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这个词，人们理解为结合在某个地域之中人的群落。就此而言，这些人构成一个整体。这样一个群落，或者这个群落的一部分，当它由于共同的出身而自认为是统一于一个市民整体之中时，就叫作国民，那置身于这些法律之外的部分（即这个民族中野蛮的一群），则称之为暴徒。他们的非法联合就是纠集，这是一种把自己从一个国家公民的性质中排除出去的行为。
休谟认为，如果国民中的每个人个别的特性都被努力吸收进来的话，那么国民本身就没有特性了。我以为他在这里是错了。因为作出某种特性恰好是他本人所属的、那个民族的普遍特性，这种特性也是对一切外国人的藐视，其原因特别在于，这个民族以为单凭一个把内部公民自由，与对外部的武力结合起来的精确的宪法就值得自夸。这样一种特性与那种容易造成亲密无间的殷勤相反，这是一种目中无人的粗野，是一种出于被误解了的独立自主性，而对一切外来者的执拗态度，这种态度使人相信他不需要别人，也自以为可以免掉他对别人的友好行为。
英国和法国以这种方式成为地球上两个最文明的民族，它们的特性形成鲜明的对比，也许主要因此而总是相互争斗。它们后来人为地造成的特性只是天生特性的结果，即使根据它们的天生特性，它们大概也是惟一能够被承认，有一种确定不变的特性的民族，只要它们还未被战争的强制力混合起来。法语成了一般的会话语言，尤其是在妇女们的高雅社会里；而英语却成了商业范围中最广泛的贸易语言。这也许是由于它们的大陆和岛国的位置区别所造成的。但是，它们现在实际上具有的天性，以及通过语言对这天性的培养，也许不得不追溯到它们由以起源的原始民族的天生特性，不过我们对此缺乏材料。但在实用人类学中，与我们有关的仅仅是，把这两个民族现在所具有的特性展示在一些例子中，并尽可能使之系统化。这些例子可以让人看出，一个民族可以在另一个民族身上期待些什么，一个民族可以怎样利用另一个民族的长处。
那些因袭下来，或是仿佛因长期运用而成为本性、而嫁接于本性之上，并表达着一个民族性情的格律，只不过是这样一些大胆的尝试，与其说是哲学家们想根据理性原则，对一切民族的自然倾向的多样性来作分类，不如说是地理学家们想根据经验来作分类。
认为一个民族的一切特性都取决于政府形式，这是一种未经证明的不明确的看法。因为，政府本身又从哪里得到它特殊的性质呢？即使是气候和地理也不能给这个问题提供钥匙，因为整个民族的迁移说明，他们并没有因为他们新的居住地而改变其特性，只是根据环境而使他们的特性适应于这种新住地，同时却让人总还是在语言、谋生方式、甚至穿着方面看出他们出身的痕迹，也看出他们的特性。我将更多地从他们的缺点和对规律的偏离方面，而不是从美化的方面（但也并不要漫画化），来大致勾勒一下他们的肖像线条。因为除了谄媚使人堕落、责备使人改善之外，如果一个批评者一律只强调人们的缺点，好像他多少作一点夸奖就会激起被评价者之间的妒忌似的，那么他就会更少触犯人们的自私心理。
1．法兰西民族在一切其他民族中，是以谈话风趣而独具特色的，在这方面它堪称是其他一切民族的楷模。他们尤其对来访的生人彬彬有礼，尽管现在宫廷礼节已不时兴了。法国人的这种特点并不是出乎利害，而是出于相互交谈的趣味上的直接需要。由于这种趣味首先涉及到与广大妇女界的交往，所以妇女语言成了这个圈子的通用语。毫无疑问，在心甘情愿为别人服务和助人为乐的友善方面，以及逐渐在人类的博爱原则方面，这种方式的意向也必定会有自己的影响，而且一定会使这样一个民族整个地成为亲切可爱的。
但事情的另一面却是，热烈并没有用经过考虑的原则加以足够的约束，而在理性的洞察上也是漫不经心，仅仅因为某些形式被认为是陈旧的，甚至只是被认为是过分的，就不能长久地坚持这些形式，哪怕他在这上头感到愉快。再就是一种传染性的自由精神，尽管在它的活动中也引入了理性，并且在民族对国家的关系中产生了一种震撼一切的热忱，这种热忱却仍然超出了限度。这个民族以魔法般的方式显示出来的、但却是来自现实生活的那些特点，可以很容易地单凭构成这特征的素材，即一些互不关联地随口说出的只言片语，来作一个整体的说明，而不需进一步的描述。
像这样一些词：“机智（而不是健全理智）”，“轻佻”，“骑士精神”，“花花公子”，“卖俏”，“轻率”，“名誉至上”，“时尚”，“精神贵族”，“俏皮话”，“密旨”——等等，是很不容易用另一种语言来翻译的，因为，与其说它们描绘的是一些浮现在头脑中的对象，不如说刻画了说这话的那个民族性情上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