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休了个很好的假期？”便衣福茨声音悦耳。
“很好。”我就知道你会打电话来。你够准时的——晚上十点。
我知道理查什么都清楚。他也知道我知道他如何清楚。他和我都不徒劳地假装彼此周旋很有必要，因此我们干脆不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游戏。
“戴维斯先生怎么样？”
“很好。”
“那就好极了。”
我等着他完成他的礼貌。
“我也带着我的女儿出去小小度了个假。我告诉过你吗？我和我的女朋友领养了一个韩国小女孩？”
“噢。”这事不是流行很多年了？
“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典型的亚洲娃娃，你该看看她那头发，又黑又密！”
“噢。”
“她是个非常不幸、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她已经和我们一同生活了半年。我敢打赌她将来会很有个性，智力的发育也会……”
“太好了。”
“可我还没结束我那句话。”
“很抱歉。”
“没关系！她现在一岁了。你知道她最爱说的词是什么？”
“是什么？”
我翻了一页书。这本书要在明天上课前读完。
“她最爱说的词是‘不’。”
“噢。”
“我们觉得太有趣了，一个一岁的孩子往往最爱说‘我要’——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这个孩子恰恰是不要这个，不要那个。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
“一个从贫穷中来的弃儿，却会说‘不’。对了，你怎么不问她叫什么名字？”
“噢，她叫什么名字？”这一页里居然有三个生词。
“她叫Sunny，阳光灿烂的意思。她不是个一般的孩子。离开孤儿院大部分孩子会哭的，她就是不哭，很可能她心里对孤儿院有看法。她好像对许多问题都有看法。今天早上我给她吃混合奶，我自己去读报。等我读完报，发现她根本没动奶瓶！因为她对我读报纸不理她这事有看法。你看！”
我不知他说的“你看”是什么意思，要我看什么。看他的国际襟怀？看他如何正常地、有人情味地做人？跟美国大部分中产阶级一样，有着接济全人类的志向？
“好像美国挺时兴领养韩国小女孩的。”在字典上查到的词意颇模糊，令人难以满意。
“……”理查说，他的话擦着我的耳朵过去，成了白色噪音。
“没错。”还是该把生词写在小纸片上，贴到墙上去。
“……真的非常特别。”
“是吗？”
“……我的女朋友出生在美国。你有韩国朋友吗？”
“真的？！”这屋的墙已不再秃，贴满各色纸片。动词：黄色的；形容词：浅蓝的；副词：淡灰的；名词：绿色的。“对不起，你说到哪儿了？”
“……像她这样的弃婴都会讨好他们的养父养母，他们没办法，这是弃儿的本能，他们潜意识里的求生本能。所以弃儿总是很会察言观色，讨你欢心。这是他们建立自我防卫的唯一方式，也是他们表现感激……”
“没错！”
“什么没错。”
“无论你说什么，都没错。”
“可你打断了我。”
“我打断了吗？”
“你是不是不爱听我讲‘阳光灿烂’的事？”
“很抱歉打断了你。”
“没事。大概做父母的都有这个毛病，吹嘘他们的孩子。不过我并没有吹嘘‘阳光灿烂’。她的确没有那些弃儿的毛病。好像她不怕得罪我们，甚至不感激我们救了她。”
“你希望她感激吗？”
“这不是我希望不希望的问题。是她非常、非常独特。你说呢？”
“当然。”从五十年代中期，著名作家赛珍珠开始了这场拯救弃婴的神圣事业。她受不了美国士兵们打扫战场之后在无数韩国姑娘腹内留下种子，然后拍拍屁股回了美国。赛珍珠到处演讲，口干舌燥地动员人们掏腰包，给予千万个“蝴蝶夫人”一些关照。女作家已两鬓斑白，她将美国士兵们造的孽一一补偿，将他们留下的残局慢慢收拾，一直收拾到理查·福茨的小女儿——“阳光灿烂”。白发苍苍的文学女泰斗伸出强壮的双臂，展开老祖母的拥抱，呼唤着：救救孩子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孩子！救救美国的孩子，救救美国良心……
“‘阳光灿烂’不喜欢花，但很喜欢树叶、树枝；她也不爱玩具，但特别爱我的钥匙！你说她是不是很逗？”
