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我无知的母亲心里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宪法中两度遭遇的“排华法案”，没有芝加哥满街影影绰绰的流浪者，没有给我找麻烦的FBI。她脑子里的美国是好莱坞华丽的布景，画在天幕上的明媚天空，将有色人种拦在外面的拍摄地海滩。在她无知的向往中，美国是华尔兹和香槟酒。云淡风轻的翩翩男女，舞来歌去不食人间烟火。她宽阔深邃的无知里，美国不存在那种火车、轮船、飞机、有轨电车、公共汽车，上面一律有这样的标识：有色人种——这边；白人——那边。她更不知道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白人士兵，他们宁死也不愿输入有色人种的血液。我十九岁的年轻的母亲首先要同美国恋爱，其次才是去爱刘先生。
“菁妹，我走了以后，有什么事你去找魏小姐。她人很好，况且……她是自己人。”
殷恬菁听出那言下之意：对那个解放军高级军官，你知道多少？他能让我放心吗？
“你刚才要我跟你一同走？”菁妹问。
刘先生哑在那里，希望使他浑身发颤。刘先生不属于文人无形那种文人，像这样目光瘫痪、嘴角瘫痪以至整个面容都出来一种不雅的呆相——这类时候极少，只发生在他看自己编写的剧目搬上舞台或银幕的时候。
“跟我一同走吧。”他说。说完，自我意识才麻酥酥地回到脸上、身上。
菁妹别开眼睛，睫毛低垂，盖住飞快转动的念头。
几秒钟后，她才不太情愿地点点头。她心里想，是好事就先答应下来再说。
刘先生一下子抡起菁妹，抡得她双脚悬空，黑色高帮学生皮鞋丁零当啷像两只布娃娃的脚。刘先生激情发作也是气力很大的，菁妹想，提前就做起浪漫的美国人来了。半夜阴湿凋零的上海，就给他狂热的一个拥抱而抱成了好莱坞海滩。
他深深地把她十九岁的青春吮吸进去。我想那是我母亲得到的第一个跟性有关的吻。
刘先生在机场见我时，也在我面额上吻了一下。那只是“说来话长”的一个回避，抑或封闭。他在我去睡觉后，拿出所有相册，给自己调了杯鸡尾酒，坐在这里淡远地翻看。他眼里的我大致就是他心目中的菁妹。其实我相貌上更多地取了父亲的，但刘先生认为我的懂道理、识大体是我母亲的翻版。我坚持自己提行李，麻利劲儿也是我母亲的。他还认为我有一点我母亲的世故，恰到好处，不招他讨厌。完全不世故的女人拿不上台面，在上海生活了不少年的刘先生对此早有结论。比如魏小姐，一把岁数还是天真烂漫，活泼讨厌，做她的男人时常吃不消，处处难为情。
那些相册有不少刘先生和我母亲的合影。有四张正式的订婚照，现在看看是又傻又土。要我被迫去摆那些佳人才子的造型，我非笑得昏死过去。那时我妈可真是佳人。面粉做的一样，两条柳叶眉一张樱桃嘴，全是照相馆的化妆师把她好好的脸糟蹋成了这样。她穿一件浅色洋装，不是粉红就是天蓝，朝阳格子，腰里系根裙带。裙带下面，她的小身段尚欠最后成型，但体内却一应俱全，那些带出娘胎的卵中，有一枚在多年后孵化成了我。那些卵就在朝阳格子纺的连衫裙下面，正一只接一只地成熟。这真是件很奇异、很怪诞的事，我看着相片十八岁半的小小母亲，心里胡思乱想。她命中注定了数目的这些卵在朝阳格子纺下面，在那时，有可能给孵化成别的人——不是我大哥、二哥、我，而是一些陌生人。
刘先生很可能在我们兄妹三人的生命起源插足。他险些进入那些卵，从而启开一些完全不同的命运。
我每次在和刘先生通电话的时候，总会有些不恭敬的闪念出来。这些闪念使他对于我变成了一个身份、辈分都暧昧的人。我从一开始就老三老四地称他的英文名字。我一接到他的电话就像招呼里昂之类的艺术瘪三朋友，或者预科艺术瘪三的同学们。我说：“嗨，托尼！你怎么样？”
刘先生每星期都会打个电话给我。他说他每个星期也会和他的女儿通电话。他的女儿长着黄面孔实际上比美国人更美国人。
“你还好吧？”刘先生用纯正的国语说，“我给你打过几次电话。”
“对，房东太太告诉我了。我还好，你呢？”
