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成功。”我现在这双尼龙踏雪靴，就得自那个捐助晚会。它们比我的脚大两个号码，但那很好办，牧师太太给我在鞋尖里塞了两大团药棉。整个晚上我都在讲述我童年的故事。有关粮票、油票、肉票的故事，有关我和一群孩子早晨五点去抢购八分钱一斤的猪骨头的故事。我还讲到我们这些孩子如何希望吃到芒果，当有人告诉我们远郊有几棵奇特的幼树是芒果树时，我们总是步行十几里路去浇灌它们；当我们听到芒果树如何金贵，必须用糖水或蜂蜜去浇灌才会结果的神话时，便献出每月每人仅有的那点定量砂糖……我讲到那个夏天，我们终于发现幼树上结出的玩意儿是毛桑果时，两个老太太竟为我们失望地落了几滴泪。等我把我所有童年故事讲完时，百分之八十的女人们手里都出现了面巾纸。她们遥远地为一群中国孩子流泪，为他们没有生日蛋糕，没有大包小包的圣诞礼物，没有芒果而掉泪。我却想不起那个有关芒果树的故事是我听来的，还是亲身经历的。我只是感觉到她们爱听这样的故事，我把故事尽量讲得称她们的心。在晚会之后的几天里，我每天都收到十来封信。信的内容是对我的“芒果树故事”所发的感想。这些真切、质朴的感想是伴着一张五十元或三十元的支票寄来的。牧师太太替我一张张地理出支票，满脸自豪。她一点儿没觉察到我的难为情。每一张支票，每一句情真意切的“感想”，都让我对“芒果树”的真实性增加一点疑惑，对我的处境增加一点悲哀。即使“芒果树”是我真实的童年故事，我难道必须要依仗这类故事——带有荒诞创伤意味的、滥情而不免有几分卖情感狗皮膏药的故事去乞讨善良的美国人民五十元、三十元的同情吗？我知道晚会上绝大多数捐献同情的人们，在他们幼年时期都听到长辈这样的话：“你居然不把牛排吃完——知道吗，那些可怜的中国孩子一天连一顿饭也吃不上！”便衣福茨一定也听过这样的话，因而他一点儿不认为他在和我过不去，相反，他任重道远地在曲线拯救饥饿中或可能落入饥饿的孩子们。如同他救那个韩国小姑娘“阳光灿烂”。他认为他是这类小姑娘的保护神。假若我的童年有他这样保护者的曲线保护，我不至于用仅有的二两白糖去浇灌冒牌芒果树。
空气越来越稠厚。理查的每句话都把一股生洋葱加酸黄瓜的味道增添到我必须去闻、去呼吸的空气中。我从早晨到现在尚未进过食，因而他闻到的，便是我饥饿的气味。我知道他和他的女朋友吹了，阿书告诉我的。我一边回答理查的提问，一边在脑子里乱跑题。我没办法，曾经每周的政治学习，我若脑子里不跑题就会像此刻一样困得腾云驾雾。
“你不喜欢我的用词？”理查问。
“哪里。”我说。
“那好，我可以不称他为有前科的人。”
“你随便。”
我又鼓起鼻翼，不露痕迹地打了个大哈欠。
理查的每个句子都吐成一团气味，几乎是固体的。因而我在昏昏欲睡的感觉中，他的每句讯问都是一个准固体的生洋葱、酸黄瓜、熏牛肉三明治。这个想法使我困得没那么惨了。我非固体的饥饿与理查的准固体三明治在这五平方米的审讯室碰在一块儿，不知谁在消灭谁，不知谁在讽刺谁。我和理查的气味在空中纠缠得难舍难分……
“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背叛安德烈·戴维斯？”
“你也管这个？”这是居委会管的事——在我的祖国。
“当然不管。”
“你管也没关系。无所谓。”
“希望你不要认为我像长舌妇。”
“我也希望。”
“你希望什么？”
“你希望我不要把你看成长舌妇——我也希望我不把你看成个长舌妇。”
他笑起来。不是长舌妇的笑法，是个二流子的笑。
“对不起，我不该操心你的道德。”
“没关系。”
“你好像不担心自己会对不起安德烈。”
“我是不担心。”
“哦？！”
“因为我不打算对不起他。”
“那你和里昂……”
“你别为我和里昂担心。”
“不，我是说……”他又是一个二流子的笑，但他停住不说了，生怕我吃不消。
