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是场间休息。台上的六个乐手到台下来了，饮着什么。我在走廊上碰到六个乐手中的一个。他也是长长一根马尾辫，抽大麻或白面，脸色与里昂接近。我上前同他搭讪。他两腿是美国大兵式的稍息，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姿态不是松懈的，但他的态度使他这副身姿十分懈怠。里昂却是把全副生命力都凝聚起来，拧成他挺秀的脊椎。与里昂的专注相比，他是涣散的。总之，他的外表与里昂正相反，但我却感到里昂透过他淡灰的眼睛打量着我。我的一只脚提起，脚掌抵着脚，两手松松的，手心也贴着墙。我们俩像站立地躺着，如同在海滩上无任何防御地闲搭上的伴儿。他和里昂什么都不同，除了他们的实质，就是那种“梭罗式自由”，所谓的绝对的自由，他们都对自己本性中彻底的自我忠实毫不感到羞耻。我的话就是谈些对爵士一知半解的感想，卖弄的那点儿东西是里昂那儿来的。我们的姿态是很搭讪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跟乞丐、流浪者、街头艺人搭讪。还有轻度精神病人，我碰到他们，总忍不住和他们搭几句，逗逗他们，如同逗一个说梦话的人。他们千般百种，有一个相同点，就是他们中的谁都不打算救我。我居然跟这个音乐家交换了电话和地址，但我知道我很快会忘记它是谁的电话和谁的地址。
我突然问他：“你们刚才奏的那首‘黑头发恋人’是谁的作品？”他回答这是个颇俗套的作品。一般他们为取宠听众在两三个高雅的曲子后，总插一个俗的进来。但因为演奏的临场处理是即兴的，也不至于把他们烦得屎都能出来。他问我是否听过这曲子。
“我一定听过，不过我不能确定。我有个朋友也是音乐家，作曲的。”
他说：“哦，是吗？太好了！”他心想，你瞎套什么近乎。
我说：“如果你不介意，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他不介意。他心里嘀咕：“这个东方女人不是有病就是想勾引我。”
“假如——纯粹的假定式——你爱上一个女孩，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放弃爵士，另一个是出卖一个肾。你的选择是什么？”
他眼神将我的眼神牢牢锁住，说：“我选择放弃这个女孩。”
“作弊。前提是你只有两个选择。”
他一只手抬起，架在另一只胳膊上，托住下巴。他把自己关进内心，良久才出来，对我说：“反正我绝不放弃爵士和我的肾。”
我也垂下眼皮，好好想了一下他的这句话。
“你呢？”他反问。
“作为那个女孩子，你希望她放弃什么？”
在一个女孩身心内，实际上存在好多个女孩，一会儿她为你这个牺牲感动，一会儿她为完全不同的牺牲爱你爱得死去活来。每个女孩都是多重矛盾体的混合。
“那你会为爱情牺牲什么？”
“牺牲……这词不好，该重新命名。”
“你想命名‘牺牲’为什么呢？”
“一时想不好，暂时先不命名吧。”
他看着我，大致确定我是有病。他想她这病也不伤大雅。于是他凝视我的目光完全变成了里昂的，充满无命名的知觉。
我跟他别了之后，来到柜台上，要了纸和笔，留了字条给安德烈和劳拉。没有永别的字眼，只有永别的意境。我找到了挂衣架上安德烈的外套。我把它取下来，它上面有他的科隆淡香。就是一颗善良、干净的心灵所该有的气味，那种多年后将引爆一大团微痛记忆的清香。美好的东西，再新鲜都带有一点儿陈陈的感觉。这便是昂贵物什的昂贵所在。安德烈外套上的气息，该是几十年岁月才能提炼出的悠远、沉郁。我发现我的眼泪把他的外套打湿了一片。里昂毁坏的不是我心灵的忠实，他毁了我对爱的接受和给予的能力，他毁得最彻底的，是我对爱的胃口。一个人整个情感世界的一切命名被打乱了，他是幸还是不幸呢？他是残缺了还是有了病态的增生？
我扶着刘先生走到花丛下，他说：“天真好啊！”
天的确真好。只是他的好天和我的相差四十多年。
我在给安德烈的字条上最后一句说道，我将把我所有的作品献给他。当然这得他允许我献，也得他稀罕我的作品。
我这样一个断肠人陪伴着另一个断肠人，不知需要多久，我们才会康复，去迎接下一次断肠。
刘先生指指长椅，说：“燕子没有了，就有点儿热了。电灯泡你要不要吃？”
我说：“你呢？我去给你拿。”
他说：“好的。顺便看看，‘美琪’演什么片子。”
我一路小跑，回到房子里，去为刘先生取冰淇淋。我心想他胡乱命名的某些话，竟有些诗意。他意思是说，“雨停了”，却说成“燕子没了”。FBI给我测谎，如果我把谎言说得像刘先生这样无邪、优美，会留下怎样的真与谎的记录呢？我的成绩是不是会更理想些……
问：你和那个叫里昂的作曲家是什么关系？
答：没什么关系。
问：你和戴维斯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在中国首都，一次圣诞晚会上？
答：在美国首都。
问：你是否参与过中国军方的情报工作？
答：谁说的？
问：答是或否。
答：否。
问：安德烈·戴维斯先生是否和你谈到他在中国的工作？
答：没有。他一般不谈把我屎都能烦出来的所谓工作。
问：那他跟你谈什么？
答：恋爱。
问：你认为他是真的爱你？
答：是的。
问：你若要他提供国家的一些机密，你认为他会答应吗？
