,但与民间迎紫姑以占卜众事已截然不同,故事主要表现的是紫姑的多才多艺,民俗背景比较黯淡。紫姑也已经不再是那个可怜的小妾形象了,身份和形象都被拔高,遭遇也发生了变化,主要变化表现在:

1.主人公从泛名到名姓具体,且籍贯与所处年代也很具体。

2.紫姑的形象由普通民众变成自幼便知“读书属文”,善赋诗,数十篇诗“敏捷之成,皆有妙思”的多才多艺女子,甚至“问神仙鬼佛变化之理,其答皆出于人之意外”。不仅如此,还善作书,“著篆字,笔势奇妙,而字不可识,曰,此天篆也”。(苏轼《天篆记》)

3.紫姑遭遇发生了变化。《异苑》中因紫姑生前常被大妇“以秽事相次役”,死后,善良的人们出于同情奉其为“厕神”,苏轼《子姑神记》中的紫姑遭遇比其前期要惨得多,紫姑本是清白女子,后为伶人妇,继寿阳刺史害死其夫,然后强娶为妾,终为悍妇所杀。

4.《荆楚岁时记》引《异苑》紫姑故事后,又引《洞览》云帝喾女将死,云生平好乐,至正月半,可以衣见迎。又其事也。黄石在《“迎紫姑”之史的考察》一文中猜测帝喾之女胥大约是紫姑传说的原型。宋人则明确指明其乃“上帝后宫诸女”。

5.迎紫姑时,从原来的作其形占卜农桑演变为扶乩。

显然,唐宋文人所记离传说的原型己日趋愈远了,如东坡所记紫姑是唐垂拱时人,其事迹也发生在唐垂拱中。紫姑传说的改变,或许是在文人遣兴娱乐中不知不觉完成的。宋时,鉴于唐末藩镇拥兵横行之祸及五代各朝权臣悍将篡夺帝位之风,朝廷一方面裁抑武臣,优遇文士,以儒治国;一面别有用心地鼓励朝臣“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因而,官员兼文人的享乐意识自然日渐膨胀,正如张玉璞所说,宋代士大夫所追求的是一种诗意的、高品位的享乐,精神的满足才是享乐的终极意义之所在。所以,以诗文遣兴成了最常见的表现方式。而娱乐中,紫姑也成了文人展现才华的途径之一了。至于为什么将紫姑的身份拔高,这可能与中国士人的传统文化心理相关,高贵门第的子女多才多艺是正常的,如果是寒门,就不免让人难以置信了。

当历史已远离原始宗教信仰的时代,甚至已远离搜神志怪的时代,小说作者就可能随意借用民俗事由加以点化和引申变形,这时故事所表现的就主要是文学意象了。借助于新的文学意象,鲜活动人的趣事,妙趣横生的游戏、习俗更好地融入时代生活,才具有了源远流长的永恒魅力。紫姑故事如此,别的岁时习俗也是如此。正是这些文学作品,促进了元宵习俗的传承。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元宵节俗的发展变化也促进了文学作品、故事的再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