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月后，内伊元帅亲率一个师去征服阿斯图里亚斯，沿维纳河谷而下。与此同时，克勒曼则由莱昂出发，沿着通向奥维耶多的道路前进。而防守阿斯图里亚斯的德拉罗曼军的一部则冲向维纳河谷周围高地的另一面，离我军纵队不超过一古法里（约4千米）的地方。但是内伊元帅对此却一无所知。当他进入吉荣时，德拉罗曼的军队便向为警卫整个吉利西亚而分散行动的马尔尚师各独立团发起猛烈进攻。这几个团当时面临被各个歼灭的危险。最后由于内伊元帅迅速退向卢戈，他们才脱险。在西班牙战争中，像上述有趣的情况不胜枚举。把墨西哥的全部黄金都用上，法国人也得不到任何情报，即便得到了，那也是假的。敌人故意欺骗法国人，使其陷入他们早已布下的天罗地网中。
如果在战争中碰见一个比较强大的民族，无论你的军队被训练得多么有素，想要取胜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在入侵之前有十足的把握取胜，可以掩护自己的交通线，而且有着强大的军队，这种情况就另当别论了。如果敌方也有旗鼓相当的实力，而且地方的军队和你们军队也是旗鼓相当的，那么你们在这次入侵战争中也许也能取得一点优势，给你自己找到一点保障。
为了评价一个军事统帅或某些英勇部队在征服或占领这样一个奋起反抗的国家所遇到的各种障碍，需要特别研究一下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武装起来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约有三十万至四十万之众，支援他们作战的也有威灵顿、贝雷斯福德、布莱克、拉罗曼纳等人的正规军，面对这样的敌人，拿破仑、马塞纳、苏尔特、内伊和舒舍等人的军队竟能整整与之对峙达六年之久，这需要何等的耐心、勇气和忍耐力？
在此类战争中，想要取胜的手段是相当复杂的。首先必须根据预期的抵抗和可能遇到的一切障碍来扩充军队；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安抚人民的情绪，使他们的情绪慢慢地稳定下来；广泛采取恩威并用的手段，特别要坚持公正。这都是为取胜而必须首先坚持的一些原则。亨利四世在神圣联盟战争中的战例，贝尔维克在加泰罗尼亚、叙舍在阿拉贡和瓦朗斯以及奥什在旺代的战例，虽然情况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根据具体情况取得了成功。季比奇和帕斯科维奇将军在后来的战争（1829年）中所指挥的
军队，都有良好的秩序和严明的纪律；这种良好的秩序和严明的纪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他们远征的成功，可以作为值得我们仿效的范例。
在企图侵略别的国家的时候遇到困难是在所难免的，途中会遇到许多阻碍，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想投机取巧，钻个空子。他们一定是不希望再有这样的战争发生。如果他们的这种想法成真了，要想征服一个国家就更难了。所以对有野心的人来说，这样的战争就失去了诱惑力。
这样的想法我们看似是有道理的。只有唤醒了人民的民族斗争精神，才能承认这种想法所产生的后果。所以如果要进行一场战争，我们始终要相信，这场战争是正义的。我们也应该相信只有征服性的战争才能胜利，目的只是为了保持政治均势或捍卫社会利益的合法性，而属于次要的战争，则将永远消失。这样我们就不会知道战争会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发生。十万德军要渡过莱茵河进入法国的时候，他们征集所有阿尔萨斯人、洛林人、香槟人、勃艮第人，不分男女老少都让他们参军，他们最初的目的只是反对法国政府比利时，而对法国没有什么企图。如果他们认为这样是对的，那他们把每个小城都变成萨拉戈萨，从而用压制手段，对全国进行掠夺烧杀也是对的吗？如果是这样，则难以担保德军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占领别人的领土，虽然当初德军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战争是不断变化的，可能每天都会有变化，所以我们也不能轻易下一个定论。
我们提出上面那样的问题，谁也没有办法很好地解答并给出定论，我们只能说是有人在利用战争。有时人们也想找到别的办法来对抗这样的侵略战争，但是好像无从下手，只能用民族战争来对抗外敌的侵略。人们认为这种战争只是全民战争和常备军折中的办法，也许他们认为国家后备军是没有办法保卫国家的。这里的后备军指的是响应国家的号召，自愿参军的人组成的军队，他们的作战也是合法合理的。
如果要问我的看法，我对这两个问题也是持肯定的态度。上面说到的两种情况，如果用混合体制，我想五万人的军队再加上来自东部各省的国民自卫军的援助，一定可以打败德军。如果要想达到这种折中的目的，我想我们一定要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从人民队伍中为军队准备精良的预备队。这种做法有很多优越性，不仅可以减少平日的开支，还可以在战争开始后保卫国家的安全。1792年法军所采用的就是这种体制。后来有人把这种体
制当作目标对其发动进攻，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在归纳这种想法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绝对不应该做空想家、慈善家，