“很逗。”
“我觉得非常幸运，能有这样的孩子，不过‘阳光灿烂’也很幸运，我们真心爱她。我已经开始为她储蓄教育经费了。你知道吗？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得二十多万！”
“我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们又没在打扫战场的同时在无数女性体内继续兵力驻扎。
“我相信‘阳光灿烂’将来一定会让我骄傲，一定会……”
“我也相信。”
“真的？”
“真的。”
“谢谢你！”
“哪里的话。”
便衣福茨变得很动情。他辛辛苦苦寻觅我的行踪，问候我的归来，准时给我打电话，就是要向我抒发他这番激情。我甚至被他的激情感动了，因为我听出他动真格的了。虽然这激情和我无关，但我不忍提醒他。他这样一个整天忙着逮人、忙着审讯的便衣也难得这般激情。我甚至在他的话音中听出了诗意。他说韩国女婴的到来让他想到那个著名的圣经故事，他说世上多少美好善良浪漫的故事就始于这样一个躺在竹篮里的婴儿，顺水漂流，漂到幸运之岸。漂到美国之岸的女婴“阳光灿烂”当然是幸中之幸者。我心想，真难为他了，整天操持的都是血淋淋的事务，倒还未泯一腔诗意。
我的现实如此地缺乏诗意。或说诗意对于我的现状毫不切题。我需要多挣一些钱，需要睡足觉，争取不拖欠房租，争取上课不打瞌睡。这时我听理查说：“还有你。”
我说：“啊？”
他说：“你也是个顺水漂来的孩子，漂过太平洋，漂到我们的海岸。”
他这样诗意真要我命。三十来岁的便衣福茨原来也可以满口文艺腔。
“对不起，我明天有课，今晚必须读完这本书。一千多页。”
“什么书？”
“索尔仁尼琴你知道吗？”
“当然！”
他不大高兴我这么提问，似乎挺挤对他。
“我正在读他的传记。”
“他也是漂来漂去，终于漂到我们的海岸。”
“你是说索尔仁尼琴？”
“你不同意我的比喻？”
“同意，同意。”你那比喻是，偌大个索尔仁尼琴被盛在竹篮里，随波漂流。这个比喻可不怎么样，比较恐怖。而且巨大的婴儿一从竹篮里站起就骂美国的大街。
“对了，下次我想听你谈谈你的父亲。”
“好的。”不过我真想跟人讲的，或写的，是我的母亲。她从家里出逃，去拼打男人们的天下时，还不足十六岁。你怎么一字不问我这了不起的母亲……
躺在床上，我一遍遍回忆我上次讲了哪些有关我父亲的话。不能说错一句，错了一句就会被认为是谎言。我看着外面路灯的灯光从百叶窗缝投射进来，把完整的黑暗拉成一丝一丝。牧师夫妇开始做爱了，他们逐渐调整了方式，为了我好，他们现在闷声不响地作乐，在黑暗中不分你我，仅是地板的微微颤悠传到墙这边来了。黑暗似乎隐去了一墙之隔，他们把我容纳到他们健康、年轻的夜晚活动中去了。
我快要在别人的节奏中睡去时，主卧室的门打开了，先是牧师进了浴室，然后，是他年轻的妻子。水声飞溅，如同年轻的笑声。不知我母亲最初热恋我父亲的时候，是否对做爱有过如此的兴趣……
我母亲从芦苇遮蔽的小路一步登上两丈宽的大路，回过头，扶疏的芦苇已愈合如初，不再有退路可走。除了我之外，母亲村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找到殷家三小姐的下落。十六岁的母亲从来零嘴不断，出村子前还在杂货店买了一包梅子。出了村，又叫住一个卖熟老菱的，用她的绣花手绢兜了一斤老菱。我知道，只要顺着小路上的菱角壳、梅子核寻下去，便能找回秘密出逃的母亲。
母亲从来没走过这么长的路。要不是她准备了充足的零嘴一路给她打岔，光是走这段路的无趣，也会烦得她受不了，到不了路的三分之一，她便会对自己说：算了算了。她这时找了块土包，把原本包菱角的绣花手绢铺上去，这才提一提旗袍，坐了下去。她穿着棉纱长筒袜，不像城里少奶奶的丝袜那样薄，也是精纱细纺的。走了十多里地，母亲感觉袜子从膝盖褪到小腿，又从小腿褪到脚踝，绝大部分的路途，她是把两条长筒袜踩在脚心走过来的。若没有零嘴分她的神，母亲不可能受得住缩成两团、硌得要命的长筒袜。
母亲把长袜子从脚板下面一路拉上来，拉得平整光润，她心里一阵难以言喻的好受。她眼睛向路西头望着，手把鞋子提起，仔细倒尽里面的沙土、草根。然后她从随身挎来的蓝色印花包袱里，拿出一块光洋。余下的还有九块光洋，它们都没了之后她靠什么吃饭，她是不去想的。我母亲主意很大，九块光洋之后的日子她肯定过得下去，并过得不差。
