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系里的会客厅，一个男人上来，自我介绍说：“我是美国国务院安全部的。”
我瞄了一眼他塞到我手里的名片。上面的职位、姓名同他这个人一样平淡，我肯定在一小时后会把他和它们全忘干净。唯一使我踏实的是他的平直刻板；他没有便衣福茨那样明眸皓齿的笑容，也没有大脸蛋的热络，因此我断定我眼前不讨人喜欢的脸，是相对真实的。他不信赖我，也不需要我信赖他，这一点让我舒服。我和他握手，完成了起码的开场白。他的手跟我的手一样不得已，一样的满是倦怠。
“请你协助我在一小时之内把这份表格填完。”
“什么表格？”我看着他从公文包里抽出几张纸，铺在茶几上。
“有关你基本情况的表格。”他掏出笔，又说，“我问，你答，我把你的回答填进去。这样我们有希望在一小时之内办完这桩事。”
我肯定他真正想说的是“这桩鸟事”。
“这表格跟FBI的，有什么不同吗？”
他一下抬起脸，问：“什么FBI？”
“美国不就一个FBI吗？”
“FBI怎么了？”
我看着这张缺乏特色的脸，看上去不像装蒜。我说：“你们跟FBI不是一回事？”
“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是国务院安全部的；我们怎么可能跟FBI一回事呢？！”他用笔的屁股把眼镜往上挑挑。他的嘴唇在吐出“FBI”三个字时，微微向下撇，像是咀嚼到某种不妙的味道，倒他胃口。
“噢，我懂了。”
他再次抬头看我一眼。他对我缺乏兴趣。他说：“你懂了？那么刚才你没懂的是什么？”
“我原来以为FBI让我填了那么多表格，我就用不着填你这份了。”
“FBI为什么让你填表格？”
“为了调查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关系啊。”这不明摆着？
他原本坐在沙发上，低头俯向茶几，打算往那表格的栏目里填内容，此刻却渐渐还原成正常坐姿。
“外交官员的安全审查，是国务院安全部的事。跟FBI有什么相干？”
他想说“狗屁相干”，但他缺乏说脏字的激情。这类在各方面都缺乏激情的人非常适合为任何官僚机构工作，“你的意思是：FBI跟你打过交道？”
“正在打交道。”
“不可能吧？”
我怎么看他的懵懂都像真实的。我笑了笑，眼看这个缺乏激情、缺乏表情的人被激怒了。
他说：“FBI没有权力插手到这件事里来！”
我告诉他我跟那两位便衣打的交道已相当长，以钟点计算的话已长达四十小时。
“我已经告诉了你：他们没有权力过问我们国务院外交官员的事！”
他的愤怒也不像做戏。我想说那两个便衣的确很讨厌，但又一想，坐在我面前的这位也是便衣。当着这位便衣的面讲其他便衣的坏话，可能对我不利。
“四十小时的讯问？！”
“加上电话上的谈话，有五十来个小时了。”我说。我尽量不让他感觉到我在挑唆。我面孔摆得平平的，绝不要他认为我有看热闹的意思，看他跟FBI火并的热闹。他若真跟FBI火并，大概也没多大看头。
“不像话！”他说。
我不知他指什么。我说：“嗯？”
“他们逾越了权限。”他说，“你有权利拒绝。”
“是吗？”我有没有权利拒绝你呢？
“当然！”他看上去是真的向着我，“如果我知道FBI瞎掺和到我们权限范围来了，我早就对他们说：喂，等等，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挣谁的钱？难道全美国纳税人付给你们的工资你们就这么胡糟蹋？杰夫瑞·达莫尔那样的大案有的是，美国平均每十七分钟就有一个孩子失踪，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把五十多个小时瞎耽误在你这样的人身上……你为什么不拒绝他们？！他们就是美国政府透支的原因！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见你的鬼去——你们有什么权力审讯我？！”
他真的向着我似的。
“这件事如果我的上司知道，会很不高兴。因为安德烈·戴维斯是出色的外交官。他应该在外交这行里有很大作为。他应该会晋升很快。他应该有做大使的可能。”
我问他一再用“应该”这个推断式语态是什么意思，他却没回答我，铅灰地瞥了我一眼，铅灰地叹息一下。我想问是否由于我和安德烈的这场“正式罗曼史”，安德烈本该有的良好仕途，现在都靠不住了。
“听说你们过了个盛大的圣诞？”
我说的确很盛大。我想这人在例行的讯问中突然插进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怎么回事。我问他和安德烈是不是熟人。他说他们管着两千多名外交官的安全问题，怎么也都不能算陌生人。
“安德烈·戴维斯的母亲是俄裔。”
“哦。”
