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你的良知健全。”
我发现他的车在同一个路口兜圈子。
他又说：“你一个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国家，你总得有些人来帮你。即便这些帮助不是实质性的，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情愫，我为什么不能理解呢？我今天邀请里昂，就因为他给了你我不能给的——他的肤色、模样、他的中国气质。我没说错吧？他给你营造了一种中国气氛，是不是？”在讲这段话的过程中，他吃力地在说服自己。
我从来没好好想过这些，所以我握住安德烈帮我找到的头绪，往下顺理，但我没把握安德烈替我找到的头绪果真是头绪。
安德烈感到我的沉默是不妙的，他把手伸过来，暖洋洋地盖在我的手背上。
“我祖母说，对于生活，别去分析它，去过它。”他说。
安德烈的高尚让我气也喘不过来。这高尚让我窝囊。
他转脸看看我，说：“假如你做了任何需要我谅解的事，我想你已经得到了我的谅解。”
我突然明白我窝囊在哪里：一个人只小小行了回窃，得到的发落是：“无论你干了什么，你都被宽恕了。”这人必定辩解：“可我并没有犯什么了不得的罪过，我只是……”裁决者却说：“不必解释，我并不需要你的解释；不管你犯了什么了不得的罪过，我已经决定宽恕你了。”……于是这个小小行窃的人感到这宽恕太富裕了，太过剩了，太阔大无边、无所不容，因而也就太不原则，太不分青红皂白。这个小毛贼几乎觉得委屈和愤愤不平；这样的宽容简直大得包罗万象、藏污纳垢、不了了之；它的宽宏大量能容得下杀人放火的滔天罪孽，对一个有贼心没贼胆的人活活是浪费！因而在他领受这份宽恕时，他心里便嘀嘀咕咕，老大地不服气；他无以受用这份恩德，却得领情。而谁能领下这样一份博大的情分呢……
我能这样稀里糊涂领情吗？在我被宽恕、被救赎的余生中，这情分不是铺天盖地、天罗地网一样吗……在安德烈离去后的两天里，我便是这样满心窝囊，又是满心感恩。我有着一张狗似的寻寻觅觅的脸，走进“测谎实验室”。我不记得我说了什么，但我大致清楚我没说几句实话。理查·福茨和大脸蛋一块儿为我送行，祝贺我们之间的合作终于结束。他们没告诉我测谎的结果，我的多少谎言被识破。也许他们认为我也学过前苏联克格勃的“深呼吸反测谎技巧”。总之，他俩把我送进电梯，闹喳喳的热情包裹着我，让我半点也别想看清我的测谎成绩。大脸蛋说他买了去中国观光的团体票，要我介绍几家好吃便宜又卫生的馆子。我满口答应：“好啊好啊——我回去好好想想，再把那几家馆子的名字和地址列下来，寄给你。”
“谢谢，谢谢！”
“哪里，哪里。”
便衣福茨是两个便衣中较为沉静的，见大脸蛋跟我处得如此难舍难分，他眼里闪过蓝色的轻蔑，意思是我跟大脸蛋戏都过了。
他等我们热闹完了，很帅地走上来。他今天穿了条种玉米老农的背带裤，却显得尤其相宜。
“代我恭贺安德烈·戴维斯。”
“好的。”
“你至少该问问恭贺他什么。”
“随便恭贺什么。”我真正要恭贺的，是你们不再烦我了。把我搁进档案夹，厚厚实实的真话与谎言，紧挨着赛珍珠、福克纳、系主任和刘先生。
“他要出任副大使了。还有，你们的婚礼，我真愿意参加。”
“我也愿意邀请你。”你可别拿我的话当真。我现在已学会了美国式的热络：动作特大，有口无心。
“你真愿意邀请我，我一定来。”
“阿书会在那儿。”你和她的“性邂逅”有没有突破？显然有所突破，因为阿书专门打电话给我，要我好好打听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便衣年薪到底有几万。
“我相信阿书会是个漂亮的伴娘。”便衣福茨说。
我说：“阿书将会是更漂亮的新娘。”你要想真正闹清阿书是怎么回事，早着呢。你得先闹清中国，历史的现代的；你得闹清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那可不是你们理解的政治卡通；你还得理解我们这一代，阿书、我、我们。我们生在理想最有生机的年代，却在理想变成一种怀旧时完成了我们的成长。奥克塔威亚·帕兹说，墨西哥民族的谎言是门艺术。在我们这一族，谎言更像是玩笑；谁开不起这个玩笑，谁就不能进入我们的游戏。能否进入阿书的丰富多彩的游戏，能否在其中得当地娱乐，那全看你的了，便衣福茨。
