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战争的艺术》这本书，最初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写给皇太子作为教材使用，后来我又对这本书进行了补充。对于这本书的内容和价值，我是满意和充满自信的。
为了更好地说明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我认为有必要讲述我的军事理论在我的脑海里是怎样形成的，这样更有利于我来传达自己的思想。
我在以前发表过的文章中曾说，战争的艺术是永远存在的，尤其是战略。无论在什么年代，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但是，这种艺术仅仅存在于众多名将的头脑中，在以往的著述里很难找到。以往的著述，内容往往是战争中一些最次要的细节，实际上，战术却是战争最重要且又没有规律可循的部分。
福基耶尔、福拉尔和皮塞基尔都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但是，他们的理论研究，我个人认为还不够深入。要想了解18世纪中叶关于战争的艺术，则应该研读萨克森元帅的《幻影》中的序言。
该序言说：“战争是蒙着阴影的艺术，在这阴影之下，人们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果你认为战争的艺术源于一些既定的法则和观念，那只能说明你对战争是多么的无知。
“科学有自己的规律，而战争则没有规律。那些伟大统帅们的著述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既定的战争法则。要领悟战争的艺术，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
“古斯塔夫·阿道夫创造了一种法则，但很快便被人们摒弃了。因为他把战争视作一成不变的。可见，过去的方法只是对当时的情形管用，而其背后的艺术，我们都是一无所知。”
该序言写于“七年战争”的时候，遗憾的是，尽管萨克森元帅认识到了战争毫无规律的道理，可他还是成为了一位墨守成规者：他麾下的士兵仍旧穿着毛料短衫，排成四排，第二排的士兵手持长矛……
“七年战争”之后，出现了许多好的军事理论著作。显然，腓特烈并不满足于当一个伟国王、一个统帅、一个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为自己的将领们编写了一本关于军事训练的著作，从而进入了军事理论家的行列。此外，梅兹鲁阿、吉沙尔、蒂尔宾、梅斯尼尔他们对古今的战术进行了一番论战，也根据这些问题发表了一些引人注意的论证著作。蒂尔宾对蒙特库克利和韦格蒂乌斯做了评论。戴西里瓦侯爵在皮埃蒙特，圣克鲁茨在西班牙，也成功地对军事上的某些领域进行了讨论。戴斯克列维尔写了一部很有价值的战争艺术史。但是这样也没有扫除在丰特努阿时胜利者抱怨的那种阴影。
在这之后又出现了吉贝尔、格里毛尔和劳埃德。前两个人把战术和战争勤务向前推进了一步。劳埃德在其有趣的回忆录中谈及了战略的一些重要问题，但不幸的是，在他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带有一些有关战术部署和战争哲学的一些细节问题。尽管劳埃德没有把他所理解的任何问题很好地联系起来，让它们变成一个体系，但是我要在这里说句公道话，应该承认他是第一个指出了正确的道路的人。他写的一本关于七年战争的书，尽管只有两个战局，却比他以往所写的一切著作都更有意义。
在七年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战争之间的一段时间里，德国出现了许多关于战争艺术的述记著作，这些著作或深或浅地对战争艺术进行了一定的论述，但是最终也没有解决实际的问题。蒂尔克和费施在萨克森发表了两部著作。霍尔岑道尔夫男爵出版了一部关于机动战术的著作。在奥地利，科文秀列尔伯爵出版了一本野战和围攻战规则集。但是，对于军事科学的高级领域，所有这些著作都还没有提出任何一个令人满意的见解。
后来，米拉博从柏林回国，发表了一篇关于普鲁士战术的巨著。这本书阐述的内容非常枯燥，重复排队形和线式队形变换规则，过去的人过分地轻信腓特烈的大部分胜利都是这种排列的功劳。如果这种书能使这种谬论加以扩散，那我们必须承认这类书也能使1791年的机动条令得以完善，而机动的结果也只有在这一类书中才能推测出来。
19世纪初的战争艺术就是这样的，当时波尔别克、文图里尼和比洛发表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头几个战局的小册子。特别是比洛曾在欧洲轰动一时，因为《现代战争精神》是他发表的。这部书是一本天才之作。但是
这本书只是一个草稿，对劳埃德最初阐述的概论并未增加多少内容。就在同一时期，在德国也出现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拉罗什埃蒙，标题谦逊，名为《军事艺术初探》。这本书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于除战略以外的战争艺术所有领域来说，的确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尽管这本书的缺点是几乎没有提到战略，但是这本书仍然是最全面、最值得推荐的著作。
我在瑞士的时候离开军队，开始自学充实自己，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后来我开始研究战史，想从伟大统帅们的办法中找到这些作家所不能给予我的答案。腓特烈大帝的作战报告已开始使我们发现他在莱顿大获全胜的秘密。我个人认为这个秘密是很简单的，就是用全部的兵力去攻打敌人的一翼而已。这一观点得到了劳埃德的认可。我又从拿破仑在意大利初期胜利中发现了同样的秘密。这让我意识到，如果在整个战争局面上都能从战略上采用腓特烈在战场上所采取的原理，那必将发现全部战争科学的枷锁。
后来我研究了第雷纳、马尔波罗等人的著作，我深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研究战争理论的不二法门。为了发现战争的规律，摒弃其他人在这方面总是那么模棱两可很不肯定的观点，我开始像一个狂热的新教徒一样从事我自己的工作。
1803年我写了一卷，先送给俄国驻巴黎公使馆秘书德乌布利二看，后来又送给了内伊元帅看。但是当我看完比洛关于战略的著作后，我又有了别的想法。结果我放弃了我的第一本著作，打算重新开始工作，把劳埃德未写完的《七年战争》写完。这非常符合我的愿望，当时我只有二十四岁，经验明显不足，而要唐突的却是很多持偏见的人和一些多少是盗名窃誉的人，因此我需要做很多事情作为强大的后盾，可以说，我要让这些事情本身为我说话，所以当时我就开始实施我认为最适合各种读者的这个最后的计划。毫无疑问，一部教学理论著作，不论从其总目的来看，还是从对其阐述军事学科的组成部分来看，都应该是最受欢迎的著作。因为我认真地读过一本详细讲解战局的著作，也细读过许多本因循惯例的著作。
几年后，奥地利卡尔大公在其闻名的佳作中写了一篇幅很长的关于大规模战争的前言，其中已谈到了军事巨匠方面的天才。大约就是那个时期，出现了一本关于战略的小册子，作者是当时在奥地利军队供职的瓦格涅尔
少校。这是充满理智观点的概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将使这一概论表述得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