“你们的圣诞过得很好吧——我相信。”
“很好。”阿书过得比我更好。每个人过得都比我好。我如履薄冰。劳拉每回提到安德烈如何劳她的驾、求她陪伴去买订婚钻戒这桩事，我就及时爆发一阵大笑，或大声胡诌一句对某人某物的恭维，或瞎编一段我父母的问候，总之立刻掐断劳拉的思路。安德烈的祖母和母亲都有那种烈性大笑，一触即发，任何一个人的笑都会触发她们的。老祖母一条手臂搭在我肩上，口口声声叫我“甜品”。她指着从礼品盒里取出的一只小陶罐对我说它多么珍贵，里面的蜂蜜是一群隐士酿的；因为隐士们心灵洁净，又隐居在深山老林，他们酿的蜂蜜滋味异常地好。她要我嗅一嗅，我便像狗那样打着响鼻地嗅了两下。劳拉正巧又把话题扯到了钻戒上，阿书偏偏要人来疯，跳着脚非要“瞻仰”一番。我急中生智地将那罐隐士蜂蜜一把搂进怀里，再学着美国女人接受礼物时的眉飞色舞、长吁短叹、受宠若惊：“哦，太棒了！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蜂蜜！”老祖母急着抢白我：“这个盛蜜的陶罐也是隐士们自己烧制的！每个罐子都不重样，每件都是艺术品！”我说：“真的？！”老祖母说：“我搜集了不少这样的陶罐，从来没见过重复的！”我的表情大概接近电影中的女演员——每当她们见到崇拜的偶像时的样子。我瞄一眼蜂蜜罐上的小卡片：是安德烈的母亲赠的。我立刻起身给了母亲一个重大拥抱，说：“谢谢……这么甜蜜的礼物！”阿书这时卖弄了一句“莎士比亚”：“把甜蜜的给甜美的。”我突然发现安德烈的母亲和父亲交换了一个古怪的眼神，同时所有人都不安地沉默了。我这才看见已到我身边的老头——安德烈的继祖父。老头儿伸出布满老年斑的手，从我手里夺过那罐蜂蜜。他有一双浑浊的童稚眼睛，还有两岁左右的孩子对所有权的认真神态。他说：“这是送给我的。”我刚刚完成感谢的拥抱，姿势尚未收拢。他又说：“你没看卡片上受礼者的名字吗？”他微微一笑，完全是个懂道理的孩子在吃了亏或受冷落时的克己微笑。他说：“这是我的名字啊。”我知道自己的脸红了，也知道在此刻脸红是很糟的。可我拿自己越来越红的脸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出来打圆场，我的窘迫似乎很有感染力，它把每个人都困顿在一个僵局里，坐立不是，哭笑不得，呆看着继祖父两手捧着那罐蜂蜜，踽踽走回座位。他一共只得到两件礼物，另一件是个计步器，给得过偏瘫的老人练习走路用的。我刚才险些让他可怜的礼物又损失一半。
“过节是很累人的事。”安全部来的人说。他已将表格填得差不多了。
“的确累人。”
“你指填表格还是过节？”
我笑笑说：“都累。活着就累。”
“没错。”他笑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好好地笑，“这话不该你说。该我这个岁数、这个职业的人说。你正在做我们美国外交官的未婚妻，你说累，不大合适。你看，你们定在六个月之后举行婚礼。婚礼之后，你才真正开始体味什么叫‘累’。”
我想他倒真不如看上去那么乏味。我发现自己又朝那张名片上看一眼。这回看得不那么马虎了，看见了他的名字。他叫约翰。芸芸众生，其中有百分之十的男人名叫约翰。
“你抽烟吗？”
“不抽。”
“喝酒吗？”
“不喜欢喝。不过也不反感。”
“你只需要说‘是’或‘否’。”
“这些也要填到表格里？”
“这些是必要提问。如果你吸大麻，国务院可要操心了。”
“大麻？”
“你用过吗？‘是’还是‘否’？”
“否。”
“有没有欠账——欠信用卡公司、电话公司的账？”
“也算正式提问？”
“是的。”
“如果我欠账，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做出纯粹与我无关的好奇模样。
约翰停下了填写。“你欠谁的账？”不等我及时回答，他马上接着说：“我调查过一个案子：一个外交官的妻子瞒着丈夫到处借钱，买首饰，买衣服。什么都买。这非常危险。”
“哦。”
“想不想知道它为什么危险？”
“想知道。”
“如果一个人经济上陷入危机，他很可能会在道德上出界。比如——只是比如：一个敌国情报机构了解了你的经济危机，又抓住了你道德上的弱点，就会用钱来诱你出卖你自己国家的情报。”他停顿一下，等待这个阴险的逻辑在我的身心弥漫，“你是否欠账？”
“啊？！”
“你是否欠任何信用卡公司的钱——额数很大的钱？我们希望我们的外交官员都有清白的信用记录，也希望他们的配偶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信用上的问题。信用对美国国家的官员极其重要。你无法想象有多重要。没有信用记录，你这个人等于不存在。”
“我就没有信用记录。”跟我这么个不存在的人，你费什么事。