两个便衣把我一直送出大门。俩人的单薄衬衣在杰克逊大街的风里直抖。杰克逊大街的风似乎总比芝加哥其他街道来得大。或许这又是我的谬误印象。
便衣福茨等待大脸蛋跟我婆婆妈妈地道完别，才走上来。风吹动他火红的头发，使他有了一股英雄气概。他一只手插在背带裤兜里，另一只手迎着我的手上来。戏没有过，这是理查的优点。
“保重。”他说。
“你也保重。”
“希望很快能再见到你。”
“最好别‘很快’。”
他明白我指什么，明眸皓齿地亮出了他的招牌笑容。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在他不大不小的手攥住我的手时，我注意力开了小差。我在想他这只手触在阿书乳房上，一定蛮不错。我也许还想到了我们的父母，阿书的、我的、我们的，把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同人们开玩笑。我在那一瞬间，似乎还想到，这个年轻漂亮的便衣，一定觉得他自己把谁给救了。救了谁呢？他的国家、人民？他的政府？或是阿书？或是韩国小姑娘“阳光灿烂”，抑或是我……
我沿着杰克逊大街往前走。地铁出口冒出一股股龌龊的暖流，沐浴着我。我想便衣福茨很可能感觉他把他的人民牢牢置于他的保护之中，置于我这类人之外。他的英雄气概来自他的信仰：他再次将他的人民救了，从我这儿救了。
我给了一个抱孩子的乞丐两个角子。有一回我在深夜赶路，偶然看见一个抱孩子的乞丐打开襁褓，里面是一堆垃圾和一个婴儿帽。今天我不计较他的襁褓是否有诈。原来同世界开玩笑的不只是我们。他们也不是存心要开玩笑。他们也不是存心装出等人来救赎的可怜模样。事情妙就妙在这里，谁都不是存心的。
这个站在床边倾听的三十岁女人是我。这个对我倾诉个没完没了的人是刘先生。这个时分是一九九四年七月的傍晚，刘先生脸上有种可疑的清醒。
从他中风之后，他的女儿跟我保持颇密切的联系。她说她实在受不了她父亲，因为他一句英文也不记得了。她请了一个中国保姆，保姆也抱怨她猜不透刘先生整天在讲些什么。他请保姆到弄堂口去叫一客白糖莲子粥来，因为他什么也吃不下，只想吃那种粥。他要保姆把无线电好好替他穿上，因为无线电是他最感到温暖和开心的……保姆问：“温暖和开心的什么？！”他说他想不起来了。他拉拉保姆的衣服，说：“难道它不叫无线电？”
诊断是中风毁坏了刘先生一部分脑筋，让他的现实记忆全部消失了。他的记忆停留在前三十年，在中国，跟他的菁妹相恋的时候。英文属于他的现实记忆，而他曾在上海说的三两句点缀式的英文似乎跟他后来作为第二母语的英文没什么关系。经过那位保姆一个星期的观察，她认为医生的诊断还不够精确。刘先生保存住的那前三十年的记忆中，所有的东西都被他重新命名了。保姆说：胡乱命名。
奇特的是，他不是对每一样东西都胡乱命名，也不对任何一件东西坚持使用他刚刚启用的新命名。比如他昨天说：红烧窗帘好吃，明天再烧。第二天再给他端一碗红烧豆腐去，对他说：喏，窗帘烧好了，你昨天要我再烧的，我照原样烧来了。他会斯斯文文纠正你：窗帘是不可以吃的。这是写字台。今天写字台烧得老了一点儿，不如昨天烧得好吃。菁妹，你很喜欢寻我开心，怎么把写字台叫成窗帘？
医生们伤了一阵脑筋，重新命名了刘先生的病：“命名性失忆加联想阻障症”。
刘先生却总是在一小部分记忆上联想通畅，命名也没有谬误。比如他说：菁妹你不在的时候，我觉得魏小姐人也不错，长相也好看；你一来，她就不能看了。他还说：我写的女主角都是脑子里菁妹的样子；菁妹来演，这个戏一定好看。不过我没有那么大方啊，让菁妹做了女主角，她不就跟魏小姐一样了吗？那观众有了女主角，我就没了菁妹。
这一个来月，他和我讲的，大致是这些话。当然我既是我自己，又是菁妹，又是魏小姐，还是一个无名目无面孔的听众。如同坐在戏台下黑暗中的任何一个人，被一道灯光的墙跟他隔开。他说他的道白，知道我肯定在那里看、听，给他打动。刘先生在这个时候，两眼的迷幻，显得只有三十岁。
玛伦达花了两千六雇了个对她父母有较好的理解力的保姆，就是我。她像看恐怖片一样瞪着大眼，看我扶她三十岁的父亲在游泳池边散步。她父亲说，去替我把黄包车捡起来，我立刻俯身捡起了熟透的柠檬。玛伦达用英文问我：他老念叨的菁妹是谁你知道吗？我说我当然知道。玛伦达觉得我是有妖术的。