答：不会的。
问：为什么？
答：因为我认为任何一种机密都特乏味，更别说国家机密了。
我想着刘先生把冰淇淋叫成电灯泡，换了他到我的位置上，他说不定会把“情报”命名为“热带鱼”或者“油炸臭豆腐”，或者“勃朗宁手枪”、“雪佛兰轿车”、“大世界”。对于回归于浑沌的刘先生，是非不再有了，真与谎同样坦荡。
冰箱里的冰淇淋只剩了一层薄底。我赶紧跑进储藏室。这里有个小屋般的大冰柜，里面冰冻着一块蛋糕。它是刘先生和玛伦达的母亲婚礼上的蛋糕。那个蛋糕宝塔的底座被保存了下来，按说该在第一个结婚周年纪念日由夫妇和朋友们共享。是什么耽搁了这个意义深远的“共享”？是刘先生躲避了它？因为他认为这座肥厚的奶油宝塔将他镇在了里面，永世地隔开了他和他心爱的菁妹？他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菁妹若是幸福了倒也罢，偏偏又是年复一年的怨和憾，是等不及来世的相同一份无奈。
我不知在这块古董蛋糕前站了多久，直至感到浑身冷透。
我回到刘先生面前时，他已睡着了。我母亲借着我的眼睛打量着这个风烛残年的恋人，借我的手替他盖上一条毛毯，借着我的怜悯心看着他嘴唇微启，一线口水流出来，落到肩上，藕断丝连地牵住这一头和那一头。那根口水在太阳中闪出彩虹的七色。
我在离开那家爵士吧前还做了一件事：付清了劳拉、我、安德烈三人的消费。我一共给了经理两百块，随便他俩再添几巡酒，这个夜晚的开销该不会超出两百块。我不知道我付那笔账是什么意思，是被人款待、救助得太长久了，想反串一下角色？还是有恃无恐——反正一贫如洗之后可以到刘先生这里白手起家。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付那么大一笔酒、饭账。在美国，慷慨一点儿也不让我好受，而这一回，它至少没让我难受。
我到了刘先生家以后只跟王阿花保持联络。她在电话上说她腹内胎儿的新动作新表情。她还告诉我海青出了一次车祸，保险公司的一大笔赔款可以支撑他们两年，他不必去给观光客画肖像了。她帮我中转所有信件，其中多数是安德烈来的。他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告诉我他的生活，他新听来的笑话。他说我丢在他那儿的衣服，该干洗的他都替我干洗了。他还说他第一次看见我，果真是在北京的一次圣诞晚会上。他说我那天晚上看起来很美丽、楚楚动人。
王阿花也转来牧师太太的信。她总是谈她为我组织的捐助活动有了怎样的进展。王阿花从来不以任何形式向我讲到里昂。
我母亲的感觉充实着我，让我伸手驱开一只被他的涎水吸引来的小黄蜂。我替我的母亲还愿，偿了“白头偕老”的人间第一愿。还愿的意愿使我对这个老人少些嫌弃，除了毫不留情地挣他的钱之外，我对他做的该说是尽善尽美。
第二个月，医生要我开始教刘先生英文。要教他最基本的名词，这样在我暑假结束，拾起学业时，其他人才有可能接着照料他。我教他，他学得很认真。我第一天教会了他“水、面包、黄油”。第二天，我又教了他“苹果、香蕉”。我看着一天天长进起来的老人，心想，坏了，你的美妙的无命名世界正在向你关闭，你正在被我领出那里，向我们这个充满命名的正确世界走来。你将再次背负起真与谎的负担。
又一个月过去，我开始给刘先生一些小小测验。比如说，我问：“你吃的是什么呀？”他答：“橙子。”我们这些测验第三个人肯定觉得头晕眼花，我们是普通话、英文，以及我们自己发明的语言统统拿来用的。
我说：“这是什么？”
他说：“水。”
我说：“错啦——是牛奶。”
他于是慢吞吞地说：“牛奶可以喝吗？”
我便自己喝一口，再递给他去喝。
他走路、行动都恢复得不错。有次我去冷冻储藏室里取东西，他竟跟着我进来了。我忙把他往外搀，怕他冻病。他却死活不肯走，眼睛盯着那个古董蛋糕。我只得把自己披的毯子搭在他身上。他问我：“那是什么？”
我见他的眼睛有了点儿觉醒，似乎他离他整个记忆的觉醒只差一步。
我说：“你连这个都想不起来了呀……好好想想。”
他想了一阵，摇摇头。
我说：“它叫蛋糕。”
他跟着我念了几遍，慢慢就沉默了。然后那一下午一晚上他都沉默着。那天夜里我照常起来查夜，发现刘先生的床空着，伸手一探，被子里还有一丝体温。我不知凭什么直接寻到了那间储藏室。他果然站在那儿，对着三十多年前的蛋糕苦思冥想。
我说：“刘先生……”
他说：“蛋糕。”
我说：“对的，发音很标准——”
“可是菁妹，你还没有同我结婚啊。”
我想，词全说对有什么用？他的总体上下文是错的。不，也许他的是对的。
他又说：“菁妹，不会是你和别人结婚的蛋糕吧……”
我想何必让他再来一次心碎？我微笑着，使劲摇摇头。不用镜子，我也知道我就是十九岁的殷恬菁。
我扶着他往外走时，发现他浑身冰凉。他回头又去看一眼古董蛋糕，然后再来看我。他的意思是：“你没有骗我吧？”
我把他扶到门外，然后去关那扇沉重的门。
他说：“那是个婚礼蛋糕吧……是不是？”
“不是。”
“那它是什么？”
“是……一条小船。”
“小船？”他看着我的眼睛像即将要闪出云层的月亮。
“小船。”我肯定地点头。
我想，从明天开始，我要停止教他名词。
“船？”
“船。”
一颗泪从他脸上流下来。一颗滴穿了四十多年岁月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