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慢慢转回视线，又去看围棋。他当然听见了我的提问，但他认为我那样装作没事、装作不想刨根问底、装作对他和王阿花毫无女性的天然妒忌是愚蠢的。他转过脸说“嗯？”是给我机会把话问得聪明些。然后我便感觉他的手心有了些轻微的动作，似乎用着一股内向的力量，一股不想让我和他自己察觉的力量，抚摸我的手。因为他的动作是内向的，于是也就不完全具体，我和他的手之间相隔的皮手套因而便是不存在的，回答直接进入了我的询问。因此我和他之间相隔的皮肤、血液、躯体，也不再存在；我和他之间相隔的两个下棋者，以及一整个盛着上百号人的空间，都不复存在。一个个体和另一个个体之间，竟有如此的捷径去相遇和相识。他似乎感到了我的反应，尽管我认为自己一动不动。他手心的动作更微妙，而我想要的回答全在里面了。我作为一个女性灵肉所追问的一切，他作为一具男性灵肉都一一做了解答。我不知我问的都是些什么，但他的回答无一不准确。这个过程如同两个导体的沟通，最内在最精确的沟通，不需要借助任何物质形态的线路或渠道，不必去物质世界先兜个圈子，绕趟冤枉的弯路。
原来什么都在其中了：为此动作命名，为此向自己做交代，全在其中，而“其中”，便是完整的一大片省略。或者：忽略。
我不必再去看他的脸，去寻找他眼中的回答。他的脸和眼睛都是要让我兜圈子，走入歧途的。
我感到一股陌生的渴望突然爆发，又立刻被他满足了。紧接着又是更强烈的一股渴望，他再次给予了满足。怎么会这样呢？难道这不就是两只手的活动吗？他持续给我的回答和我持续生发的渴求使我感到这经验奇异得可怖。我不是个毫无男女经验的女人啊……
我开始领会“沉溺”是什么意思。王阿花感到“沉溺”的威胁，而走向海青。王阿花是晓得厉害了。她在这里第一次见到这个清俊的亚洲男性，他抿着嘴唇和她下了大半夜的棋。他离开时她的手便被他牵住，她把自己所有的方向都交给了他。他把她牵进他的车内，那时老福特还没有彻头彻尾地苍老。那是个夏天的夜晚，一定是夏天。二十出头的王阿花只有十六岁的小脸蛋和十五岁的不谙亲吻的嘴唇。王阿花以十四岁女孩的动作，又笨拙又幼稚又积极地噘起嘴。他们的一个亲吻延续了六七个月。他们不像所有美国适龄男女那样瞎挥霍。一个吻的滋味可以无尽。里昂和王阿花肯定在六七个月之后才把吻全面完成，才迈出下一步。冬天的王阿花还是每周三次和里昂下围棋。他们的肉体在你包围我、我包围你的黑白棋子中渐渐预备就绪。裹在放羊娃大皮袄里的王阿花肯定是缓缓地抬起头，看着里昂。里昂放下最后一颗棋子，喝干杯子里最后一口白开水。他牵着她的手走出去，在走往停车场时，她的每一步都是一步小小的溜冰。里昂在启动极难启动的老福特时专注至极，跟我在今晚目睹他亡命时一样专注。俩人灵和肉的相融持续进展。他们偶尔讲一句他们自己也不懂的谈话，跟正在进展的事毫无关系。比如里昂问：“冷吗？”王阿花回答：“还好。”或者里昂说：“六个月前你下棋赢我的次数比现在低百分之二十。”王阿花说：“不对，现在我至少和你输赢各半。”他们说归说，毫不影响事情的进展。王阿花头一次感觉到下腹的抽搐——又深又内在又温存地来了一次抽搐。一些她从未意识到的肌肉运动起来，也是循着同样的内在、深奥、温存的律动。她觉得原来“不可扼制”是真有其事。她也第一次感到扼制“不可扼制”是难以言喻的美味。事情露出了最初的形状：肩、胸、腹部和小腹下的朦胧。王阿花和里昂摸黑认识着对方的肉体，那场爱抚从冬天延续到春天。