也不应该做雇佣兵；仍然可期望消耗战能从国际关系的法典中消失，而正规警察部队在政治联盟的帮助下所维护的国防今后足以保障国家的独立性。从我作为一个军人的角度看，忠实的具有侠士风度的战争比有组织的
屠杀好多了，如果可以让我选择生存的时代，我宁愿生存在慈善的现代也不愿生活在充满战争的古代。就像丰特努一样，英法两国的士兵都曾彬彬有礼地邀请对方首先开火，但是在现代，妇女、教士，还有儿童，在西班牙到处组织屠杀散兵。
我认为这两种体制中间确实有我们可以接受的折中办法，这种体制必须满足人们的一切要求，就是因为我提出了这样的体制，所以才惹来大家攻击的目光。
宗教战争和国内战争
在中世纪，各封建集团之间发生的冲突是由于不同的政治或宗教派别而引发的，与国外纠纷无关，主要是意见上和思想上的冲突。而最值得我们研究与讨论的是宗教战争。对于一个政府而言，令人难以理解的行为是那些承认外国教皇的最高权力，以及为了其目的，迫使他们统一使用法语或拉丁语祈祷。至于一味地剥削和镇压人民的王权，以及政治上的反对党的自相残杀，这种做法我们还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我们想给这样的战争几个准确的定义，那么这种想法一定是很荒谬的。我们应该明智地承认，它只有一个。应该把两个教派或者是两个党派联合起来，先把插手他们纠纷的别国的人赶走，然后他们再进行会谈，在相互制约的情况下，让双方都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如果第三方介入纷争，那么它的野心是毋庸置疑的，没有其他的理由可以解释这种现象。
有时候我们会认为有的国家可能是出于好意才来干涉本国内政的，这些过分的政治狂热的信念会威胁社会秩序。虽然平常这种害怕比较过分，
而且常常只成为一种借口，但是我们避免不了有的国家真的会去相信它，相信自己的国家可能因此受到威胁。但是在神学的辩论中，这样的情况是永远不会发生的。所以说，腓力二世对神学联盟的干涉没有其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去分裂或者制服法国，方便以后的进一步瓜分。
同时进行两场战争和两线作战的危险性
有一条闻名于罗马人的古训，人所共知，众所公认，那就是千万不要同时进行两场大规模的战争，否则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可能会被迫和两个邻国同时作战，但是出于自卫，保护自己的安全和维护政治的平衡，如果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助自己的同盟国，那是极其不幸的。不过将进攻的两个邻国结合起来，它们对战争的兴趣却不一定完全相同，也许其中一方并不尽全力，而是以一种助攻的姿态，那么这种战争和普通战争没有太大区别。
法国的路易十四、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俄皇亚历山大和法皇拿破仑，都曾和欧洲的联军作战。假使这种群起而攻之的情况是由于某一国家的侵略野心所引起的，那可以说这是错误的决定，不值得同情。若是一个国家非要与几个国家同时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应对办法就是寻求同盟国，利用一定的均势手段，来抵消敌方的优势。
路易十四之所以会受到欧洲联军的攻击，表面上是因为西班牙的问题导致的，但实际上是他的侵略野心已经威胁到其他邻国，让他们感到惶恐不安。腓特烈大帝仅仅得到了英国的经济援助，却经历了与欧洲三个最大王国的战争，只是由于这三个国家相互不配合，以及兵力不足等因素，腓特烈大帝才勉强渡过了难关。
这两次战争以及俄皇亚历山大在1812年所遭遇的战争，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
1793年，法国遭遇了整个欧洲的攻击，由于雅各宾派制造了各种离奇曲折的混乱场面，接着又是两个党派的对立局面，之后又由于吉伦特派的
妄想造成了种种混乱。吉伦特派的荒谬行动导致局面混乱，他们甚至宣称，蔑视世界上所有在英国舰队支持下的国王。然而法国却在这次行动中不了了之。
从某一方面来讲，在近代各国的统治者当中，只有拿破仑一个人，曾经自主地发动两方面甚至是三方面的战争，对西班牙、英国和俄国。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认为奥地利和普鲁士会伸出援助之手，更相信土耳其和瑞典会给予更大的帮助。虽然大家都觉得他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是拿破仑本人却对自己有着极大的信心。
由此可以看出，两种战争的差别是极大的。一种战争：一个国家只会对另一个国家作战，而有一个第三强国以辅助者的姿态帮忙同敌人作战。另一种战争：一个国家同时从两面对两个强国作战，投入其所有兵力震慑对其造成威胁的任何敌人。例如，1809年拿破仑如果只是以辅助的姿态按照条约派遣兵力协助奥地利一国作战，而不是与英国所支持的奥地利以及西班牙两国分别作战，也许情况会得到改善。这种形式的战争与真正的两面作战并不相同，只不过是比普通的战争略复杂了一些。
因此，一般来讲，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意义上的两面作战，应该是尽量设法避免的。若是这两个国家同时都具有开战的理由，那么最好采取忍辱负重的态度，等到有了适当的机会，再雪耻。不过，这条规律也是有例外的，双方的实力、兵力对比、地形条件、当时的情况，以及同盟国的关系，这些情况都会对战争产生影响。如果我们想完成自己的任务，要做的就是既指出这种战争的危险性，同时又找到避免这种危险性的办法，这样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