“你没有信用记录？”我打赌，他肯定暗抽一口冷气，“可是，为什么呢？”
“你看，好几家信用卡公司动员我申请他们的信用卡。可我一申请他们都回答我：非常遗憾，我们无法查到您的信用记录。”
“当然！换了我，我也会给你同样的回答。”
“但并不是我主动想要他们的信用卡，是他们找上门来，甜言蜜语硬拉我进他们的信用公司。”
“拉一个客户，他们得一笔佣金……”
“可我费半天劲，填完表格，他们马上说：对你这样没有信用记录的人，我们只能表示遗憾。”
“所以你必须建立信用记录。”
“没错——这得先贷款，然后按期偿还。”
“对，你得很守信用地按期还款。这样信用记录就建立起来了嘛！”
“为了证实你的良好信用，你得先借钱；可你跟任何人借钱，他都得先看看，你是否有良好信用。你看，没有信用记录你不能贷款，可不贷款你又没法建立信用记录。典型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你读过《第二十二条军规》？”
“啊。”
“你对这本书什么看法？”他整个人显得有了点精神。
“读了十好几年了。当时只记得读不太懂。”
“你不懂的是什么？”
“除了懂的那一点，剩下的都不懂。”
他瞪了我一会儿，心想：究竟是她的英文不地道，还是她对我的态度不地道？他很快认定，我两方面都不够地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没有欠信用卡公司的账？”他提起笔打算去填表格下端的一项栏目。
“我压根没信用卡。”
“就是说，你不打算借钱？”
“没人肯借钱给我。”我看护刘先生挣的千把块钱，在劳拉的积极帮助下，买了一件TSE的开司米羊绒衫、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琉璃糖罐、一副“GUCCI”太阳镜，分别送给安德烈的三位长辈。一千块到此时还剩一百来块，劳拉很头痛地思考了一阵——这么小的数目在她看来是太难花了，实在花不出手，而安德烈的礼物还没着落。她突然眼睛一亮，说她想到了绝对妙的礼物：华盛顿“菲力甫画廊”的会员证。这样高品格的礼物加一瓶“Hennessey”，最后这一百块被她花得丰富多彩，雅俗兼顾，成功地使我再次一贫如洗。
“你知道怎样才能得到大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吗？”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说。
“不知道。”
“很简单，先得到小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
“噢。”
“没有小信用卡公司的信任，你永远不会得到大信用卡公司的信任。”
“噢。”
“连汽车加油站这样小的信用卡都得不到，你永远甭想在美国建立个人信用档案。”
“那可不。”
“没有信用档案可查，在美国就等于没你这个人。”
“没错。”
“想想看，那不就等于我无从下手吗？”
“嗯？”你要下什么手？！
“你想想我们怎么下手弄到你的信用资料呢？它压根就没存在过。你没有借过钱，请问谁来证明你会准时还钱？不能弄清你是否会负责任地还清债务，将来你作为一名外交官妻子我们怎么能保证你会有个清白的个人信用记录？而没有清白的信用记录，谁又能担保你在经济一旦陷入困境时能够回绝一切叵测的经济援助——我这里讲的所谓经济援助，就是一切敌视美国的国家对你进行的收买。”
“您是说：像我这样的穷留学生，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信用是没门儿的？”
“谁说没门儿？你应该花些力气在信用卡公司建立一定的信用。”
“怎么建立？”
“跟他们借钱。”
“不借钱就不清白？”
“不借钱怎么能证实你借了钱会负责任、守规矩地还钱呢？”
我绝望地慢慢笑起来。这比《第二十二条军规》更让人绝望。这绝望更深奥，更广袤。
“你说我们怎么证实你的信用良好？无法证实。”他说。
“可不。”我说。
“不过我相信我帮得上你的忙。”
我看看他的面孔，跟一小时前一样不关痛痒的面孔。原来他可以把善意藏得如此严密。
他说：“我可以向你的房东打听，你是否拖欠过房租。相信他们会给我一个美满的回答。这样，你不就有了初步的信用审核了吗？”
我的心成了一个空谷，“完蛋了完蛋了”的回声从谷底一圈圈升上来。
“我的房东是一对牧师夫妇。”我心想，我这时来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
“你知道？”
“安德烈·戴维斯告诉我的。”
“哦。”
“你还想告诉我什么？”
“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