路的西头来了辆汽车。车顶上绑着四五个皮箱，十多个铺盖卷。车子蓬头垢面，四个轮子上肥厚的一层泥土，使它看上去肿胀、笨拙。我母亲朝它挥一下胳膊，汽车在她面前停下。她回身弯腰，去拾那条垫在土包上的绣花手绢。我知道母亲无论在多么十万火急的情况下，都不会脑子一热丢失一条手绢或一枚发卡。她问五十多岁的司机：“老师傅您可是去南京啊？”老师傅说：“是啊，你打票没有？”母亲松开五个手指，下巴一偏，掌心上是一块光洋：“老师傅，这个够不够我打票啊？”司机说：“这么大的钱我到哪里去给你找钱？你没有零钱吗？”母亲摇头笑笑。车上的人个个都在睡觉，这时有两个人醒了，看见有人在钱上作了难，便立刻眼一闭，心想，等他俩扯皮扯完了我再醒吧。
老师傅说：“那就对不住了，小妹妹，你走到县城去搭车吧！”
我母亲说：“有多远啊？”
老师傅说：“三十来里地。”
他这样讲的时候脸上那点儿不忍马上被母亲抓住。她说：“老师傅，你看太阳都偏西了，你舍得我一个人走三十来里地呀？”
老师傅看着这个俊秀的女孩，他是舍不得的。他说：“回头到了南京，你补张票吧。”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到了南京，我买鼓楼的臭豆腐请你吃！”
老师傅笑得呵呵的。车就开上路了。他朝一个空座也没有的车厢喊：“大家挤挤睡啦，给这位小妹妹腾点地方坐！”他喊了三遍，谁也不肯醒。他便拿了个铅桶，底朝天搁在凸起的引擎旁，又把自己一个烂棉袄铺到铅桶底上。我母亲坐了下来，把那块光洋仔细塞回包袱。她知道搭这趟车她一文钱不必花了，老司机方才叫她补票的话，是讲给全车人听的，是向他们表白，对这个乖巧漂亮的小姑娘，他毫无偏心眼儿的。
我母亲并不多话，只是有问必答。
老司机问：“是在南京读女子中学啊？”
我母亲说：“是的。”
我晓得母亲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四年私塾。她在最初闯荡世界的时候，不讲实话，我完全赞同。我母亲真是个聪明过人的少女，她表现出的大方、沉着，让人相信别说她熟知南京，就连上海十里洋场都不在她话下。我认为她身上唯一的可疑之处就是那个乡气十足的印花包袱。老司机也觉得那小包袱有点坍这女孩的台。
老司机说：“你是来走亲戚？”
“是的。”
老司机从头一眼看见这女孩，心里就在骂她的父母：这样一个女孩，怎么就舍得放她到乡间村野来。碰不上土匪碰上人拐子，那不可惜了她的知书达理、上好家教？她穿一件浅蓝布旗袍，黑布鞋，两根辫子绾成两个圈，城里女学生要是不剪短发，一般都梳这种辫子。
老司机说：“家住哪里呀？”
我母亲说：“鼓楼。”
她就知道一个鼓楼、一个夫子庙。夫子庙给日本人烧了，她是晓得的。所以对于她，南京也就只剩了鼓楼。
老司机说：“家里老人都好吧？”
“都好。”
我母亲心想，就因为老人们个个都好，都太硬朗，我才不要这个家了。四代人三十来口，挤在一个姓氏下，困于一座大屋中。一顿饭要从上午八点做到中午十二点，每个人才有希望吃饱。一个老虎灶的烟囱要不断冒烟，每个人才洗得上澡。我母亲的一个姐姐嫁出去了，一个嫂嫂娶进来了。两个不比她年长多少的女子就变得隔了代一样老，接着就挺起了大肚皮，接着就当着一大家子敞开怀拽出长形的****，塞到小毛头嘴里。我母亲觉得她们眨眼间变形的长形****是她头一个不想要的。好好的****说变就变，变得那么丑，她们连大敞着怀也无妨了。我母亲在她的姐姐和嫂嫂又呆又直的目光里，看见她们的满足：那种对自己的未来完全熟知的满足。她们的未来就像通往井台的那条小路，一共两个弯、三个坎、四个台阶，她们闭着眼都走不错。这是令她们踏实的好事，令她们两眼瞪着二尺远的一处空白，心里一个心思也没有；偶然有的个把心思，无非是一个成色好的玉镯，一块杭州绸料，一条南京来的云片糕。等她们把孩子从胸前换到背后，她们便再次大起肚皮来。
我母亲第二个不要的，就是她们的杭州绸缎小褂，她们的玉镯，以及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相好。她们的丈夫和相好在我母亲眼里都毫无区别：梳着分头，穿着长衫或短衫，聊天的时候总是每隔几分钟往地上啐一口唾沫。他们还是能让女人们有面子的男人，不必做下田的泥腿子，顶多押车到县城去卖卖茶叶或蚕茧或挂面。