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一早，我被门铃声吵醒。等我披上大衣，奔出卧室时，见里昂已下楼去开门了。里昂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一般在清晨五点结束排练。从我醉醺醺闯上他的门那天傍晚，他决定搬过来同我做伴，直到王阿花从旧金山回来。在寒冷广漠的空间里，我们大致谁也碰不见谁，“做伴”是抽象的。
我将头探出窗口，看见楼下停了辆深红色的车。一个穿米色风衣、戴黑色长围脖的高大身影正踱着步。我一下子醒得十分彻底——这个高大男子是安德烈。
里昂把他领上楼来。在楼梯上就听见他们在交换姓名，相互自我介绍。然后安德烈说：“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开个室内网球场啦……”
安德烈上来拥抱我。我瞥见里昂避开眼睛。他说他正在通电话，就不陪我们了。
安德烈问：“这就是你跟我提到过的音乐家里昂吗？”
我并不记得我跟他讲到过里昂。
我听见里昂在海青的画室里继续通电话，随口应着安德烈：“是，就是他。”
我看出安德烈还想问什么，但克制住了。因为我在搬家前告诉他，我的室友叫王阿花，是个女画家。我见安德烈开始解围脖，便说：“在这房子里，你不该减衣服，是该添衣服，一个冬天的寒冷都库存在这儿。”
我到灶前去点火。这里煮咖啡的方式很落后，我让安德烈耐心些。他前后左右地跟着我，似乎这么空荡荡的大屋，他不紧跟我就会失去我。他解释他突然到来的原因：他昨天晚上发现一张航空公司赠送的机票马上要过期，便当即乘了去机场的地铁。他说那时已是半夜一点，他无法和我通电话。他打算早晨到了芝加哥再通知我，而他在机场一连打了两小时电话都打不通，我这边始终是忙音。他便去租了汽车，直接开来了。我想，他这样解释可真吃力啊。
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盒鸡蛋，里面还剩四个。安德烈一眼看见蛋盒上的减价签：几角几分。他拿起蛋盒，看一眼上面的日期：早就过期三个礼拜了。我这儿所有的食品：糖、面包、麦片、饼干、玉米油，全是那种白纸黑字的廉价物品。这些简陋包装的东西是对贫困者半救济的出售。这所房子里到处能见到如此的黑白商标：洗衣粉、洗碗液、洗头水和肥皂。它们对安德烈来说，显得刺目的陌生。
他终于忍不住了，说：“别忙了，我们出去吃早饭吧。”
我说：“咖啡都煮好了。”
他说：“走吧走吧。”
他一分钟也不想在此处多待，将我的绒线帽、围脖一股脑扣上来。他感到这个空荡荡的大屋不容他。四壁挂着的王阿花与海青的作品都冒着一股年轻的怒气。这股怒气原是无处可施，而安德烈却感觉到它是针对他的。
我们向门口走去。安德烈忽然停住脚，打量了我一下，然后他取下我的围脖和手套，往门边的破扶手椅上一扔。他用自己黑色的纯开司米大围脖将我的头脸仔细包裹好。里昂从海青的画室出来，正看见这个动作。安德烈的手势把我弄成了一个布娃娃。
里昂愣了一下，像是刚刚认识我是谁。
我假装随口客气一句：“里昂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我知道里昂从不吃早饭，他一般在下午四点开早饭，清晨五点开晚饭，我更知道，即使里昂破例把早饭开在上午八点，他也绝不会跟着我和安德烈去一个布尔乔亚的餐厅。那儿坐着挣月薪、读股票消息的中产阶级。里昂认为中产阶级是美国个性消亡的一个铁的证据。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中产阶级是消灭真正艺术的大军，是精神、文化的垃圾处理器——有多少无灵魂的音乐、绘画，都可以朝这部巨大的机器倾倒，都会被吃进、消化、排出。这个巨大的机器可以改变艺术的原则，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内的艺术家，诱引他们去画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灯罩。
安德烈也说：“对呀，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吧。”
我在安德烈声调里听见的全是诚意。
而里昂却听出了施舍。他脸上有了层冷酷的笑意。
我说：“里昂可能刚刚回来。他从夜里工作到早晨。”
里昂从我话中听出的却是急切的表白：这个艺术瘪三跟我没什么关系，他活在夜里，我活在白天。