初夏的一个夜晚，王阿花穿着白色T恤衫和蓝色牛仔背带裤，裤腿是一圈毛边，双膝还好，还没有太千篇一律地掏两个洞，而是磨薄了百分之七十，剩了些白色的纬线，如同神经一般牵住创口。她染了头发，染成了最深的李子那种紫黑色。她的小脸蛋白得如同一片阿司匹林，一边吊一只红色的玻璃耳坠，晃来晃去成了两大颗永不凝固的血珠。里昂眼里，王阿花不再作为他的女朋友存在了；她这天晚上开始作为他的理想存在。她跟另一个棋手下棋，静得如同坐在那里死去了，只有两个大血珠耳环活蹦乱跳地晃，晃得里昂脸色惨白。他眼里的王阿花可爱得命也没了。他不动声色，看王阿花在棋盘上战斗，竟然一反常态地指出了她的一步潜在的好棋。他说：“这样走，苏珊娜。”所有的人都吃惊地瞪着里昂——难道这小子突然忘了这里棋族的门规？里昂站起身便走了出去。跟一只犯了群规的雁，不等着雁伴儿们来轰它走便自己知趣消失掉。他在门外等了一个多小时，王阿花才出来，白衣白脸，一牙新月似的轻轻把手伸给他去牵。他们第一次来到里昂的住处。那夜，他们的事情正式结束了长长的优美序曲。
我看着里昂的侧影，专注得睫毛如同暴风雨前的草尖。我的手在他下面稍稍一动，他便迎合上来，让我们都换了个姿势。他物质的生命专注在棋盘上，他其余的生命专注于我。似乎这专注从我见到他不久就开始了。无论多少事插进来，都没有打断这专注。
我这样设想下面的谈话——我说：“里昂，我告诉过你，我有一位未婚夫，我们很相爱，他为了我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我是说，失业；我记得我告诉过你，美国国务院有规定，美国外交官跟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人发生正式罗曼史，就必须主动向安全部门交代……”
里昂会瞪着眼等我说下去。他一直等我兜完圈子，兜开一大堆的不相干，终于到达了事情的要领。而直到我嘟嘟哝哝全讲完了，他还是找不着要领。他会继续无辜地瞪着我，认为很可能是我的英文表达差劲而造成他的不得要领。我用了那么多“因为”、“但是”，他完全看不出逻辑。我有未婚夫，这和他有什么矛盾呢？我将和我的未婚夫结婚，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我和我的未婚夫相爱，难道他里昂有半点企图要取缔，或者取代？我喋喋不休在澄清一个对于他始终没有混淆过的事情。他瞪着我，我明白他瞪着我的意思：从一开始我就以为你懂，现在你把我胡扯到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里去了；你的胡扯让我想到人世间俗不可耐的那桩事情，人们管它叫“三角恋爱”。里昂会觉得好笑，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讲清自己的身份，这样的强调不得不给他也划个身份，而给他划定的身份跟他文不对题。
这是必定的局面。
我第十次把话咽回去。
他突然回头问我：“你渴吗？”
我端起玻璃杯，里面的冰块叮叮叮地碰撞，发出迸裂的细小声响。
他说：“要不要一杯血玛丽？他们的血玛丽做得特臭，只有万不得已我才会喝。”
我告诉他有水喝就很好。他不再坚持，但他看出我有一点分心，我心里那股湍急的欲望搅得眼神涣散：是想得到更多、更明确的他；是想有个明确的动作来划定我们的身份；是想延长这朦胧期，或想终止这朦胧期。我想说：里昂，我们这种秘密感觉最终是无法向我们自己保密的呀；你不命名它，它终将也会有一个不可抹杀的名分；你不可能一直朦胧过去……而我知道这些话一旦说出口就会要多蠢有多蠢。里昂的音乐、王阿花的画、海青的雕塑都让我有些懂得他们这类人，就是不去给情感、感觉、心绪，甚至行为、活动命名的一类人。他们尊重这些感觉和行为，就原原本本地尊重、原原本本地转达给别人。世上有多少没有名目的情感、感觉和动作啊！