“医生说，随着我父亲的康复，他可以再学习正确的名称。”玛伦达想用个乐观远景诓我，也可能诓她自己。
我心想，刘先生，您以后还有苦头吃呢。您女儿将会是个很坏的学监。
玛伦达常常感叹她自己的英明。她在试了五个保姆失败之后，灵光一闪似的，突然想到了我。她说：“我这人还算有福气，总是在绝境边缘有人搭救。”
玛伦达，你的确有福气。我总是这样心服口服地说。只是纤毫之差，你就成了我，或者我就成了你。人和人的错过，能错过这样多，错出个我和玛伦达来。我很想告诉她，她在我濒临绝境时给了我转机，但我总是错过讲一句感激话的时机。这话一讲，玛伦达说不定会认真考虑拯救我，或说搭救我。换句话说，是帮助我。反正英文里面“救救我”和“帮帮我”是一个词。我不是穷得受不住，而是被人救得受不住了。我一时间觉得自己活着就为了许多人有命可救。我知道他们的好意、他们的高尚，但事情总是不知哪里打了结，有点儿误会，有点儿乖戾。
玛伦达一开始说：“如果你试工通过的话，我付你一千六一个月，食物房租汽车都免费提供。”
“可我不开汽车，所以免费提供的汽车对我不算一项福利。再说，你也少付一笔开车的保险。”
“那好，我付你一千八一个月。”
“我的伙食费，你认为是多少？”
“六百。”
“那这样吧，你把伙食费给我，我自己买吃的。我心想，在美国最不容易办到的，就是饿死。尤其在刘先生那样的豪宅，即便一文不花，也是饿不死的。刘先生吃不了两口，我只需搜罗搜罗他的残剩，也足够吃饱。更不用说他满园子的水果、枇杷、李子、橙子、苹果……”
“好的，我每月就付你两千四好了。”
“那你打算给我买医疗保险吗？”
玛伦达马上满口答应。
我说：“把买医疗保险的钱也付给我。我从来不生病，万一生病我自己花钱去看。我想，一个人得生得起病，才会生病。”
“看医生很贵的！”
“放心，我自己负责。我可以跟你签一张协议。”我想玛伦达大概不清楚美国存在着一种医院，那里你也听得到呵斥，看得见冷脸，吃得到廉价药。那里专门医治赤贫者。
在二十分钟内，我的工资从一千六涨到两千六。
我在赴任之前，去了趟华盛顿。走出飞机之后我马上想再钻回去。我专门来一趟，是想最后见一见安德烈，就消失掉。打着消失的主意，却又要好好露一面，好好挽回一下自己的印象。是荒诞还是作态，我决定不下来。或许二者兼有。
我没有预先把旅行的计划通知安德烈，因此我下了飞机没有一个拿着独枝红玫瑰的迎候者在等我。我先去电话间给阿书打电话。她照常不在。米莉照常躺在床上看电视。她说：“啊哈，是你！你又大老远跑来，往同一个竹篮里接着放鸡蛋啦？”
我说：“嗨，米莉。”
“你看上去小脸蜡黄。”
“你好吗，米莉？”
“你告诉我你听上去为什么会这么垂头丧气。快告诉我——你听上去很不妙。”
“我实际也很不妙。”我干巴巴地哈哈笑几声。
“你的竹篮子打翻了？”
“差不多。”
“再找一个新竹篮。不，找八个。告诉你，一个你这样的小可怜儿，在这个年纪，应该不难同时往八个竹篮里放鸡蛋。再过两年，你就只能保持四个竹篮了。到了四十岁，一个女人只能守住一个竹篮。过了四十岁的女人，就难找到好的、新的竹篮了。你还嫩着呢，别担心，用不着小脸蜡黄。”
“谢谢你。”
“不用谢。”
“米莉，有件事想求求你：我可以住在你那儿吗？我会非常感激你的……”
“不用感激我，因为我不会让你来住的。”
“那好吧，米莉，再见。”
“答应我，别再让我看见你这样灰心丧气。”
我答应了米莉。挂上电话，我打了安德烈办公室的电话。却没有人，留言机上是个陌生、苍老的声音。说若是找戴维斯先生，很遗憾，他已不在此办公室了，请留下姓名……
我想，安德烈正在准备赴任赞比亚，正在走向副大使单间办公室的途中。
我再次给阿书打电话。接电话的再次是米莉。我马上说：“对不起，拨错号了。”
我在机场候机厅走投无路地踱了一阵步，这才给安德烈家里打电话。电话留言机上仍是他寻开心的声音：如果你是我亲戚，请按l；如果你是我的朋友，请按2；如果你想推销东西，请立刻挂上电话……我留了言，请他尽快到机场来。我撒谎说我只能待几个小时，是来华盛顿办趟急事余下的一小截空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