里昂说：“知道哪一家的早午自助餐最棒吗？”
安德烈说他知道林肯大街上有几家不错的。
里昂说：“那些没什么意思、雅皮的地方。”
安德烈在里昂的话里听出了进攻。他心里一阵好笑：你这样自以为是的人活得连基本体面都不要，可以靠失业金、救济金去糊口，对辛勤纳税，将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变成税务交给政府，再由政府变成你的失业金或救济金——这样一批对社会负着重责的人，你的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你认为你那些晦涩不堪的东西就是真正的艺术？你的生活方式、情趣雅不可耐就正确？
而我在安德烈的大段潜台词中，只听到他的诚意：他的确想款待一下里昂。他说：“好吧，你带我们去一家不‘雅皮’的餐馆。”
里昂当然不会去的。他觉得安德烈把零钱扔给街头乞丐也是以同样诚恳的态度。安德烈每星期日下午到一家残疾人的福利工厂去义务劳动，给残废人生产的罐头写西班牙文、法文、荷兰文的产品介绍，这事里昂一听准会仰天大笑。
“好的。”里昂说。
他对安德烈的邀请接受得很痛快，我不知他是怎么了。我看他一眼，他一点儿挑衅的意思也没有。他很快套上了那件永远的皮夹克，一条马尾梳得整整齐齐。
我坐进安德烈的车后，一阵怀疑涌上来：这车分明是安德烈在华盛顿开的那辆。对于安德烈这样百分之二百讲实话的人，编那么大个故事，太不寻常了。我要里昂坐到前排座上，理由是要他领路。真实的理由，是我想独自坐在后面，好好看清一个诚实人撒谎的道理。
然而我却怎样也看不清。
车窗上有泥点。安德烈的车从来没这样脏过。他开车稳重，看见水洼便缓下车速。把泥水溅到两侧车窗玻璃上，安德烈需要喝五杯伏特加才干得出来。而安德烈从来不可能狂放到去喝伏特加。他有他俄国祖先狂放的神情举止，内心却是美国式的：理性，负责，好自为之。
我们走进餐馆时，店堂里还冷清。门厅里居然插着几枝中国梅花，那暗红色显得十分珍奇。店堂并不大，几乎像一个大宅子的宴会厅，中间摆一个玻璃长几，上面陈列着六十来种食物精品，从陆地到海洋，一切允许出现在午前餐桌上的东西，一应俱有。一共有三对银发夫妇在用餐，他们一声不吭，侍应生却读得懂他们的每道指令，一声不响地去替他们取来冰块，或满上果汁，或更换盘子。整个餐馆里穿梭过往着静默的殷勤。那种不苟言笑的高雅让我气也喘不上来。
我们三个人只有安德烈的着装勉强跟这里的氛围搭得上调。这里的确没有“雅皮”气，却像皇族来的地方。
侍位员将我们安置下来后，一个侍应生推一辆玻璃小车跟随着我们。我回头朝他看一眼，想问问他这样鞍前马后算是干什么的。里昂却正好把选好的一盘水果搁在车上，我便止住了已到舌尖的发问。原来里昂可以活得如此豪华。他已漫不经心地开始进餐，而安德烈和我还没完全看清桌上珠光宝气、玲珑剔透的食物都是些什么。
我听安德烈向我推荐墨西哥的一种仙人掌类水果。他说他还是十五岁那年吃过它，却在冰天雪地的芝加哥再次见到这种稀有热带果实。他对我耳语：里昂是极端分子——要么极端贫穷，要么极端贵族。
“你呢？”我抬起眼睛，盯着安德烈的脸。他至少有两个早晨没好好刮胡子。
“我怎么？”他笑眯眯地反问。
“你突然来这里，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他还是笑眯眯的，“就是想看到你。”他又转了话题去介绍一种起司。安德烈在介绍任何艺术品、诗歌、建筑、酒类、食物都用相等优美的语气，都是毫无偏见毫无歧视地把它的一切优点、缺点娓娓道给你，选择完全是你自己的。
“到底是为什么，安德烈？！”
“到底是为了我爱你。”他把这话讲得非常家常，像已经这样讲了五六十年，如同那三对银发老夫老妻。
他的声音很轻，手上的银叉敲在水晶盘子上，发出晶莹的声响。而里昂却听见了。他的两个胳膊肘正典雅地悬在空中，切开一片透明的熏三文鱼。我看见他的动作就那样悬着。
安德烈为我铲起一片冰清玉洁的鲍鱼。我说：“谢谢。”
他说：“别谢我，爱我。”
我说：“好的。”
他说：“什么‘好的’？”
我说：“我爱你。”
我这句话让里昂复活了一般狼吞虎咽起来。我和安德烈落座之后，里昂说：“谢谢老天爷。”
我和安德烈一齐看着他。他抿着嘴唇，优雅地嚼着，然后从容地吞咽。他用餐巾抹了抹嘴唇，才说：“他们很开恩，今天没放音乐。好音乐是不应该就着饭吃的，坏音乐又太败胃口。所以这家餐馆长进不小，终于懂得：不该拿音乐糟蹋食品，也不应该拿食品糟蹋音乐。”