我对于他们，或许是个把一切都以文字命名的蠢笨的人。
我看着里昂放在我手背上的手。这手七岁起开始把无法命名的感觉敲到钢琴键里。里昂告诉我，他是个很不怎么样的钢琴家；当他每每意识到自己不能老老实实做个钢琴家，他就宽慰地想，我毕竟还能作曲；当他每每承认自己不能心甘情愿写些如歌如泣的旋律出来时，他宽慰地想，我毕竟还能弹弹琴。他告诉我他两样都很初级，因为只有程式化的训练才能使人走向高级，而他仇恨程式化的训练。他说世上没有一个旋律是独立的，每个旋律都有其他旋律的感染；每个旋律的父亲都是个疑点。他跟我在电话上不止一次地感叹：世界上要没有这些经典作品该多好——它们像个取之不竭的巨大精子库，向我们甭管多么纯洁的血统暗暗输入精子，你永远也闹不清你辛辛苦苦九死一生分娩出来的是谁的杂种。
门口进来一对男女，男的穿着毛料大衣，里面必然是西服，很可能还是三件套的西服，领带结得端正至极，扭头、打嗝都不行。女的头发上喷了太多发胶，眉毛修得太整齐。一个律师（或会计师）和一个办公室前台小姐（或律师助理）。俩人一看室内的气氛就对视一眼，都认为这不是他们来的地方，这地方不安全。他们听说了一家有名的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本想来探探险，如同文明人对非洲或南太平洋岛国的赏光。但他们一进来就发现这里的人不是在玩野蛮，是真格野蛮。他们个个抽大麻，创作得罪大众的诗或画或音乐，或者干脆不要任何得罪人的形式，就专门跟大众作对。
一个女子走上舞台。说是舞台，不过就是圈起的一小块空地。白热的一束光从她头上浇下来，她打开一个纸卷，开始念上面的句子。句子卖弄着无道理和无逻辑。她的头发也染成紫黑的李子颜色，穿件深绿的天鹅绒短裙，腿上套着紧腿裤和带一圈穗子的牛仔靴。
那对进来不久的男女听了一会儿女诗人的大麻嗓音，恶心地笑了笑。他们想，这些人认为精神世界靠他们推动呢！仅仅五分钟，他们就受够了这家著名的“无出路咖啡馆”。最后看一眼把叫床认为是诗朗诵的女才子，拜拜了此地。
里昂看那个被灯光淋浴的绿衣女子眯起眼，仰着头，词语被她吐一半吞一半。他眉头微微蹙起，调开脸。他也受够了这类玩意儿，他认为正是这类毫无天才，永远不求甚解的一大批败类要对前卫艺术的不良名声负责。
里昂拉着我的手走出门。几年前他就这样拉着王阿花的手出了门，走到带有大麻气味的小街上。他这样拉着我的手，使我误认为我很年轻，年轻得对一份无名目的感觉还享受得起。
而他没有像吻王阿花那样吻我。因为我不是既幼稚又积极地噘起嘴的王阿花。里昂大概知道我在男女方面有一定的底子，我的一切都被他的手调动到了最佳状态，吻会离后果太近了。而他明白我不像王阿花，我是个立刻要追究后果的人。
他只是在早晨七点我们一同走出他排练的那家摇滚酒吧时，无言了好一阵。然后脱下我右手的手套，吻了一下我的掌心。你弄不清他这是开端还是告终。他仔细替我赤条条的手戴上手套，一面说：这手套就给你戴吧。我还有另外一副。
他没有送我一程。我掌心上他的嘴唇松弛而柔软，少女似的，那吻却极深极深，他对王阿花百般心碎的感觉，全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