“很好。谢谢！芝加哥冷得要死，我看了天气预报。你下礼拜会收到一个包裹，我寄了一些衣服给你……你先别谢我，都是我女儿穿过的衣服。原先她尺码跟你一样，生孩子后胖了。所以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不喜欢的你随便怎么处理好了。”
“我会喜欢的！”
“那些衣服是她出去滑雪的时候穿的。不过她一共滑过三次雪，每次都买全套新的！”
“太好了！”
“她这个孩子不懂省钱是什么意思。”
我听着刘先生用抱怨来表现溺爱。那个女人的荣华富贵或许是占了我的，至少有我一半。我在穷困得走投无路的境况下，竟去忍受翰尼格教授五短的抚摸和拥抱，而我妈的旧日相好却跟我讲他女儿一掷千金。“不懂省钱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不要太累自己。你母亲那时候真吃得起苦，每天可以工作十来个小时！你可不要像她那样。她没得肺痨是万幸。”
“好的，我一定不像她那样。”我心里却想：我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肺痨弄不好已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
“你失眠好些没有？”
“好些了。”
“我女儿也失眠，从大学就开始失眠，大概是遗传了我的毛病。你父母有失眠问题吗？”
“没有。”
“那真有趣。你跟我的女儿这么像。你不要乱吃安眠药。”
我嘴上回答着刘先生有关安眠药的严肃询问，心里却很不严肃地想，他有没有跟我母亲春风一夜过？我母亲的初夜是不是丢失在他那里？假如在他离开中国之前，和殷恬菁做了一场大爱，刘先生失眠的基因进入了我的母亲，潜伏了十来年后，突然参与了我父母对我的制造。这的确比较有趣。我一面独自有趣着，一面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总是低级趣味，有着过于发达的粗鄙想象力。一个好好的刘先生，也在我这想象中丢掉不少体面。我这方面真没办法。
“你要多运动。我女儿的失眠跟她缺乏运动有关系。”
“是吧，”我说，“我会尽量多运动的。”我心想，你女儿的动叫“运动”，我的动叫“劳动”。两个阶级，两个性质。刘先生三十多岁就接受了父亲在南洋、香港的遗产，四十多岁就开始做寓公。他写些不痛不痒的散文、诗，后来成立了一个话剧社，自己出钱演戏。他还在百老汇周边玩了十多年，结果有个抗日的戏被人翻译成了英文，演了十场戏，是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二十五周年。五十多岁的刘先生从此开始在好莱坞游击，十几个电影剧本至今仍在各种经纪人手里，被各种正牌的或冒牌的导演们一时垂青，一时又抛弃。潇洒清高的刘先生不仅票戏，票艺术，也票生活。他正式的生活是梦想，梦想未实现的，将实现的，已错过的。我的母亲是他梦想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像刘先生这样的富贵家族，每隔一代两代，总会出个品格高雅、不屑钞票的败家子。这样钱也好权也好江山也好，就会按它自己的兴衰规律去调整和平衡。
刘先生告诉我，他很可能要到芝加哥来看一场实验话剧。他问我肯不肯陪他看看博物馆，听听交响乐。
我心想我是太肯了，只要我的失业到时候还这么稳定。我嘴上说：那太好了！我请您吃饭！
刘先生乐呵呵地说：“好啊，好啊。”
我这么慷慨当然知道刘先生绝不可能要我请他下馆子。辞掉餐馆工作，我只能等刘先生来改善我的伙食。
我和刘先生聊了半小时。我在三十分钟里每一分钟都出一身汗，因为我发现自己精神跑得厉害，生怕不小心张口说：托尼，借我一千块钱吧。
我在刘先生的电话挂断后，在卧室里团团转。已经是深夜，我一面听着牧师夫妇单调、中速的做爱节拍，一面踱着步打腹稿。我要写封信给刘先生，告诉他我经济上的狼狈，请他借给我下月的房租和水电费。这不比我妈当年给他写“？查理信”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