安德烈哈哈笑起来，是那种该发生在Denny"s或Sizzler的笑声，是卡车司机歇脚的车马大店里生发的笑声。它和银器、水晶相击而出的秀丽声响很不相宜，因而引得所有银发恋人们回过头来。他们表情清淡的脸定了格，朝向我们三个人，意思是：幸亏我们不必与你们共享一个人间太久了。
当安德烈第二次起身去取食物时，里昂抬起眼睛看着我。他眼睛从来没这样黑过，我觉出一点儿不妙。
“你说了谎。”里昂说。
“什么？！”
他的眼睛紧咬住我的注意力。当里昂这样咬住谁，谁都别想逃。我怕安德烈这一刻会朝我们看过来。任何人此刻看见里昂的目光都会明白他对我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硬是挣扎着摆脱了里昂的眼睛。
里昂哼哼地笑了一下。惨淡、轻蔑、狰狞，都在这笑里。他说：“你不要装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说了谎？！”
“你说你爱他。”
“我是爱他。”
“撒谎。”
“你凭什么说我撒谎？”
里昂不作声了。我瞥了一眼安德烈。他正背对着我们，在等待厨子现场给他煎蛋。我怀疑他是觉察到里昂与我的争执，存心多给我们一些时间争出分晓来。
里昂说：“你会爱这样一个人？！”他声音压得只剩了一股股急促而猛烈的气息。因此不用去看他的脸，我也知道他怎样在咬牙切齿。王阿花对这副咬牙切齿的尊容，是熟得不能再熟。
“请问，‘这样一个人’你是指什么？”
“你知道我指什么。”
“我不知道。”
“你知道。”
我忽然感到王阿花的肉体和精神进入了我，她刮他大耳光的激情在我手心上导火索似的“咝咝”冒火花。我一时间想到王阿花对他的所有判决：自恋，狂妄，以自我为准绳，裁决一切是非。
里昂这时说：“女人真可怕。天下的女人全一个样，为了一点儿实惠，可以哄骗自己，哄骗其他人。”
“我怎么哄骗了？”
“你说你爱他。”
“我说的是实话！”
“噢，拉倒吧……我可以马上告诉他，你是个说谎精！”
“里昂，我没想到你这么卑鄙。”
“我也没想到你这样卑鄙，并且这样庸俗。你知道吗？你俗不可耐，别以为你跟其他女人不一样。你也一样是想找一份平庸的温暖，找个男人，只要他能让你混饱肚子。你们女人全一个德行，没有灵魂，所以你们不介意谁来占有你们的肉体！”
“你可算说对了——我们女人全一个德行……在出卖自己肉体的同时，让自己找到平衡，就闭着眼说：我爱你……我们爱能够为我们牺牲的人。”
我和里昂的争执已开始重叠。“咝啦啦”的煎蛋声也与我们的话语重叠起来。
里昂的下巴指一下安德烈的脊梁，说：“他会为你牺牲什么？如果他为你牺牲，你早就可以请FBI去见鬼了。正因为他不想牺牲他的所谓前途，你才必须忍受FBI的骚扰。请问他到底为你牺牲了什么……”
“即便这样，我也不需要谁为我牺牲一个肾。”我说。我明白我恶毒起来风度也不错，不亚于里昂。我柔声细语地揭了他的底。他的不堪入目不堪回首的痛处。我的恶毒含蓄小巧，如同闺秀气十足的漂亮匕首。
他果真被我一刀刺中，眼睛的黑色褪败了，他的视野一片惨白。他想：这是个多歹毒的女人，我如果手里有枪，立刻把这张白净的面孔打个稀烂。她哪里配男性们的吻？她歹意十足的微笑只配男人们的唾弃。
我看见里昂在内心对我的唾弃，对一切女人的唾弃。
“你们在谈什么？”安德烈捧着两只完美的煎蛋回来。七成熟的半透明蛋白罩住两枚一触即碎的嫩蛋黄：“看起来你们谈得很投入。”
我想，索性鱼死网破吧。安德烈可以立刻止住国务院安全部以及FBI对他的要挟。老少便衣们也可以不必在疲乏不堪中拿我这么个庸碌之辈当大人物——安德烈和我的关系一终止，他们便可以歇口气，去哪儿度个假，爱老婆疼孩子。我呢，也可以好好做我的穷留学生，清清静静拿到我的学位，然后我要么去做与里昂相同的艺术瘪三，要么去做和他不同的艺术瘪三。无论我做什么，总落得一份清静，谁来烦我，我就对他说：去你妈的。
这样想着，我便觉得神清气爽。
里昂起身去取食物，我跟在他后面。我对他说：“你用不着威胁我。你也威胁不着我。”
他看也不看我地说：“你敢确定？”
“完全确定。”我说，“懂中国一句俗话吗，里昂？叫做‘赤脚的不怕穿鞋的’。”
中国人里昂说他不懂这句中国话。
我说：“那你一会儿慢慢去懂吧。”
“你要干什么？！”里昂警觉地看我一眼。
“我不干什么，就回答安德烈的提问。他刚才问我和你在谈什么。”
“我没有告你黑状的意思。我也不想破坏你们的关系。”里昂说。他那个害怕负责的天性冒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