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安定
贞观之初，全国上下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君民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
到了贞观八九年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人们晚上睡觉的时候用不着锁门，走在路上见到别人丢的东西也不捡起来据为己有。全国上下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贞观四年（630年），全国被判为死刑的人仅有二十九个。到了贞观六年，死囚共三百九十人。年末的时候，唐太宗都会亲自来到监狱巡视，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受刑（古时秋天行刑）。到了第二年九月，三百九十个囚犯全都回来领刑，没有一个人逃亡。
唐太宗见到这种情况也为之感动，将这三百九十人全部赦免了。这件事情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代，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中，都被人们广为传颂。那时的中国政治清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非常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百姓们丰衣足食，心平气和地过日子，不会为了生存铤而走险，因此犯罪事件也就少之又少了。
（二）政治清明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骄傲的时期，因为此时政治清明，几乎没有贪官污吏，这也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作为榜样，大臣们一心为公，官员们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那个时代，在人们的心目中，贪官污吏是最可耻的，官员们大都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自己的事业上，克己奉公、尽职尽责的良好风气在官场上广为盛行。更为可贵的是：
李世民也能够率先垂范，严于律己，为群臣百官作一个良好的榜样。一方面，统治者精明自律，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另一方面，社会的大风气非常清明，贪官污吏难以找到藏身之地。
贞观时期，贪污腐败现象十分罕见。大臣官员们都能清廉自守，甚至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对国家尽心尽责，为人忠贞正直、体恤百姓，留下了很多传诵千古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在当时令人称道，就是在今天听来也十分让人感动。岑文本是中书省的副长官，后来当了中书令。虽然做了高官，但是他家里的房子又小又湿。有人劝他说：“你应该为自己打算打算，置备点家产吧！”他却回答说：“现在我身居要职，整天忙于处理政事，生怕有一点纰漏，哪里有工夫置备家产呢？”
（三）国界开放
从“贞观之治”开始，唐代同亚非各国的文化交流有了巨大的发展。贞观时期，中外使节的交往频繁，各国与唐朝经济联系加强，文化艺术的交流也随之增多，唐帝国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也成了世界级的大都会。那时唐朝神奇的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国仁人志士的目光，贞观时期就有很多移民、侨民来唐定居，各国使臣、权贵、留学生、商人、僧侣、乐工、画师和舞蹈家聚居长安，彼此交往，为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长安也开始从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渐发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最重要的都市。贞观五年（631年），东突厥平定后，迁居长安的突厥人已经将近万家，以后西突厥和中亚各族人民都有成批迁居长安的。波斯人在长安经商致富，印度人在长安宣传佛教，整个长安热闹非凡。
唐朝以高度的自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
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既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数典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更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时期的国民素质也非常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外国人在中国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利，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贞观时期，唐太宗还积极接收异族异国的留学生。唐帝国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改良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唐王朝。
（四）商业发达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封建时期，在人们的心目中，农业才是正经的生存之道，是正业，只有那些没有土地、身份低微的人才去从事商业，商人的地位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就相当低。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李世民是一位高瞻远瞩的皇帝，他在位的时候，不但不歧视商业，而且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贞观时期，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商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新兴的商业城市犹如雨后春笋一般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一带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四川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它的最大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络绎不绝，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当时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五）民族关系
唐太宗执政时期非常重视民族关系的发展，他主张消除民族隔阂、民族偏见和歧视，以非常开明、宽容的思想来改善民族关系并使其健康发展。在他的努力下，出现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团结友爱的局面，是历史上难得的民族关系融洽、各民族和睦共处的黄金时期。唐太宗十分注重用“和亲”方式来加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往来，借此来巩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团结。其中，“和亲政策”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我们熟知的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实现了边境地区的统一和安定，民族间交往密切。一方面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传到少数民族地区，推动了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文化和技术进入中原内地，对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积极的补充作用，最终实现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济文化繁荣局面。
（六）科技文化
唐朝时期民族关系融洽、和睦。为这时期科技文化的联系和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全部智慧与文明的体现，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的纽带。一个国家的强大无不在文化中体现出来。唐太宗时期实现了释、儒、道三教合一，各种思想文化首次实现了融合。大唐文化开放、自由的精神，使唐朝能够实现“贞观之治”时期文化大融合。此外，唐太宗发展科举，重视人才培养，提倡儒学，奖励文士，兴办学校，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朝文明的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