“你是说，我这儿跟安德烈·戴维斯正搞着‘正式罗曼史’，私下里又去跟个有前科的里昂勾搭。所以我请你放心。”
“你是‘临时艳遇’？”
“现在还不是艳遇。如果成了艳遇你更该放心了。”我看着他吃力地在理解我，漂亮而浅薄的眼睛很慢很重地眨一下。“你看，假如我跟里昂成了艳遇，也就省了你啦。”你还不懂？“我要是取消了和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婚约，不就没你什么事了吗？你们对我的审问，还有什么审头？”你一小时少说挣五十元吧？美国人民辛辛苦苦工作，老老实实纳税，就让你糟蹋在我这个“案子”上。
“这不是审问。你不该把它看成审问。”
“行，不是审问。”那是你不误正业喽？“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也一再跟我说：‘这不是审问。’”
“他们也开始介入了？”
“我以为你们知道。”你少跟我玩“中统”、“军统”。
“他们都提了些什么问题？”
“例行问题。”
他失神了一会儿，眼睛的蓝色也褪去一些。我跟里昂若真搞起任何类型的“罗曼史”，就得让便衣们（无论哪个部门的便衣们）彻底前功尽弃。这样一想，我大致不困了。
“你上礼拜二晚上遭了抢劫？”
“没错。”我的五十九块现钞、一个假钻戒，都在十秒钟之内落到了盗匪手里。那盗匪十七岁，或更年轻些。我一点儿事都没让他费，把假首饰真钞票全给了他。他手里的刀大概不是假的，但他持刀的姿势不太像真的。我好说好商量地请他把我的身份证、学生证扔下再跑。他扔下了我的学生证。这也不坏了，学生证能使我买机票的时候得到大折扣。
“当然，你也有过错——你不应该在半夜十一点步行。芝加哥南部，白天你都不该独自步行。这是你的不是。”
“是的。”你呢？我给人抢劫，你不去追杀那个劫匪，反来审我，找我的不是。
“以后你绝对不要一个人走夜路。”
“我十点钟下课。乘不起出租车，你说我不步行怎么办？”
“我是担心你一个人在夜里步行，那个轻量级抢劫恐怕是所能发生的坏事中最美好的一桩了！你就不应该从牧师家搬出来！”
“嗯，可能那是个失策。”牧师太太又在筹备更大的一次捐助晚会，要我准备至少十个像“芒果树”那样的故事。她这次的雄心大志是争取筹到我下学期的学费。因为我的奖学金落了空，我的学位可能会流产。牧师太太说她一定把四五百个人集合到更大的教堂，去听我的滥情故事。我比较讨厌卖“情感狗皮膏”的人，尤其对自己卖狗皮膏药的形象感到恶心，所以我千恩万谢了美好无谎的牧师夫妇，紧急搬离了他们甜蜜温暖的宅子。当然，我紧急搬家的理由也是紧急中胡乱撒的谎。我告诉他们我的好友王阿花身怀重孕，行动不便，随时有生命危险。我不能把她孤零零一人撂在巨大贫民窟里，见死不救……我的谎言抑或半实话打动了好心的牧师夫妇。他们遗憾地看着我背着四个行囊走入了芝加哥的春雪。
“那是很大的失策。”他说。
理查·福茨的脸又有戏了，他一定认为自己这张含有潜语的面孔非常好莱坞。他的潜语是：你看看你看看，为了图奸宿的方便，在盗匪横行的芝加哥南部冒抢劫、凶杀、强奸的险——很大的失策。
“你被抢劫了之后，立刻报警了吗？”
我立刻坐下了。坐在暖气稀薄的大房子里，裹着围巾戴着手套穿着雪靴，默默地坐了一小时。我想不通的是我这个经历了真正战火的正牌军少校，怎么那样好讲话地把钱包掏个空，交给了一个毛孩子。
“为什么不报警？你应该立刻报警！”
“我不想报警。”
“为什么？”
“没那个激情。”是你让我对英勇的芝加哥警察倒了胃口。你这便衣，让我没人可信赖，没人可依靠。
“报警要什么激情？！”
“那我换个说法：我是没那精力。有时跟警察打交道比跟匪盗打交道还累人。”便衣警察呢？当然更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